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驟降25%、華裔科學家集體沉默——澳中教育合作站在十字路口
2026年6月，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UTS:ACRI）舉辦了一場閉門研討會，主題是「澳中教育合作：挑戰、政策轉變與未來方向」。四位嘉賓——Universities Australia高級總監Angela Lehmann博士、《泰晤士高等教育》亞太區編輯John Ross、UTS澳中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孫皖寧教授、以及研究院院長James Laurenceson教授——圍繞澳中教育合作的現狀、挑戰與前景展開了近兩個小時的坦誠對話。
本文根據研討會內容整理，力求呈現一幅真實、完整的澳中教育合作圖景——包括那些「房間里的大象」。
一、不止是留學生：被忽視的多元版圖
當澳大利亞人提到澳中教育合作時，第一反應幾乎都是中國留學生。這不難理解：據估計，澳大利亞高校的中國校友已超過75萬人，悉尼大學等頂尖高校的中國留學生佔在校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貢獻約三分之一的收入。
但正如Angela Lehmann博士在研討會上所指出的，這隻是故事的一部分。
學生流動是雙向的——澳大利亞學生通過新科倫坡計劃前往中國，而中國政府近期也在推出新機制，鼓勵更多澳大利亞年輕人赴華交流。跨國教育（TNE）是另一重要支柱——澳大利亞大學與中國高校聯合開設課程或共建學院，學生可在國內開始學業，再到澳大利亞完成學位。過去一年，中國政府鼓勵更多高質量跨國教育合作，試點允許在海外完整授予澳大利亞學位。
行業對話持續進行——Universities Australia與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保持定期高層對話。約1250份正式合作協議維繫著兩國高校間的聯繫。校友網路構成了另一層紐帶——在中國培養了大批熟悉澳大利亞、對澳持積極態度的「隱形資產」。
在幾個傳統留學目的地中，澳大利亞「遠超其體量」。但跨國教育領域，英國領先於澳大利亞——諾丁漢大學寧波校區等聯合機構是典型案例，而尚無澳大利亞高校建立類似分支機構。
二、留學生的「硬幣兩面」
中國留學生為澳大利亞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收益。James Laurenceson教授引用了一組數據：跟蹤全球頂尖AI人才，57%在澳大利亞獲得博士學位的研究人員本科畢業於中國高校，僅13%來自澳大利亞本土本科項目。這些人才中，58%畢業後繼續在澳大利亞工作。他們及其親友的到訪也惠及旅游業，部分人最終成為澳大利亞永居居民或公民，且據悉尼大學與畢馬威的研究，他們往往具有極高的創業精神。
但John Ross毫不避諱地指出了另一面：許多中國學生在英語能力上面臨困難，影響學業表現和小組合作。部分課堂出現「近乎單一文化」的現象——某些商科碩士課程中，80%的學生來自中國，普通話甚至成為課堂語言。中國學生與本地學生之間的社交隔閡、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孤獨感、疏離感，甚至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個案）同樣令人憂慮。此外，還有房東與僱主剝削、針對中國學生的詐騙團伙等問題。
在科研合作方面，數據揭示了深層依賴：澳大利亞STEM領域（計算機科學、材料科學、工程學）全球前10%高被引論文中，54%涉及中國合作者，而涉及美國合作者的僅為12%。沒有與中國的合作，澳大利亞保持全球科研前沿的能力將受到嚴重衝擊。
三、「硬幣在翻轉」：中國留學生人數為何驟降？
研討會上最引人關注的數據是：本財年至4月，中國學生簽證申請量同比下降25%。這一趨勢不僅限於澳大利亞——自2019年以來，全球中國留學生總數已下降20%。
Lehmann博士提出幾個關鍵觀察：結構變化顯著。 2011年，60%的中國學生來澳攻讀本科；到2024年，61%攻讀研究生——這一翻轉反映出中國國內的「學歷通脹」現象。性別構成也在變化。 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以女性為主（與美國相反），但疫情后女性佔比有所下降。專業選擇日趨多元。 2011年，商科佔中國留學生註冊的三分之二；如今已降至40%左右。
更深層的變化在於：中國正從「人才輸出國」轉向「人才接收國」——中國每年接收約50萬名國際學生，既是生源市場也是競爭者。John Ross指出，2026年4月北京國際教育展上，德國已超越澳大利亞成為中國留學生的目的地——德國大部分州對國際學生（包括非歐盟學生）免收學費。
