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资产者灾难开始！中国进入“财政汲取”时代
作者： 黎祥中
图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地方财政的运转模式是：经济高速成长带来税收，房地产上涨带动土地价格，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取得巨额收入，再以土地与融资平台举债投入基础建设，进一步推动投资与GDP。然而，房地产危机爆发之后，这套模式正在快速失效。
最严重的是，地方政府传统财源─出售土地的崩塌。2025年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只有4.15兆元人民币，比2024年下降14.7%；2026年上半年去年同期相比大跌31.5%。这意味着房地产危机已经从房企与家庭资产负债表问题，逐步转化为地方政府的结构性财政问题。
收入下降但政府支出并不会下降，地方政府必须负担公务员薪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建设以及庞大的债务利息。2025年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7%，但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加6.7%、卫生健康支出增加5.7%，债务付息支出也增加4.8%。
税收从“新收入”转向“追查旧财富”
为了因应庞大的财政支出，政府不再能从“新增经济活动”取得收入，只好转向过去累积的企业财富、个人资产乃至海外财富寻找新的税收财源。
2025年3月，上海一名居民因境外所得未申报，被要求补缴税款与滞纳金18.48万元；浙江另一案例则补缴12.72万元。11月，广东又公布一宗境外所得案件，当事人补缴税款与滞纳金高达170万元。
2026年7月，中国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中国富裕阶层长期使用的离岸信托，对股票、房产等资产转入境外信托时产生的增值，以及信托与其控制的境外实体产生的部分所得课税20%税，并要求处理部分自2023年以来的未缴税款。
香港首当其冲保单都不安全
离岸信托本来就是中国高资产人士进行海外资产配置、企业持股、家族传承与财富管理的重要工具。香港首当其冲。根据Boston Consulting Group估计，2025年香港管理的离岸财富约2.9兆美元，其中约60%来自中国。这些等于是中国潜在的税基。
2026年8月，北京、杭州等地税务机关开始对部分香港保险产品产生的境外收益实际征收个人所得税，包括保单股息以及预缴保费产生的利息，部分适用20%税率。讯息公布后，友邦、保诚等高度依赖中国客户的香港保险公司股价一度下跌。过去十多年，香港保单是中国中产与富裕家庭配置美元资产的重要工具。
CRS、金融资料与AI强化中国政府追税能力
中国自2017年加入CRS跨境金融账户资讯交换体系后，取得中国税务居民海外金融账户资讯的能力已大幅提高。现在再加入巨量资料、人工智能、银行交易与税务资料比对，过去因成本太高而难以追查的海外资产，已可以被系统化识别。外界预测，保险、房地产、加密资产等都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扩大执法的领域。
国内：追税、跨区执法、罚锾没收
海外财富是一条线，国内企业则是另一条线，而且早已发生。中国各地陆续出现追查多年以前税务问题、跨区域执法、罚锾、没收甚至所谓“远洋捕捞”、“异地执法”、“逐利执法”等现象。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债务沉重，但又无法任意提高地方税率，于是“非税收入”与行政执法便可能成为补充财源。
连国有企业的利润与资产也逃不过，2025年中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25.8%，其中中央部分更大增73.3%。
中国财政正走向“汲取存量财富”模式
中国正在从依靠“新增财富”支撑政府财政，转向更加积极地盘点与汲取“存量财富”。
过去主要从土地升值、房地产开发、地方融资平台、基础建设、经济成长、企业新增所得，从“增量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取得政府财政收入。现在这个循环正在逆转：房价不再持续上升，开发商不再大规模买地，居民减少买房，地方政府土地收入下降，债务却仍然存在。因此政府开始寻找财源，盘点已经存在的财富，将财政收入逐步扩大到历史所得、既有金融资产、海外投资、香港保单、离岸信托以及其他存量财富。
高资产者成为重灾区影响才开始
“财政汲取”一旦影响企业家对财产权与政策稳定性的预期，就可能进一步影响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投资意愿，包括降低投资、降低资产透明度、改变税务居民身份、把家庭成员与资产移往海外等。然而，近期中国政府新出台的出入境新规定，对中国企业家或高资产人士从海外活动到移民安排等也亮起警钟，中国对资金与人流的管制日趋紧缩，这些举措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的影响才正在开始，值得持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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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头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