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從國共內戰到天安門事件（1915-1989）》第九章 鄧小平的憤怒與胡耀邦的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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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思想坦克 2025 年 7 月 4 日
第九章
回顧一九八○年代中期政局，以及中共高層領導人之間複雜的互動，往往使人相對而言疏忽了總書記胡耀邦與總理趙紫陽之間的關係。如果當年兩人能夠聯手對抗鄧小平，對抗保守左派與固執元老，政治情勢可能改觀。但胡耀邦與趙紫陽沒有這麽做，或許基於結構、政治與個人因素，他們也沒辦法這麽做。
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人的年齡相差四歲。兩人出生的省份不同，說不同的方言，在抗日與國共內戰期間的經驗也完全不同。與趙紫陽相比，胡耀邦在文革期間碰上的政治困境嚴重得多，在勞改營的時間也長得多。兩人都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替鄧小平工作，不過趙紫陽當時在四川省工作，胡耀邦則處在左、右兩派之爭核心的北京。像鄧小平一樣，胡耀邦也注意到趙紫陽在四川成功管理的經濟復甦、特別是農業復甦的成就。一九八○年，當胡耀邦與趙紫陽一起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時，胡耀邦或許了解他們兩人的任務就是一起工作，支持鄧小平的現代化中國經濟政策。兩人都了解鄧力群與胡喬木這類左派殘餘勢力對他們充滿敵意。趙紫陽甚至曾對胡耀邦在共青團的一名親信說，一九八四年的他與胡耀邦「都在一條船上」，這話讓胡耀邦非常鼓舞。但趙紫陽在遭到罷黜後，在自己的書中與接受其他歷史學者訪問時，表達的並非那般大公無私，而且前後並不一致。
胡耀邦展示肌肉
一九八五年初，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兒子胡石英犯了刑案，引起胡耀邦的注意。地方警察認為胡石英涉嫌貪污，在中南海住處藏匿巨額贓款。胡耀邦批准此項計畫，趁胡喬木開會時護送警官進入胡石英的住處搜索，如果發現充分的證據就當場逮捕。胡石英被捕，之後受審，經判詐欺罪定讞，判了短期徒刑，但隨即獲得減刑，獲釋回家。這個案子在中南海內引起不小騷動，不過一直壓了幾年，沒有人報導，就連流亡海外的華人圈也沒有相關訊息。它對領導班動向也造成影響：胡喬木對胡耀邦的仇怨因此更深，但他對鄧小平的影響力也減少了。此外，黨元老對胡耀邦的不滿與警覺也與日俱增：胡耀邦似乎過度熱衷說服甚至強迫他們，要他們退休。
六月，鄧力群突然向胡耀邦與胡啟立（時任書記處執行書記）提出要求，請准辭去中宣部長。鄧力群沒有說明請辭的理由，但仍保有書記處書記、以及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位。不到一個月，不知是否事先與鄧小平或與陳雲商量，中央組織部選了一名接班人，即曾任貴州黨委書記的朱厚澤。鄧力群說，胡耀邦意圖在書記處書記習仲勛與喬石的協助下，控制宣傳工作。胡耀邦罕見地邀請朱厚澤造訪領導層夏日避暑的北戴河，並與朱厚澤密會，建議他如何處理宣傳部的工作。
同樣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同意接受香港政治新聞編輯人陸鏗的私下訪問。陸鏗辦的《百姓》雜誌在香港頗受歡迎，但沒有在中國發行。曾為國民黨報紙總編的陸鏗，在一九五七年因右派份子的罪名被捕，在牢里關了二十幾年，經胡耀邦批准於一九七八年獲釋，先移居台灣，之後搬到美國。這次難得的訪問是在（對陸鏗的改革開放言論表示支持的）中共駐港官員的協助下，透過統戰管道，經過將近一年安排才有的成果。這次訪問在五月十日舉行，儘管訪問稿也透過管道送交胡耀邦的人編改和修正，但發回香港的時間過遲，沒趕上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的雜誌上發表。
這次訪問的內容十分勁爆，充滿各種沒有人敢對鄧小平提問的問題。在陸鏗親切但窮追猛打式的追問下，欠缺應付外媒經驗的胡耀邦有些招架不住。面對許多陸鏗提出的有關中共內政與人事的問題，胡耀邦有時傻笑以對，有時用一些牽強的理由否認。陸鏗問到對台政策與中央軍委，以及陳雲與鄧小平之間的關係，甚至提出鄧小平何時退休的問題。胡耀邦的一些回答影射元老與年輕一代接班人之間的摩擦。這篇訪問絕對能吸引讀者，但對胡耀邦來說並非好事。
由於《百姓》在中國大陸沒多少讀者，這篇訪問未立即引發爭議。但鄧力群把訪問拷貝交給鄧小平，讓鄧很不悅。據說甚至一年後，有一次楊尚昆提到這次訪問，鄧小平仍怒氣沖沖說道，「陸鏗表面在吹捧耀邦，實際在攻擊我們！如果過去幾年我犯了什麽錯，就是我看錯了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九月，胡耀邦主持了中央委員會三個個別的人事議題會議，其中一次是夾在「四中」與「五中全會」之間的全國代表會議。過去中共只出現一次類似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澤東為實施集體化計畫開了這樣的會，進行全面政策與人事的改組。
一九八五年的這次會議早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前就已獲得黨領導層同意，因此召開這項會議是因為一項共識：後文革時代的黨領導班子年齡過老，教育水平或專業技巧也不足，而且解放軍與「群眾組織」的代表佔比過高，知識份子的代表佔比過低。想匡正這種情勢，就得不避艱辛地清除不適任的領導人，協助文革期間遭到誣陷的幹部復職，徵收、訓練年輕的領導人，並安排老幹部有序退位。胡耀邦在這項過程的每個階段都扮演主導角色，而且事先都經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明示批准。
