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華人對遇害外賣騎手家屬已捐款超過18萬澳元!【現實問題】殺人的流浪漢只會被判防衛過當嗎?
上千華人昨天傍晚起聚集在墨爾本市區維多利亞州立圖書館門前,悼念本周五晚不幸遇害的中國籍外賣騎手馮建明,也為所有奔波在街頭的勞動者發聲。

石牆上貼著中英文海報:他奔波送餐,是為供養孩子讀書,可他再也沒能回家。
捍衛正義,守護安全。

大家期待兇手得到法律的嚴懲,同時呼籲平台正視騎手的勞動風險、完善保障,要求政府重視治安。

兩個孩子的父親,熊貓外賣47歲中國籍外賣騎手本周五晚約8點多於墨爾本CBDVictoria市場附近的Frederick Way被一51歲流浪漢擺弄及推倒電動車,搶奪外賣,他和一位24歲同伴上前攔截,左胸被刺三,四刀,不幸傷重去世。同伴受傷入院(現已出院)。
嫌犯隨後跑出去數百米,登上一輛公交車逃離,后在昨天早上被捕,在接受問話。

逝者是中國陝西黃龍縣男子馮建明,和52歲的妻子結婚近30年,2017年來澳后一直沒回國,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異地後幾乎每天都會視頻通話,只為打工供兩個如今已20多歲孩子(女兒25歲,兒子23歲)讀大學,原本打算再工作一兩年就回國,大家團聚。他還承擔著中風的父親住養老院的費用(每月4,5千元),一直是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
孩子們說父親勤勞,樂觀,有責任感,為了貼補家用能省則省,生活很簡樸。

(另,馮先生遇害后,遺體一直被留在事發現場附近的東北麻辣燙店內,遲遲沒有被當局善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運走)
各方表示哀悼。

昨天下午,中國駐墨爾本總領事館房新文總領事應約同維州州長Ben Carroll緊急通話。州長對外賣員遇害深感痛心、深表震驚,表示兇手目前已被警方逮捕,請房總領事向遇害者家屬轉達他的深切哀悼和誠摯慰問。
房總領事要求依法公正處理此案,嚴懲兇手,切實維護中國公民生命安全和合法權益。

(從政治和選舉的角度來看,這起惡性案件發生在了一個極其敏感的時間點上,讓本就處於風雨飄搖中的工黨面臨雪上加霜的巨大危機,留給政府進行危機公關和挽回民意的時間極度緊迫)
馮先生的妻子事發當晚連夜趕到北京,正在加急辦理赴澳簽證,總領館和墨爾本唐人街商業協會社團正在全力配合加速簽證審批。
熊貓外賣方面則表示,成立了專門工作組,將儘力向家屬提供必要支持,配合警方調查。最新表示已安排專人與家屬對接、協助辦理來澳簽證、與總領館保持聯繫;承擔家屬來澳的交通費用和逝者的喪葬費用,併為家屬提供撫恤金。
有一個情願已在Change.org上發起——「騎手安全優先:調查熊貓外賣丟餐政策,保障騎手免於冒險追償」,聯署的人已過萬。
(騎手是否是因為擔心被扣款,賠償或賬號處罰,而選擇去追了偷餐的流浪漢,起了衝突,被迫置身於危險中)
(平台在聲明裡對於自己的相關規則是做出了表述的,希望本次,今後都說到做到,全網現在盯著你們!)

墨爾本唐人街商會組織的捐款目前已為家屬籌集到超過18萬澳元,超過2500人在頁面捐了款。
https://www.gofundme.com/f/melbourne-delivery-rider-tragically-killed-help-his-family

馮先生25歲的女兒上個月剛舉行婚禮,與父親最後一次聯繫,就是把自己的婚禮錄像分享給了遠在澳洲的爸爸。
據說原本等23歲的兒子一兩年後也結婚時,馮先生就回國參加婚禮,就此不再離開,全家團聚。但很不幸,他在剩下最後一里路時倒下了。
妻子許某表示:「他是我們家主要的經濟來源。如今他不在了,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在馮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典型的沒有退路的「中國式古典父親」的縮影。
妻子和孩子之所以能忍受長達9年的分離,無疑他們明確約定了苦日子的終點。九年都熬過來了,誰能想到在勝利前夕的普通星期五的晚上,他還是為了家庭燃盡了自己、遭遇飛來的橫禍,希望瞬間砸碎。

