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種族歧視的5種經歷
來源: 澳洲日報 責任編輯：華樂
在Adam Goodes事件后，5位來自不同時代和族裔的澳洲名人也討論了他們個人的種族歧視經歷。
Kamahl
音樂家/演員，78歲
背景：生於馬來西亞，為斯里蘭卡裔，於1953年移民澳洲
當Kamahl抵達澳洲時，他還是個青少年，是班上為數不多的黑色臉孔之一。這種不同導致他產生了一種長久的不安感，但也成為他標誌性特點。
「為什麼人們都這麼不友善？」「我來到澳洲后，就為自己挖了一個心理洞口，後來我一直試圖從這個黑暗的洞口突破出去。」「我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可能其他人並沒有故意要讓我產生這種感覺，但我當時就是這麼覺得的。作為一個黑人，我覺得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都比不過最差勁的白種人。」「這就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
Chan Shaw表示，她很慶幸自己生長於1960年代，那時候悉尼迎來了很多的新移民。「我們學校有很多希臘和義大利小孩，所以當時並不存在種族歧視的問題。我不記得自己有哪一次因為自己的背景遭到別人攻擊。我倒是記得每次下課後同學們會聚攏在我的座位旁邊，因為我們有美食。」
他也曾經聽過不少種族歧視的話語，說話者一般都是半開玩笑的，有時候他的朋友也會取笑他。他認為，種族歧視有不同層次，最高的級別是極端的種族歧視，接下來是拿種族不同開涮，最後是自我感覺良好、高人一等的種族歧視。「你不必因為別人說了一些種族歧視的話語就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我們多多少少都會有種族歧視的想法和評論。坦白說，我自己就曾冒出過這類想法和言論。」
後來隨著音樂事業大獲成功，他也逐漸變得自信，但種族主義從來就沒有因此遠離他。「這種不安全感和種族自卑感從來不會真的從我心頭離開，從某些程度上來說，我總是在試圖尋找一種接納感。」
Archie Roach
音樂家，57歲
時裝設計師和電視主持人，50歲
背景：原住民，在墨爾本的一個蘇格蘭家庭長大
Mo’onia Gerrard
Archie Roach經常覺得自己被孤立或者受到忽略，這要取決於他所處的環境。如果他在一家商店中，他能感覺到人們投在他身上的懷疑的目光。他還經常被拒絕進入酒吧。「一開始人們的態度還很含糊，但後來，就會有人直接辱罵你，隨時隨地想要貶低你。這讓人灰心喪氣，讓人覺得很受傷，會讓人懷疑為什麼現在還有這種態度存在。」
雖然Roach認為大多數人對原住民持有消極的看法，不過他意識到公眾的態度正在逐漸改變。「現在我們已經進步了很多，但仍有進步的空間。」
新州Swifts無板籃球選手，32歲
背景：湯加裔，在悉尼北岸長大
Gerrard認為，最傷人的種族歧視是「暗裡來的那種」——很多人在公眾場合顯得彬彬有禮，但背地裡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老頑固。「我從來沒有被人當面取笑過，但我能理解Adam Goodes現在的感受，因為很多人都會根據你的背景或面貌來叫喚你。他們都是在背後取笑你，然後某天從別人的嘴裏傳到你的耳朵里。我曾被人叫做猴子，這讓我非常鬱悶。」
Gerrard從小就加入了無板籃球隊，那時候其他族裔的選手很少，但好在她的家人一直給她灌輸一種身為湯加人的自豪感。「我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們一直告訴我要以自己的身份為傲。」
Benjamin Law
作家，30歲
背景：中國移民二代
Law生長於多元文化新時期的1980年代，當時很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都因他們對澳洲生活的貢獻而受到歡迎。可惜好景不長，十年後，韓珊（Pauline Hanson）帶著她的種族歧視政見來了，「人們的觀點開始起了變化。」
Claudia Chan Shaw
背景：一半中國血統，一半蘇格蘭-愛爾蘭血統，在悉尼內西區出生和長大
至於現在，她說她的外貌會引發有些人的好奇心，而非種族歧視言論。「人們不知道該怎麼定義我，有些人有時會直接問『你到底是什麼？』。他們提這個問題時其實可以再委婉點，但我知道他們並無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