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一次抄家
来源: 来稿 作者: 余墨渡简 
1967年7月26日，父亲李世隆正在接受批斗，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最小的弟弟才两岁。
那天，几个佩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突然闯进家门，声称奉命对“走资派李世隆”实行抄家。母亲质问他们凭什么抄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对方却说现在是“造反有理”，随即开始翻箱倒柜。
母亲的小牛皮箱首先被打开。里面有她多年积攒的首饰、现金、公债、银行存单、全国粮票，还有几张留作纪念的第一套人民币。造反派不由分说，全部收走。母亲坚持要求登记财物，最后双方分别记录了收缴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并签字确认。
父亲的书房也被翻得乱七八糟。他珍藏的《史记》《资治通鉴》等线装古籍，被当作“封建糟粕”收走。军事教材、备课笔记和《干部必读》等书籍被扔在地上，任人踩踏。
有人从厨房的炉灰坑里搜出一个油布包，里面是父亲的工作笔记，记录着他转业以及负责钢厂基建工作的经历。造反派如获至宝，将笔记本也带走了。
抄家持续了两个小时。临走时，他们又看上了父亲珍爱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那是父亲当年托人从上海买来的，平时擦得一尘不染。造反派说“走资派不配骑这么好的车”，便骑走了。
从此，家里的生活更加艰难。父母的工资被扣发，我们每人每月只有8元生活费。为了节省燃料开支，我到江边捡拾洪水冲下来的木柴，还到工厂锅炉炉渣里捡炭。
一个月后，父亲被关进“牛棚”。造反派不准母亲与他见面，只允许我们几个孩子在星期天送饺子时探望。
父亲瘦了，两鬓也白了，却仍然安慰我：“没事，我们解放了全中国，还不能解放自己吗！爸爸会解放的。”
母亲把她唯一的一件旗袍改成了我的棉袄。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件织锦缎棉袄贴在胸前的感觉。
1971年春天，父亲终于恢复工作，回到了家。
几天后，当年参与抄家的人又来了。这次，他们带回了部分收缴的财物，包括父亲的工作笔记、全国粮票、已经兑换成现金的公债和银行存单。
母亲清点后问起那些线装古籍、姥姥留给她的手镯、第一套人民币，还有父亲的自行车。
来人说，古籍已经被当作封建糟粕烧掉，其余东西也找不到了。
父亲劝母亲算了，但那些东西毕竟是我们家多年的积蓄和珍藏，尤其是姥姥留下的手镯，寄托着母亲对她的思念，哪里是说忘就能忘记的。
如今，母亲的小牛皮箱还放在哥哥家的衣柜顶上。那些失而复得的粮票、父亲的功勋章、奖章和肩章，依然保存在箱子里。父亲的工作笔记则一直由我珍藏。
只是母亲的手镯、第一套人民币、父亲收藏的线装古籍，以及那辆三枪牌自行车，再也没有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次抄家，眼前仍会浮现母亲护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着家中财物被一件件搬走的情景。
那些失去的东西，有些已经无法估价，有些则永远无法弥补。
它们留在了1967年的那个夏天，也留在了我们一家人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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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长庆《抄家》，原载“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