「2017年(38歲時)入境」、「長期全職送外賣」、「長達9年沒回國」 以及「目前家屬需在中國加急辦理首次赴澳簽證」這幾個核心事實,他大概率是以極為不易的臨時簽證狀態留在澳洲的。

現在網上有些聲音,大體意思是在叨叨說,「視頻顯示,流浪漢作案后已經要走了,在「二追一」的情況下,且喊著「你們不要追我了」時被攔截且有被打,他隨後的捅刀有可能會被判定為正當防衛,或至少是防衛過當………」

很明確,這很難。
維州現行的《刑事法》(Crimes Act 1958 – Sect 322K)里,「正當防衛」(Self-defence)在涉及人命的案件中,門檻足夠高。
流浪漢須證明自己當時主觀上真誠地相信只有實施該行為,才能保護自己或他人免受「死亡」或「極其嚴重的身體傷害。
本案的目擊證人是不少的,受傷的外賣員也全程在場,當時兩名外賣員只是赤手空拳,流浪漢沒有面臨生命危險或斷肢重傷的迫切威脅,不存在需要「拔刀連刺數刀」來保命的法律前提。
法律還會要求被告的行為須是「在當時他所認為的情況下的合理反應(Reasonable response)」,可他不但是直接「從口袋或包里掏出致命武器”,且是攻擊了兩個人,對著馮先生的心臟和胸口區域連續刺了多刀,另一名外賣騎手上前時,同樣也被他捅傷。
這種極端的暴力升級很難被認定為是面對「被推搡或被攔截」時做出的「合理、成比例反應」。
何況該案中是流浪漢是主動去挑釁、 tampering(亂動/推倒)外賣員的私人財產和謀生工具在先,引來了外賣員的正當理論和對質。作為罪錯在先的挑釁者和財產破壞者,他隨後將衝突升級為持刀行兇,在法律邏輯里沒有資格躲在「防衛」的盾牌後面。
此外,維州2014年時已廢除了所謂的「防衛過當殺人罪(Defensive Homicide)」。
正當防衛已成為一個「全或無(All or nothing)」的辯護——要麼完全被判無罪;要麼只要有任何一條不符合(比如反應明顯過度、手段過於殘暴),辯護便直接失效,法庭會直接以謀殺罪(Murder)或過失殺人罪(Manslaughter)定罪,不存在因為「防衛過當」而獲得輕判的中間地帶。
由於他是在公共場所對毫無防備的勞動者連刺數刀,且真的要感謝這麼多人已出來發聲,甚至集會,法官迫於輿論和公共安全的壓力,較難給出一個過於寬容的判決。
但,不代表不存在最終被”輕判”的可能。
流浪漢的辯護律師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輕判的漏洞。案件接下來的核心焦點,將是對其進行的多次心理和精神鑒定。
在澳洲,許多手段殘忍的案件,最終兇手因為精神疾病、毒品依賴或社會弱勢身份而逃過了謀殺罪的重刑,轉入精神病院治療幾年就重獲自由,這樣的例子確實不少。
許多流浪漢確實在作案時處於「吸嗨了」或酗酒的狀態,但這在維州法律中很難成為輕判的理由,因為”自願攝入不免責”,只有當毒品誘發了長期的、不可逆的永久性精神分裂症時,才可能被歸入上述的「精神問題」進行辯護。
如果兇手最終未能成功進行精神病脫罪,而被判定為謀殺罪成立,法官在最後「量刑(Sentencing)」決定判他坐牢15年還是25年時,會把他的無家可歸、童年創傷和缺乏社會支持作為「減刑情節(Mitigating Factors)」進行考量。這常常是導致公眾覺得「判得太輕」的根源。
程序會是正義的,至於結果算不算正義,那就看每個人對正義的理解了。華人文化長期存在”一命抵一命”的思路(這在無死刑的澳洲首先已不可能),但很遺憾,在西方法律上就是有很大區分,刑法偏偏受到過基督教「寬恕」和「救贖」理念的影響,會強調改造勝過強調懲罰。
當年墨爾本市中心慘案算是個例子。
2017年,James Gargasoulas駕車在Bourke St上撞死6人,撞傷27人,同樣集齊了吸毒、精神病、無業流浪這些要素。

律師當時極力主張其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和毒品誘發的妄想症。
法庭則最終認定他在案發時雖然精神極度不正常,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撞人,且知道撞人是違法的,精神病免責辯護被駁回,他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46年內不得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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