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人对遇害外卖骑手家属已捐款超过18万澳元！【现实问题】杀人的流浪汉只会被判防卫过当吗？
上千华人昨天傍晚起聚集在墨尔本市区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门前，悼念本周五晚不幸遇害的中国籍外卖骑手冯建明，也为所有奔波在街头的劳动者发声。
石墙上贴着中英文海报：他奔波送餐，是为供养孩子读书，可他再也没能回家。
捍卫正义，守护安全。
大家期待凶手得到法律的严惩，同时呼吁平台正视骑手的劳动风险、完善保障，要求政府重视治安。
两个孩子的父亲，熊猫外卖47岁中国籍外卖骑手本周五晚约8点多于墨尔本CBDVictoria市场附近的Frederick Way被一51岁流浪汉摆弄及推倒电动车，抢夺外卖，他和一位24岁同伴上前拦截，左胸被刺三，四刀，不幸伤重去世。同伴受伤入院（现已出院）。
嫌犯随后跑出去数百米，登上一辆公交车逃离，后在昨天早上被捕，在接受问话。
逝者是中国陕西黄龙县男子冯建明，和52岁的妻子结婚近30年，2017年来澳后一直没回国，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异地后几乎每天都会视频通话，只为打工供两个如今已20多岁孩子（女儿25岁，儿子23岁）读大学，原本打算再工作一两年就回国，大家团聚。他还承担着中风的父亲住养老院的费用（每月4,5千元），一直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孩子们说父亲勤劳，乐观，有责任感，为了贴补家用能省则省，生活很简朴。
（另，冯先生遇害后，遗体一直被留在事发现场附近的东北麻辣烫店内，迟迟没有被当局善后，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运走）
各方表示哀悼。
昨天下午，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房新文总领事应约同维州州长Ben Carroll紧急通话。州长对外卖员遇害深感痛心、深表震惊，表示凶手目前已被警方逮捕，请房总领事向遇害者家属转达他的深切哀悼和诚挚慰问。
房总领事要求依法公正处理此案，严惩凶手，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
（从政治和选举的角度来看，这起恶性案件发生在了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上，让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工党面临雪上加霜的巨大危机，留给政府进行危机公关和挽回民意的时间极度紧迫）
冯先生的妻子事发当晚连夜赶到北京，正在加急办理赴澳签证，总领馆和墨尔本唐人街商业协会社团正在全力配合加速签证审批。
熊猫外卖方面则表示，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将尽力向家属提供必要支持，配合警方调查。最新表示已安排专人与家属对接、协助办理来澳签证、与总领馆保持联系；承担家属来澳的交通费用和逝者的丧葬费用，并为家属提供抚恤金。
有一个情愿已在Change.org上发起——“骑手安全优先：调查熊猫外卖丢餐政策，保障骑手免于冒险追偿”，联署的人已过万。
（骑手是否是因为担心被扣款，赔偿或账号处罚，而选择去追了偷餐的流浪汉，起了冲突，被迫置身于危险中）
（平台在声明里对于自己的相关规则是做出了表述的，希望本次，今后都说到做到，全网现在盯着你们！）
墨尔本唐人街商会组织的捐款目前已为家属筹集到超过18万澳元，超过2500人在页面捐了款。
https://www.gofundme.com/f/melbourne-delivery-rider-tragically-killed-help-his-family
冯先生25岁的女儿上个月刚举行婚礼，与父亲最后一次联系，就是把自己的婚礼录像分享给了远在澳洲的爸爸。
据说原本等23岁的儿子一两年后也结婚时，冯先生就回国参加婚礼，就此不再离开，全家团聚。但很不幸，他在剩下最后一里路时倒下了。
妻子许某表示：“他是我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如今他不在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冯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典型的没有退路的“中国式古典父亲”的缩影。
