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事件（1915-1989）》第九章 邓小平的愤怒与胡耀邦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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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思想坦克 2025 年 7 月 4 日
第九章
回顾一九八○年代中期政局，以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往往使人相对而言疏忽了总书记胡耀邦与总理赵紫阳之间的关系。如果当年两人能够联手对抗邓小平，对抗保守左派与固执元老，政治情势可能改观。但胡耀邦与赵紫阳没有这麽做，或许基於结构、政治与个人因素，他们也没办法这麽做。
胡耀邦与赵紫阳两人的年龄相差四岁。两人出生的省份不同，说不同的方言，在抗日与国共内战期间的经验也完全不同。与赵紫阳相比，胡耀邦在文革期间碰上的政治困境严重得多，在劳改营的时间也长得多。两人都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替邓小平工作，不过赵紫阳当时在四川省工作，胡耀邦则处在左、右两派之争核心的北京。像邓小平一样，胡耀邦也注意到赵紫阳在四川成功管理的经济复苏、特别是农业复苏的成就。一九八○年，当胡耀邦与赵紫阳一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时，胡耀邦或许了解他们两人的任务就是一起工作，支持邓小平的现代化中国经济政策。两人都了解邓力群与胡乔木这类左派残余势力对他们充满敌意。赵紫阳甚至曾对胡耀邦在共青团的一名亲信说，一九八四年的他与胡耀邦「都在一条船上」，这话让胡耀邦非常鼓舞。但赵紫阳在遭到罢黜後，在自己的书中与接受其他历史学者访问时，表达的并非那般大公无私，而且前後并不一致。
胡耀邦展示肌肉
一九八五年初，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犯了刑案，引起胡耀邦的注意。地方警察认为胡石英涉嫌贪污，在中南海住处藏匿巨额赃款。胡耀邦批准此项计画，趁胡乔木开会时护送警官进入胡石英的住处搜索，如果发现充分的证据就当场逮捕。胡石英被捕，之後受审，经判诈欺罪定谳，判了短期徒刑，但随即获得减刑，获释回家。这个案子在中南海内引起不小骚动，不过一直压了几年，没有人报导，就连流亡海外的华人圈也没有相关讯息。它对领导班动向也造成影响：胡乔木对胡耀邦的仇怨因此更深，但他对邓小平的影响力也减少了。此外，党元老对胡耀邦的不满与警觉也与日俱增：胡耀邦似乎过度热衷说服甚至强迫他们，要他们退休。
六月，邓力群突然向胡耀邦与胡启立（时任书记处执行书记）提出要求，请准辞去中宣部长。邓力群没有说明请辞的理由，但仍保有书记处书记、以及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位。不到一个月，不知是否事先与邓小平或与陈云商量，中央组织部选了一名接班人，即曾任贵州党委书记的朱厚泽。邓力群说，胡耀邦意图在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与乔石的协助下，控制宣传工作。胡耀邦罕见地邀请朱厚泽造访领导层夏日避暑的北戴河，并与朱厚泽密会，建议他如何处理宣传部的工作。
同样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同意接受香港政治新闻编辑人陆铿的私下访问。陆铿办的《百姓》杂志在香港颇受欢迎，但没有在中国发行。曾为国民党报纸总编的陆铿，在一九五七年因右派份子的罪名被捕，在牢里关了二十几年，经胡耀邦批准於一九七八年获释，先移居台湾，之後搬到美国。这次难得的访问是在（对陆铿的改革开放言论表示支持的）中共驻港官员的协助下，透过统战管道，经过将近一年安排才有的成果。这次访问在五月十日举行，尽管访问稿也透过管道送交胡耀邦的人编改和修正，但发回香港的时间过迟，没赶上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的杂志上发表。
这次访问的内容十分劲爆，充满各种没有人敢对邓小平提问的问题。在陆铿亲切但穷追猛打式的追问下，欠缺应付外媒经验的胡耀邦有些招架不住。面对许多陆铿提出的有关中共内政与人事的问题，胡耀邦有时傻笑以对，有时用一些牵强的理由否认。陆铿问到对台政策与中央军委，以及陈云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甚至提出邓小平何时退休的问题。胡耀邦的一些回答影射元老与年轻一代接班人之间的摩擦。这篇访问绝对能吸引读者，但对胡耀邦来说并非好事。
由於《百姓》在中国大陆没多少读者，这篇访问未立即引发争议。但邓力群把访问拷贝交给邓小平，让邓很不悦。据说甚至一年後，有一次杨尚昆提到这次访问，邓小平仍怒气冲冲说道，「陆铿表面在吹捧耀邦，实际在攻击我们！如果过去几年我犯了什麽错，就是我看错了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九月，胡耀邦主持了中央委员会三个个别的人事议题会议，其中一次是夹在「四中」与「五中全会」之间的全国代表会议。过去中共只出现一次类似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为实施集体化计画开了这样的会，进行全面政策与人事的改组。
一九八五年的这次会议早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已获得党领导层同意，因此召开这项会议是因为一项共识：後文革时代的党领导班子年龄过老，教育水平或专业技巧也不足，而且解放军与「群众组织」的代表占比过高，知识份子的代表占比过低。想匡正这种情势，就得不避艰辛地清除不适任的领导人，协助文革期间遭到诬陷的干部复职，徵收、训练年轻的领导人，并安排老干部有序退位。胡耀邦在这项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扮演主导角色，而且事先都经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明示批准。
