中国留学生骤降25%、华裔科学家集体沉默——澳中教育合作站在十字路口
2026年6月，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UTS:ACRI）举办了一场闭门研讨会，主题是“澳中教育合作：挑战、政策转变与未来方向”。四位嘉宾——Universities Australia高级总监Angela Lehmann博士、《泰晤士高等教育》亚太区编辑John Ross、UTS澳中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皖宁教授、以及研究院院长James Laurenceson教授——围绕澳中教育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前景展开了近两个小时的坦诚对话。
本文根据研讨会内容整理，力求呈现一幅真实、完整的澳中教育合作图景——包括那些“房间里的大象”。
一、不止是留学生：被忽视的多元版图
当澳大利亚人提到澳中教育合作时，第一反应几乎都是中国留学生。这不难理解：据估计，澳大利亚高校的中国校友已超过75万人，悉尼大学等顶尖高校的中国留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贡献约三分之一的收入。
但正如Angela Lehmann博士在研讨会上所指出的，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学生流动是双向的——澳大利亚学生通过新科伦坡计划前往中国，而中国政府近期也在推出新机制，鼓励更多澳大利亚年轻人赴华交流。跨国教育（TNE）是另一重要支柱——澳大利亚大学与中国高校联合开设课程或共建学院，学生可在国内开始学业，再到澳大利亚完成学位。过去一年，中国政府鼓励更多高质量跨国教育合作，试点允许在海外完整授予澳大利亚学位。
行业对话持续进行——Universities Australia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保持定期高层对话。约1250份正式合作协议维系着两国高校间的联系。校友网络构成了另一层纽带——在中国培养了大批熟悉澳大利亚、对澳持积极态度的“隐形资产”。
在几个传统留学目的地中，澳大利亚“远超其体量”。但跨国教育领域，英国领先于澳大利亚——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等联合机构是典型案例，而尚无澳大利亚高校建立类似分支机构。
二、留学生的“硬币两面”
中国留学生为澳大利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James Laurenceson教授引用了一组数据：跟踪全球顶尖AI人才，57%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本科毕业于中国高校，仅13%来自澳大利亚本土本科项目。这些人才中，58%毕业后继续在澳大利亚工作。他们及其亲友的到访也惠及旅游业，部分人最终成为澳大利亚永居居民或公民，且据悉尼大学与毕马威的研究，他们往往具有极高的创业精神。
但John Ross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另一面：许多中国学生在英语能力上面临困难，影响学业表现和小组合作。部分课堂出现“近乎单一文化”的现象——某些商科硕士课程中，80%的学生来自中国，普通话甚至成为课堂语言。中国学生与本地学生之间的社交隔阂、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孤独感、疏离感，甚至自杀【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个案）同样令人忧虑。此外，还有房东与雇主剥削、针对中国学生的诈骗团伙等问题。
在科研合作方面，数据揭示了深层依赖：澳大利亚STEM领域（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工程学）全球前10%高被引论文中，54%涉及中国合作者，而涉及美国合作者的仅为12%。没有与中国的合作，澳大利亚保持全球科研前沿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冲击。
三、“硬币在翻转”：中国留学生人数为何骤降？
研讨会上最引人关注的数据是：本财年至4月，中国学生签证申请量同比下降25%。这一趋势不仅限于澳大利亚——自2019年以来，全球中国留学生总数已下降20%。
Lehmann博士提出几个关键观察：结构变化显著。 2011年，60%的中国学生来澳攻读本科；到2024年，61%攻读研究生——这一翻转反映出中国国内的“学历通胀”现象。性别构成也在变化。 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以女性为主（与美国相反），但疫情后女性占比有所下降。专业选择日趋多元。 2011年，商科占中国留学生注册的三分之二；如今已降至40%左右。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中国正从“人才输出国”转向“人才接收国”——中国每年接收约50万名国际学生，既是生源市场也是竞争者。John Ross指出，2026年4月北京国际教育展上，德国已超越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地——德国大部分州对国际学生（包括非欧盟学生）免收学费。
Ross认为，传统英语国家的“留学价值主张”正在崩塌：“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行动中心’已不在波士顿、洛杉矶、伦敦或悉尼，而是在中国。”学生正转向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近邻。同时，北京方面出版了一系列刊物——如《留学还有用吗？》——意在鼓励学生留在中国国内接受教育。
四、科研合作：优势与风险之间
Laurenceson教授提出一组令人警醒的数据：澳大利亚仅占全球人口的0.33%，经济总量仅占全球1%，却在全球STEM领域前10%高被引论文中贡献了约5%——远超出其体量。更值得注意的是，这5%中85%涉及国际合作。
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科研伙伴是中国——54%的澳大利亚顶尖STEM论文涉及中国合作者，而涉及美国的仅为12%。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合作者仅占其顶尖论文的5%。结论很明确：没有中国，澳大利亚的科研竞争力将严重受损；没有澳大利亚，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
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不存在。2023年10月，ASIO总干事披露其机构曾“挫败一起渗透某知名澳大利亚研究机构的阴谋”。正如Laurenceson所说：“没有人说这里没有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澳大利亚应致力于在适当风险防控下保持最大限度的开放。
五、“过度安全化”：华裔科学家的集体沉默
研讨会上最触动人心的部分，是孙皖宁教授关于华裔科研人员为何集体沉默的观察。
“我们确实很努力，但没有成功。”孙教授说，“他们担心的因素很多。”他们担忧不公平的媒体报道——对华裔科学家而言，任何曝光都可能是“负面曝光”；担心项目受影响、经费申请受阻、甚至失去学校的支持；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持续的压力已让他们感到“困惑、委屈、士气低落，有些人甚至愤怒”。
这些科学家多为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已在澳生活工作二十余年。他们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表示理解，但认为当前存在“过度安全化”或“过度警戒”。关于“两用技术”概念的滥用尤其令他们困扰——“高墙、小院”模式已名存实亡，“院子”正变得越来越大。
有研究者引用了中国谚语：“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以此形容他们所感受到的政策氛围。尽管大学从未明令禁止，但层层“尽职调查”障碍已使合作愈发困难。
签证审批是另一重障碍。 部分博士申请人等待签证超过一年，甚至18个月——只因其案件被移交安全机构“进一步评估”。这导致澳大利亚导师的科研项目被迫推迟，因为实验室需要这些博士后候选人到岗才能推进研究。当被问及为何不招收本地博士生时，答案令人警醒：“我们真的很想招他们，有些确实很出色，但愿意读博士的人太少了——他们只想拿个学位，然后出去找工作。”
孙教授证实，一场“人才流失”正在发生——涵盖教授、高级教授到博士后的各个层级。这无疑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六、结语
从中国留学生到跨国教育，从科研合作到人才流动——每一个维度都既有巨大的收益，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
签证申请量的下降、过度安全化的科研环境、华裔科研人员的流失——这些都是值得政策制定者认真对待的信号。John Ross在研讨会结尾的一段话或许值得深思：“作为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以不可退还的2000澳元签证申请费、漫长的等待时间、不给任何答复、让博士申请人悬而未决长达两年——这不是我们对待年轻邻国公民应有的方式。”
澳中教育合作的未来，取决于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与保持开放合作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一个既能守护国家利益，又不牺牲澳大利亚在全球科研版图上的竞争力与人性光辉的平衡点。
*以上内容系网友YOYO丫米自行转载自800度看世界，该文仅代表原作者观点和态度。yeeyi号系信息发布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代表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果对文章或图片/视频版权有异议，请邮件至我们反馈，平台将会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