妻子和孩子之所以能忍受长达9年的分离，无疑他们明确约定了苦日子的终点。九年都熬过来了，谁能想到在胜利前夕的普通星期五的晚上，他还是为了家庭燃尽了自己、遭遇飞来的横祸，希望瞬间砸碎。
“2017年(38岁时）入境”、“长期全职送外卖”、“长达9年没回国” 以及“目前家属需在中国加急办理首次赴澳签证”这几个核心事实，他大概率是以极为不易的临时签证状态留在澳洲的。
现在网上有些声音，大体意思是在叨叨说，“视频显示，流浪汉作案后已经要走了，在“二追一”的情况下，且喊着“你们不要追我了”时被拦截且有被打，他随后的捅刀有可能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或至少是防卫过当………”
很明确，这很难。
维州现行的《刑事法》（Crimes Act 1958 – Sect 322K）里，“正当防卫”（Self-defence）在涉及人命的案件中，门槛足够高。
流浪汉须证明自己当时主观上真诚地相信只有实施该行为，才能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死亡”或“极其严重的身体伤害。
本案的目击证人是不少的，受伤的外卖员也全程在场，当时两名外卖员只是赤手空拳，流浪汉没有面临生命危险或断肢重伤的迫切威胁，不存在需要“拔刀连刺数刀”来保命的法律前提。
法律还会要求被告的行为须是“在当时他所认为的情况下的合理反应（Reasonable response）”，可他不但是直接“从口袋或包里掏出致命武器”，且是攻击了两个人，对着冯先生的心脏和胸口区域连续刺了多刀，另一名外卖骑手上前时，同样也被他捅伤。
这种极端的暴力升级很难被认定为是面对“被推搡或被拦截”时做出的“合理、成比例反应”。
何况该案中是流浪汉是主动去挑衅、 tampering（乱动/推倒）外卖员的私人财产和谋生工具在先，引来了外卖员的正当理论和对质。作为罪错在先的挑衅者和财产破坏者，他随后将冲突升级为持刀行凶，在法律逻辑里没有资格躲在“防卫”的盾牌后面。
此外，维州2014年时已废除了所谓的“防卫过当杀人罪（Defensive Homicide）”。
正当防卫已成为一个“全或无（All or nothing）”的辩护——要么完全被判无罪；要么只要有任何一条不符合（比如反应明显过度、手段过于残暴），辩护便直接失效，法庭会直接以谋杀罪（Murder）或过失杀人罪（Manslaughter）定罪，不存在因为“防卫过当”而获得轻判的中间地带。
由于他是在公共场所对毫无防备的劳动者连刺数刀，且真的要感谢这么多人已出来发声，甚至集会，法官迫于舆论和公共安全的压力，较难给出一个过于宽容的判决。
但，不代表不存在最终被”轻判”的可能。
流浪汉的辩护律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轻判的漏洞。案件接下来的核心焦点，将是对其进行的多次心理和精神鉴定。
在澳洲，许多手段残忍的案件，最终凶手因为精神疾病、毒品依赖或社会弱势身份而逃过了谋杀罪的重刑，转入精神病院治疗几年就重获自由，这样的例子确实不少。
许多流浪汉确实在作案时处于“吸嗨了”或酗酒的状态，但这在维州法律中很难成为轻判的理由，因为”自愿摄入不免责”，只有当毒品诱发了长期的、不可逆的永久性精神分裂症时，才可能被归入上述的“精神问题”进行辩护。
如果凶手最终未能成功进行精神病脱罪，而被判定为谋杀罪成立，法官在最后“量刑（Sentencing）”决定判他坐牢15年还是25年时，会把他的无家可归、童年创伤和缺乏社会支持作为“减刑情节（Mitigating Factors）”进行考量。这常常是导致公众觉得“判得太轻”的根源。
程序会是正义的，至于结果算不算正义，那就看每个人对正义的理解了。华人文化长期存在”一命抵一命”的思路（这在无死刑的澳洲首先已不可能），但很遗憾，在西方法律上就是有很大区分，刑法偏偏受到过基督教“宽恕”和“救赎”理念的影响，会强调改造胜过强调惩罚。
当年墨尔本市中心惨案算是个例子。
2017年，James Gargasoulas驾车在Bourke St上撞死6人，撞伤27人，同样集齐了吸毒、精神病、无业流浪这些要素。
律师当时极力主张其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毒品诱发的妄想症。
法庭则最终认定他在案发时虽然精神极度不正常，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撞人，且知道撞人是违法的，精神病免责辩护被驳回，他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46年内不得保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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