九月中旬举行的四中全会批准拟议的改革案，准备送交全国代表会议批准。十名政治局委员与五十四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将卸任。三十七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与三十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也将应请退休。中央委员会的退休名单包括叶剑英、邓颖超、王震与许多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全国代表会议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至二十三日举行。胡耀邦主持会议，并发表开幕贺词，赵紫阳也在会上解说第七个五年计画（草案）。邓小平与陈云都在会中发表简短谈话，由李先念致闭幕词。与会所做表批准四中全会作成的决定，并对叶剑英等老干部的贡献及率先下台的风范表示赞誉。随後，代表们通过五十六名中央委员、三十五名中央候补委员加入中央委员会，五十六名新委员加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以及三十一名新委员加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人事案。
九月二十四日，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集会，批准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局部「调整」。政治局添增六名委员：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与姚依林，其中四人是一般所谓的「改革派」，三人曾在共青团工作。胡启立、田纪云、乔石与王兆国（共青团出身）也加入书记处，胡启立为执行书记。後来许多人因此指控胡耀邦在搞「团派」，胡耀邦也驳斥这些说法，但这样的人事安排，启人如此疑虑似乎不足为奇。五中全会过後，胡耀邦或许以为他能与中央书记处十名书记中的七名有效共事。
胡耀邦这个想法很快破灭了。根据《胡耀邦思想年谱》记述，在全会结束後第二天，胡耀邦主持了书记处会议，在会中建议，为了落实「年轻化」，新当选的书记王兆国应该取代邓力群，出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长久以来，在邓力群与胡乔木的主导下，书记处研究室不断撰文批判改革，始终是与改革唱反调的独立山头。邓力群向书记处提出报告，胡耀邦没有与他讨论这件事，他对这件人事案有一些看法。邓力群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常委会表示不满，并为自己辩护。当书记处贴出这项人事异动的正式公告时，陈云下令立即撤回有关公告的所有拷贝。
一九八六年——积怨更深
在一九八五年五中全会通过书记处重要的人事改组案後，胡耀邦便全力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的起草工作，以便交付中央委员会通过。自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流产之後，甚至自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共产主义」的目标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直是悬而未决、晦涩难解的思想议题。十二月，胡耀邦任命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郑必坚与另几名改革派支持者，但邓力群没有上榜。在随後几个月，他与起草小组开了几次会，当八月间资深领导人集结北戴河时，决议已经赢得广泛支持，甚至包括几名元老的支持。
就一部分来说，这项决议是党的思想工作人员不知如何因应「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互矛盾的副作用，而形成的产品。党元老们很难接受毛泽东统治时代遭到妖魔化的市场、物质诱因、生产合约等「资本主义」的作法。而党内残余左派思想论者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标签，攻击偏向西方理念与态度的作家与艺术家，也是问题。但胡耀邦与郑必坚小心翼翼地控制起草进程，不断与党领导们磋商，来抵挡来自胡乔木与邓力群的思想战攻击。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那年九月邓力群写给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设法转移焦点，强调「资本主义复辟」对中国共产党可能造成的危害。陈云与李先念似乎同意邓力群的看法，但邓小平不同意，还指控邓力群是在扩大他与陈云之间的歧见。胡耀邦与赵紫阳写了一封联名信，为这项决议辩护。信中特别谈到「共产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核心」——说这个问题仍然造成党内分歧，不能以强制的手段解决。邓小平告诉胡耀邦与赵紫阳，要两人不必理会邓力群。
有了邓小平的支持，这项「精神文明」决议在九月二十八日第六次全会中轻松过关。但在闭幕会上，胡耀邦意见时，最早一批文革受害者、前宣传部长陆定一说，他认为应该将「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从决议中删除，因为四人帮曾经用它迫害许多老同志，他本人就是受害者之一。陆定一这番话赢得热烈掌声，但在接下来的「表态」，与会领导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攻击仍然不断。邓小平的脱稿讲话更让问题雪上加霜：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麽？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麽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管什麽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所有的「八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彭真、王震与邓颖超都在表态中发言，主张在决议中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年轻一代的领导人中，只有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主张。赵紫阳与所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包括胡耀邦——都和大多数人一样，支持保留作法。