Ross認為，傳統英語國家的「留學價值主張」正在崩塌：「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行動中心』已不在波士頓、洛杉磯、倫敦或悉尼，而是在中國。」學生正轉向香港、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等近鄰。同時，北京方面出版了一系列刊物——如《留學還有用嗎？》——意在鼓勵學生留在中國國內接受教育。
四、科研合作：優勢與風險之間
Laurenceson教授提出一組令人警醒的數據：澳大利亞僅佔全球人口的0.33%，經濟總量僅佔全球1%，卻在全球STEM領域前10%高被引論文中貢獻了約5%——遠超出其體量。更值得注意的是，這5%中85%涉及國際合作。
澳大利亞最重要的科研夥伴是中國——54%的澳大利亞頂尖STEM論文涉及中國合作者，而涉及美國的僅為12%。對中國而言，澳大利亞合作者僅占其頂尖論文的5%。結論很明確：沒有中國，澳大利亞的科研競爭力將嚴重受損；沒有澳大利亞，中國的影響微乎其微。
但這並不意味著風險不存在。2023年10月，ASIO總幹事披露其機構曾「挫敗一起滲透某知名澳大利亞研究機構的陰謀」。正如Laurenceson所說：「沒有人說這裏沒有值得關注的問題。」但澳大利亞應致力於在適當風險防控下保持最大限度的開放。
五、「過度安全化」：華裔科學家的集體沉默
研討會上最觸動人心的部分，是孫皖寧教授關於華裔科研人員為何集體沉默的觀察。
「我們確實很努力，但沒有成功。」孫教授說，「他們擔心的因素很多。」他們擔憂不公平的媒體報道——對華裔科學家而言，任何曝光都可能是「負面曝光」；擔心項目受影響、經費申請受阻、甚至失去學校的支持；擔心自己的心理健康——持續的壓力已讓他們感到「困惑、委屈、士氣低落，有些人甚至憤怒」。
這些科學家多為澳大利亞公民或永久居民，已在澳生活工作二十余年。他們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表示理解，但認為當前存在「過度安全化」或「過度警戒」。關於「兩用技術」概念的濫用尤其令他們困擾——「高牆、小院」模式已名存實亡，「院子」正變得越來越大。
有研究者引用了中國諺語：「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以此形容他們所感受到的政策氛圍。儘管大學從未明令禁止，但層層「盡職調查」障礙已使合作愈發困難。
簽證審批是另一重障礙。 部分博士申請人等待簽證超過一年，甚至18個月——只因其案件被移交安全機構「進一步評估」。這導致澳大利亞導師的科研項目被迫推遲，因為實驗室需要這些博士后候選人到崗才能推進研究。當被問及為何不招收本地博士生時，答案令人警醒：「我們真的很想招他們，有些確實很出色，但願意讀博士的人太少了——他們只想拿個學位，然後出去找工作。」
孫教授證實，一場「人才流失」正在發生——涵蓋教授、高級教授到博士后的各個層級。這無疑不符合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
六、結語
從中國留學生到跨國教育，從科研合作到人才流動——每一個維度都既有巨大的收益，也伴隨著不容忽視的風險與挑戰。
簽證申請量的下降、過度安全化的科研環境、華裔科研人員的流失——這些都是值得政策制定者認真對待的信號。John Ross在研討會結尾的一段話或許值得深思：「作為一個富裕、文明的國家，以不可退還的2000澳元簽證申請費、漫長的等待時間、不給任何答覆、讓博士申請人懸而未決長達兩年——這不是我們對待年輕鄰國公民應有的方式。」
澳中教育合作的未來，取決於如何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持開放合作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一個既能守護國家利益，又不犧牲澳大利亞在全球科研版圖上的競爭力與人性光輝的平衡點。
*以上內容系網友YOYO丫米自行轉載自800度看世界，該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和態度。yeeyi號系信息發布平台，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代表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果對文章或圖片/視頻版權有異議，請郵件至我們反饋，平台將會及時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