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G20顯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角色的悄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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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G20峰會引人注意的焦點是美中重回談判桌，這一事件預示著中國政府正在從“規則遵守者”變成“規則制定者”，更可能是“現有規則破壞者”。
By Xiaonong Cheng
大阪G20峰會引人注意的焦點是美中重回談判桌，而對這一事件的更深層次含義，與會的各國領導人多數都沒看到，那就是，中國政府正在悄悄地改變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從“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變成“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而這一轉變也意味著，中國可能以“現有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的角色，把國際經濟秩序變軌，成為一種符合中國單方面需要的新秩序。
一、大阪G20峰會：從失望到希望？
大阪G20峰會雖然有諸多話題，但會議的焦點之一無疑是美中對話。美國與中國能夠達成共識和協議嗎，關稅戰能熄火嗎？雖然與會各國的領導人在會場上很少就此發表評論，畢竟這是美中兩國的事，但他們似乎都有一個共同心愿，那就是，最好這次峰會上美中兩國能攜手歸好。
大阪G20會議之前，《日本經濟新聞》發表了題為《對中美束手無策的G20憂愁》一文，充分表達了作為這次會議主辦國的日本對會議能否達到什麼目標充滿了悲觀情緒。其實，這不僅僅是日本的悲觀，還反映出不少西方國家與會代表的悲觀。這種悲觀情緒所擔心的是，面對中美兩國的對立，G20成員國們無法發揮作用，以致於出現了這樣的疑問，G20的作用是不是不再重要了。《日本經濟新聞》表示，“對於G20在國際治理方面的作用，期待能從大阪看到一縷希望之光”。
從特朗普和習近平的大阪會談結果來看，似乎這“希望之光”還真出現了，因為中美雙方領導人同意恢復談判，美國也停止加征關稅，還對華為解禁。那麼，此後雙方將會達成什麼樣的結果呢？是在雙方此前已經達成的對談判中大多數話題的共識基礎之上，再前進一步，還是按照中國提出的“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的說法，把世界經濟秩序的既有規則修改成對中國有利？不管結果可能是什麼，有一點非常清楚，美中談判所涉及的不單純是美中經貿糾紛，而是關係到世界經濟秩序的規則究竟應該維持下去還是發生重大改變。不管G20成員國的領導人是否都明白這一點，美中談判與這些國家的未來確實都有密切關係。
澳洲總理在G20前表態：不會在中美貿易戰中隔岸觀火
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在中美正在進行貿易戰之時，澳洲不會害怕、被恐嚇或者是聽天由命。
二、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三個中國挑戰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前往大阪開會之前，周三在Asialink和彭博社主持的一次活動中發表講話。他表示，“美國認為，目前形式的以規則為基礎的交易系統，無法應對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政策實踐。”莫里森指出，“美國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是真實合理的，包括有關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盜竊和工業補貼”；“我們將與美國合作，改革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國際機構，以確保能夠真正實現目標”。
莫里森的講話點到了目前國際經濟秩序所面臨的三個挑戰：第一，中國在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推行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盜竊和工業補貼等政策；第二，諸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機構無力應對中國的挑戰；第三，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需要改革，才能適應目前出現的新狀況。莫里森也警告說，“在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競爭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只是坐以待斃，被動地等待我們的命運”。確實，莫里森的眼光比德國、法國等一些領導人要深遠精準一些。
On the G20 stage, body language matters as much as words. (AAP)
三、中國到底想要什麼？
究竟中國今後在美中談判中想要達成什麼目的，將決定它可能採用的談判策略。中國外宣媒體《多維新聞網》6月28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美貿易戰滑向進擊時代》，披露了一些信息，值得我們關注。
該文認為，“中美談判陷入僵局，緣于北京第一次在美國想象著要簽協議時一次性提出1百多頁的修改意見，這是北京方面意見的集中表達，是北京方面說不的開始，是北京在貿易戰上從陪打到進擊的開始……一年多來中美互相加征關稅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影響，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都因此受到了影響。現在，貿易戰已經成為北京團結各方、凝聚力量的重大事件，貿易戰對中國來說並非完全是一件壞事，很有可能成為中國扭轉國際局勢的一個支點……對中國來說，要麼達成一個可以拿出來的響噹噹的協議，要麼不達成協議。這個協議要成為各國參考和效仿的榜樣，成為中國推動國際格局轉圜的里程碑事件。因此北京必然日趨強硬將貿易戰進行到底……北京現階段的新任務是說服美國、倒逼美國做出改變，貿易戰自然而然滑入了進擊的時代。如何讓美國接受局勢的變化，接受百年未有大變局，是個難題。”
4年前，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王紅英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出過這種可能（載於吳國光等編著的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New Perspectives一書）。如今，中國已經選擇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時機和位置，雄心勃勃地想從世界經濟秩序的“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變成“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顯然，G20成員國的很多領導人並沒有想到這一點，更沒有深入思考過，如果中國真成了“規則制定者（rule maker），它會致力於維護秩序（rule keeping），還是瓦解秩序(rule breaking)？
四、現存國際經濟法規為何過去有效？
迄今為止的國際經濟秩序形成，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國際法規的形成階段，由西方民主國家集體協商，達成共識，制定出相關的規則（rule making），以國際法規的形式公布；第二，各主要國家簽字加入國際法規，然後依據法治國家的原則，自覺地成為國際法規的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第三，如果某國違反了國際法規，成了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便通過集體勸說，或通過相關法規的國際協調機構加以調解，希望該國主動回歸法規立場，也因為以勸說、調解為主，對違規國家的懲罰往往是象徵性的。
這樣來維持國際經濟秩序，其實有三個前提：第一，簽約國基本上都是民主國家，而民主國家的法治原則保證了這些國家的政府會自覺遵守自己承諾遵守的國際法規；第二，這些國家多半不會故意扮演國際法規破壞者的角色；第三，對違規行為的弱懲罰和軟約束，可以讓違規者自主糾正。由於主導國際經濟法規制定的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而這些國家又都是法治社會，分享共同的價值觀，又一起面對冷戰時代蘇聯陣營的壓力，所以，這些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是步調一致的。它們不僅在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法規方面能協同合作，而且多數情況下都自覺遵守這些法規；即便出現了個別違規情形，經集體勸說，通常會有效地校正或自我糾正。
直到90年代初冷戰結束前，國際經濟秩序一直是這樣維持的，而且相當成功。其中又有三個客觀條件。第一，冷戰中的另一方蘇聯雖然拒絕接受這樣的國際規則，但它也不參与經濟全球化，因此不會成為國際經濟秩序的直接破壞者；至於對那些與經濟秩序無關的國際約定，如防止核擴散條約，蘇聯大體上是遵守承諾的。第二，不屬於蘇聯陣營的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改善了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但國力弱，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力很小，它也接受西方發達國家制定的國際經濟法規，不是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第三，其他中小國家不具備單獨挑戰國際經濟秩序的地位和能力，不管它們喜歡或不喜歡，都必須成為國際法規的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Japan PM Shinzo Abe a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G20 summit.