尽管投票支持保留，胡耀邦对陆定一的立场表示理解，并表示他担心这个名词会沦为有心人用来妖魔化异己及扣政治「帽子」的工具。事实很快证明胡耀邦的担心确实有理。此外，胡耀邦批准将这项精神文明决议在党内传阅，却禁止传阅载有邓小平脱稿讲话内容的辩论记录——这种作法也可能使情势更加恶化。王震与薄一波都对此表示反对，不过邓小平似乎并不关心。
设久以後，赵紫阳才察觉，尽管邓小平在六中全会上没有指名道姓，但骂的对象是胡耀邦，赵紫阳因此相信邓小平已决心「把耀邦拉下来」。矛盾的是，赵紫阳认为，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邓小平不悦，邓和胡的关系仍然很好。
很难判断在一九八六年秋，究竟是什麽使邓小平下定决心，除去众人眼中的接班人，也是他的老部属胡耀邦。官方说法是，胡耀邦不重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议题，这使他过於同情不满现实、扬言推翻政权的知识份子与学生。可信度较高的解释是，胡耀邦的下台主要是个人权斗的结果——主要原因包括邓小平的野心、陈云的阻碍干扰、潜在接班人之间的竞争，以及「老人政治」。
社会怨声在一九八六年开始攀高，党似乎束手无策。每个层级都有太多不肯下台、不肯让位给年轻人的复职老干部。尽管相关规定、文件不断累积，但事情毫无进展。晋升牛步化，贪污腐败的现象无所不在。民众开始加强施压，要求政治改革。接触外国产品、投资与理念的人越来越多，对共产党及其作法不满的人也与日俱增。方励之与刘宾雁等知识份子鼓吹更多民主，要求研究西方治理形式，他们的演说成为大学生最爱的论坛。邓小平怪罪胡耀邦，认为胡耀邦没有控制情势，益将这些异议份子驱逐出党。
一九八六年初，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那年上半年，胡耀邦多半时间都在远离北京的偏乡地区视察。他是最勤於下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一九八○到一九八七年间，全国两千两百多个县有一千六百个都出现他的足迹，全国三百三十一个地级行政区中，他访遍了三百二十一个。年事已高的陈云与李先念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们豪华的官邸里，不喜下乡，但胡耀邦乐此不疲。他对农民有种天生感情，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他倡导「多种经营」与「乡村工业」等农村政策，为造福农民不遗余力。
远离北京官场所带来的那种相对自由，似乎也让胡耀邦十分受用，因为他可以偶而畅所欲言，讨论他想解决的问题。以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四川的一次讲话为例。他呼吁预定一九八七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将所有剩余的老干部汰换三分之一，以一百多名三、四十岁的年轻党员取而代之。胡耀邦补充说，「我现在已经年近七十，即将退休。那些八十几岁的老干部应该下台。我们需要一种整体形势概念，反映这个议题。」
《邓小平年谱》指出，在胡耀邦返回北京後，中南海怀仁堂开了一次谈话会，与会者有胡耀邦、赵紫阳、陈云与李先念。叶剑英因病重无法出席，这次集会虽叫做「谈话会」，基本上是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议程也始终没有公开。早先在五月间，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的主要副手胡启立，取代王震出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人事案，遭到陈云否决。
杨继绳所说的「双峰」现象——事实证明，对胡耀邦与赵紫阳而言，这终究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持续恶化。就许多方式来说，邓小平—陈云的关系是一种间接沟通与默认的对话。两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该遵守的分寸与规矩。邓小平说，他与陈云不能经由对谈达成协议，所以邓小平拒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两人都曾公开表示老一辈干部需要让位，但两人似乎都不愿率先让位，生怕对手的门徒会取得党的主导权。其他元老似乎也了解，一旦邓小平与陈云让位，他们也只能照办，别无其他选择。胡耀邦经常表示，希望邓小平与陈云能率先让位。但由於他与陈云的关系很僵，胡耀邦没办法对陈云开这个口。不少人士曾表示，胡耀邦确实与邓小平讨论这个议题，但相关讨论细节有各种版本。
作者为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前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资深顾问及「对中议会联盟」（IPAC）顾问。他专研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北韩核武计画，拥有逾四十五年中国政治研究的经验。他曾在柯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也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间担任国家情报会议（NIC）东亚事务国家情报官，负责监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评估制作。他曾任职於CIA与美国国务院，拥有丰富的情报与政策分析的背景。着有《超越天安门：1989-2000年的美中关系政治》（Beyond Tiananmen）等书。
书名：《胡耀邦：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事件（1915-1989）》
作者：苏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
出版社：黑体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