九月中旬舉行的四中全會批準擬議的改革案，準備送交全國代表會議批准。十名政治局委員與五十四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將卸任。三十七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與三十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也將應請退休。中央委員會的退休名單包括葉劍英、鄧穎超、王震與許多解放軍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
全國代表會議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八至二十三日舉行。胡耀邦主持會議，並發表開幕賀詞，趙紫陽也在會上解說第七個五年計畫（草案）。鄧小平與陳雲都在會中發表簡短談話，由李先念致閉幕詞。與會所做表批准四中全會作成的決定，並對葉劍英等老幹部的貢獻及率先下台的風範表示讚譽。隨後，代表們通過五十六名中央委員、三十五名中央候補委員加入中央委員會，五十六名新委員加入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及三十一名新委員加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人事案。
九月二十四日，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會集會，批准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局部「調整」。政治局添增六名委員：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與姚依林，其中四人是一般所謂的「改革派」，三人曾在共青團工作。胡啟立、田紀雲、喬石與王兆國（共青團出身）也加入書記處，胡啟立為執行書記。後來許多人因此指控胡耀邦在搞「團派」，胡耀邦也駁斥這些說法，但這樣的人事安排，啟人如此疑慮似乎不足為奇。五中全會過後，胡耀邦或許以為他能與中央書記處十名書記中的七名有效共事。
胡耀邦這個想法很快破滅了。根據《胡耀邦思想年譜》記述，在全會結束後第二天，胡耀邦主持了書記處會議，在會中建議，為了落實「年輕化」，新當選的書記王兆國應該取代鄧力群，出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長久以來，在鄧力群與胡喬木的主導下，書記處研究室不斷撰文批判改革，始終是與改革唱反調的獨立山頭。鄧力群向書記處提出報告，胡耀邦沒有與他討論這件事，他對這件人事案有一些看法。鄧力群寫了一封信給政治局常委會表示不滿，併為自己辯護。當書記處貼出這項人事異動的正式公告時，陳雲下令立即撤回有關公告的所有拷貝。
一九八六年——積怨更深
在一九八五年五中全會通過書記處重要的人事改組案後，胡耀邦便全力投入「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決議」的起草工作，以便交付中央委員會通過。自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流產之後，甚至自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強調「共產主義」的目標以來，「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一直是懸而未決、晦澀難解的思想議題。十二月，胡耀邦任命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鄭必堅與另幾名改革派支持者，但鄧力群沒有上榜。在隨後幾個月，他與起草小組開了幾次會，當八月間資深領導人集結北戴河時，決議已經贏得廣泛支持，甚至包括幾名元老的支持。
就一部分來說，這項決議是黨的思想工作人員不知如何因應「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相互矛盾的副作用，而形成的產品。黨元老們很難接受毛澤東統治時代遭到妖魔化的市場、物質誘因、生產合約等「資本主義」的作法。而黨內殘餘左派思想論者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標籤，攻擊偏向西方理念與態度的作家與藝術家，也是問題。但胡耀邦與鄭必堅小心翼翼地控制起草進程，不斷與黨領導們磋商，來抵擋來自胡喬木與鄧力群的思想戰攻擊。
最嚴重的挑戰，來自那年九月鄧力群寫給政治局常委會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設法轉移焦點，強調「資本主義復辟」對中國共產黨可能造成的危害。陳雲與李先念似乎同意鄧力群的看法，但鄧小平不同意，還指控鄧力群是在擴大他與陳雲之間的歧見。胡耀邦與趙紫陽寫了一封聯名信，為這項決議辯護。信中特別談到「共產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核心」——說這個問題仍然造成黨內分歧，不能以強制的手段解決。鄧小平告訴胡耀邦與趙紫陽，要兩人不必理會鄧力群。
有了鄧小平的支持，這項「精神文明」決議在九月二十八日第六次全會中輕鬆過關。但在閉幕會上，胡耀邦意見時，最早一批文革受害者、前宣傳部長陸定一說，他認為應該將「資產階級自由化」一詞從決議中刪除，因為四人幫曾經用它迫害許多老同志，他本人就是受害者之一。陸定一這番話贏得熱烈掌聲，但在接下來的「表態」，與會領導人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攻擊仍然不斷。鄧小平的脫稿講話更讓問題雪上加霜：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麽？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麽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管什麽這裏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所有的「八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彭真、王震與鄧穎超都在表態中發言，主張在決議中保留「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年輕一代的領導人中，只有萬里發言支持陸定一的主張。趙紫陽與所有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包括胡耀邦——都和大多數人一樣，支持保留作法。