五、“和事佬”錯在哪裡？
客觀來說，中國違背了近20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以及上世紀加入有關知識產權的一系列國際公約的條約義務，人所共知；而世界貿易組織對故意的“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只能軟約束，也顯而易見。為什麼就只有美國站出來就此與中國談判，而大多數G20成員國卻閃在一邊，似乎想扮“和事佬”呢？
毫無疑問，在G20成員國當中，美國是中國違法國際經濟法規、破壞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受害者，美國也具有與中國談判的實力；但是，美國並不是在單純維護美國的利益，美國之舉同時也是扞衛原有國際經濟法規有效性和國際經濟秩序的必要行動，對此其他西方國家不可能毫無了解。其實，不難發現“和事佬”們的認知誤區何在。
對比過去國際經濟秩序得以維持的上述三個客觀條件和三個內在前提，我們就會了解，冷戰之後，國際經濟秩序能否繼續維繫下去，取決於這三個客觀條件是否繼續存在；或者說，如果這三個客觀條件當中的某一個消失了，那麼，維持國際經濟法規有效性的三個前提是否動搖。按照這個思路來認識，我們就找到了當下部分G20與會國家政府和與它們觀點相同的世界各國媒體判斷錯誤的根源，那就是，過去國際經濟秩序得以維持的三個客觀條件少了一個，即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改變了它的戰略目標和國際角色，從國際法規的規則遵守者（rule taker），實際上變成了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而作為國際經濟大國的中國採取了這一立場，就瓦解了多年來西方國家維持國際經濟秩序所需要的三個前提。
多年來西方國家維持國際經濟秩序的三個前提之一是成員國“自覺遵守”，另一前提是“軟約束對違規者有效”。但是，中國扮演了規則破壞者（rule breaker）這一事實，一方面摧毀了“自覺遵守”這一前提，另一方面摧毀了“軟約束有效”這一前提。那些不滿特朗普打貿易戰或關稅戰的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都沒有看到上述事實，而仍然沉浸在對已經消逝的原有國際經濟秩序的追憶當中；不僅如此，由於它們的眼界過於狹隘，以致於都忽視了原有國際經濟秩序名存實亡的真正原因，反而把過錯怪罪到特朗普頭上。
六、“搭便車”心態與“多邊主義”失靈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的超大經濟體，同時深度介入經濟全球化，大部分國家都與中國有經濟往來，不敢得罪中國。再加上中國用利益槓桿—利益誘惑和利益懲罰（正反兩種），讓多數西方國家被擺布。所謂的利益槓桿，無非是對接受中國作為的國家，給一些甜頭，比如訂單、投資，義大利和希臘就十分歡迎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自然，它們也不會批評中國的違規行為；而對那些批評中國違規行為的國家，中國的辦法則是取消訂單、增加該國對華出口的關稅等等，目前對美國就正在使用這些手段。
正因為不少西方國家精於自我利益的盤算，面對國際經濟秩序被破壞的現實，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寧可“搭便車”（free rider），美國成了唯一可能出來應對中國的國家。但奧巴馬任內對此毫無作為，特朗普的做法實際上是以美國的經濟實力為後盾，發起了挑戰。但是，美國是要為此付出一些代價的，這種代價，其實也是為那些“搭便車”國家付出的，可是，這些國家並不領情。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鼓吹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多邊主義”運作，實際上是一種空談。如果美國不願意單獨為此付出過大代價，而“搭便車”國家繼續空談“多邊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有可能是“規則破壞者”改變了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讓一種以中國利益為主軸的“新國際經濟秩序”逐漸形成；到了那個時候，世界貿易組織大概就該壽終正寢了，經濟全球化將被中國版的“叢林規則”改造成中國導向的經濟交往活動，比較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會成為歷史上被翻過去的一頁。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rticle/2019/07/01/guan-dian-da-ban-g20xian-shi-zhong-guo-zai-guo-ji-wu-tai-shang-jiao-se-de-qiao?language=zh-hans&cx_navSource=related-side-cx#cxrecs_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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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管理員 發布時間：7/01/2019 12:12:00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