儘管投票支持保留，胡耀邦對陸定一的立場表示理解，並表示他擔心這個名詞會淪為有心人用來妖魔化異己及扣政治「帽子」的工具。事實很快證明胡耀邦的擔心確實有理。此外，胡耀邦批准將這項精神文明決議在黨內傳閱，卻禁止傳閱載有鄧小平脫稿講話內容的辯論記錄——這種作法也可能使情勢更加惡化。王震與薄一波都對此表示反對，不過鄧小平似乎並不關心。
設久以後，趙紫陽才察覺，儘管鄧小平在六中全會上沒有指名道姓，但罵的對象是胡耀邦，趙紫陽因此相信鄧小平已決心「把耀邦拉下來」。矛盾的是，趙紫陽認為，儘管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鄧小平不悅，鄧和胡的關係仍然很好。
很難判斷在一九八六年秋，究竟是什麽使鄧小平下定決心，除去眾人眼中的接班人，也是他的老部屬胡耀邦。官方說法是，胡耀邦不重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議題，這使他過於同情不滿現實、揚言推翻政權的知識份子與學生。可信度較高的解釋是，胡耀邦的下台主要是個人權斗的結果——主要原因包括鄧小平的野心、陳雲的阻礙干擾、潛在接班人之間的競爭，以及「老人政治」。
社會怨聲在一九八六年開始攀高，黨似乎束手無策。每個層級都有太多不肯下台、不肯讓位給年輕人的復職老幹部。儘管相關規定、文件不斷累積，但事情毫無進展。晉陞牛步化，貪污腐敗的現象無所不在。民眾開始加強施壓，要求政治改革。接觸外國產品、投資與理念的人越來越多，對共產黨及其作法不滿的人也與日俱增。方勵之與劉賓雁等知識份子鼓吹更多民主，要求研究西方治理形式，他們的演說成為大學生最愛的論壇。鄧小平怪罪胡耀邦，認為胡耀邦沒有控制情勢，益將這些異議份子驅逐出黨。
一九八六年初，鄧小平與胡耀邦的關係進一步惡化。那年上半年，胡耀邦多半時間都在遠離北京的偏鄉地區視察。他是最勤於下鄉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在一九八○到一九八七年間，全國兩千兩百多個縣有一千六百個都出現他的足跡，全國三百三十一個地級行政區中，他訪遍了三百二十一個。年事已高的陳雲與李先念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他們豪華的官邸里，不喜下鄉，但胡耀邦樂此不疲。他對農民有種天生感情，是真正的「人民領袖」。他倡導「多種經營」與「鄉村工業」等農村政策，為造福農民不遺餘力。
遠離北京官場所帶來的那種相對自由，似乎也讓胡耀邦十分受用，因為他可以偶而暢所欲言，討論他想解決的問題。以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四川的一次講話為例。他呼籲預定一九八七年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將所有剩餘的老幹部汰換三分之一，以一百多名三、四十歲的年輕黨員取而代之。胡耀邦補充說，「我現在已經年近七十，即將退休。那些八十幾歲的老幹部應該下台。我們需要一種整體形勢概念，反映這個議題。」
《鄧小平年譜》指出，在胡耀邦返回北京後，中南海懷仁堂開了一次談話會，與會者有胡耀邦、趙紫陽、陳雲與李先念。葉劍英因病重無法出席，這次集會雖叫做「談話會」，基本上是一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議程也始終沒有公開。早先在五月間，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的主要副手胡啟立，取代王震出任中央黨校校長的人事案，遭到陳雲否決。
楊繼繩所說的「雙峰」現象——事實證明，對胡耀邦與趙紫陽而言，這終究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問題——持續惡化。就許多方式來說，鄧小平—陳雲的關係是一種間接溝通與默認的對話。兩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該遵守的分寸與規矩。鄧小平說，他與陳雲不能經由對談達成協議，所以鄧小平拒絕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兩人都曾公開表示老一輩幹部需要讓位，但兩人似乎都不願率先讓位，生怕對手的門徒會取得黨的主導權。其他元老似乎也了解，一旦鄧小平與陳雲讓位，他們也只能照辦，別無其他選擇。胡耀邦經常表示，希望鄧小平與陳雲能率先讓位。但由於他與陳雲的關係很僵，胡耀邦沒辦法對陳雲開這個口。不少人士曾表示，胡耀邦確實與鄧小平討論這個議題，但相關討論細節有各種版本。
作者為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前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資深顧問及「對中議會聯盟」（IPAC）顧問。他專研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北韓核武計畫，擁有逾四十五年中國政治研究的經驗。他曾在柯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主任，也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國家情報會議（NIC）東亞事務國家情報官，負責監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國家情報評估製作。他曾任職於CIA與美國國務院，擁有豐富的情報與政策分析的背景。著有《超越天安門：1989-2000年的美中關係政治》（Beyond Tiananmen）等書。
書名：《胡耀邦：從國共內戰到天安門事件（1915-1989）》
作者：蘇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