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夜話中南海：「妄議中央」的罪名始自鄧小平女兒鄧榕
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的題目是《鄧小平女兒鄧榕利用黨報傳播謠言詆毀胡耀邦》。即使在中共政權內部似乎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今已經被習近平列為黨內重罪的「妄議中央」之說，「發明人」是江澤民，當時的指控對象就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
習近平政權于去年最新頒布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規定，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的，要給予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直至開除黨籍處分。
「新規」頒布后，我們自由亞洲電台和網站曾於去年八月刊登和播發《中紀委批紅二代高官”妄議中央”》一文，主要內容是此中共早前公布新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進一步強調政治紀律后，中紀委機關報周四（8月30日）點名批評屬於「紅二代」的國土資源部前高官張曉山，指他嚴重違紀、妄議中央。
中紀委機關報指控張曉山從2015年以來在微信同學群中先後發布、轉發多篇文章和貼文，妄議中央大政方針，醜化黨和國家形象，詆毀污衊黨和國家領導人，歪曲黨史軍史，批評張曉山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是政治上的「兩面人」。
根據中紀委當時 發給各部門的通報，張曉山「出生在革命家庭（即「紅二代」），較早走上領導崗位」。但其退休后在2015年至2018年間，轉發多篇含「政治性有害內容」的文章和帖子，其中還有境外在封網站的文章。
當時還有海外華文媒體稱，中共國土資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原主任、「紅二代」張曉山，因「妄議中央」被中紀委立案調查。這是繼紅二代薄熙來、鄧小平的前外孫女婿吳小暉被調查后，又一名被調查的「紅色後代」。
但是，這位張曉山完全是因為中紀委通報中稱他是「出生在革命家庭」才被外界「定性」為「紅二代」，而他的父輩具體是哪位「革命前輩」，至今沒有被確認。
前面引述的我們自由亞洲的相關報道文章在結尾提出問題是： 「紅二代」前高官被批「妄議中央」是否顯示在習近平集權下，中共體制內的言論空間也在縮小？「紅二代」有可能成為制約習近平的力量嗎？
要討論這個問題，不妨先回顧一下當年鄧小平後代，特別是鄧小平的三女兒鄧榕一度挑戰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之後的遭遇。
關於習近平正式接班前後是如何與胡錦濤聯手，將「黨內政治野心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紅二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薄煕來打入天牢的故事細節無需在這裏贅述，這裏要說的是，用經濟罪名整肅黨內反對力量的手段，無論是在江澤民時代還是胡錦濤時代，早都已經是屢試不爽。首發典型案例就是借當年抓捕時任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和國務委員陳希同之機，制服了當時不可一世的鄧家子女 的故事。
鄧小平生前在批判林彪時曾經說他最反對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但到了自己的晚年,他雖然沒有讓卓琳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卻讓親生子女當了自己的政治秘書。在鄧小平去世的前一兩年時間里，整個鄧府里完全是三公主鄧榕，也就是鄧毛毛一手遮天。當時外界報道中關於關於鄧家其他子女對鄧毛毛並不服氣但又無可何奈的報道，自然無法找到證實的渠道,但如果對照鄧榕在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所做的一些突顯個人的小動作,就會感覺到上述分析不無道理。
鄧小平和小女兒鄧榕（Public Domain）
如果仔細讀一遍鄧毛毛趕在她父親去世之前完成並大力對外推銷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就會發現其中的兩大特點,其一是「戲不夠,歌來湊」,全書中直接描寫鄧小平的內容甚至不如「時代背景」著墨多;其二是借宣傳鄧小平拚命抬高自己。不但在文字內容上是如此，鄧毛毛在選擇和安排此書配發的照片上,顯然也是大費了一番心機。這本書的中國大陸官版配發的照片,后四張依次是:「五十年代初,父親、母親和我在一起」;「一九九一年春天,父親、母親和我的一家。左一為我丈夫賀平,左二為我的女兒羊羊」;「一九九三年初,我陪父親在杭州」;「全家福(左起:鄧質方……毛毛、賀平……)」。
大陸「圈裡子」的人士有細心者發現:鄧毛毛在這本書中所選發的照片,除了鄧小平,就是書中所說的「我」。再者，包括所謂的「全家福」照片,毛毛的丈夫賀平人高馬大地赫然立在後排中間,卻沒有其他兩個女婿,更沒有兩位兒媳。
鄧毛毛借宣傳父王的「豐功偉績」,如此露骨地抬高自己，甚至把自己的丈夫也放在比其他兄弟姐妹更突出的地位,鄧家其他子女怎麼可能沒有想法?
鄧小平去世的前幾年裡，就在鄧榕趁著全世界都在關心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和存活時間滿世界推銷她的那本《我的父親鄧小平》，記者會走到哪開到哪的那段時間里，海外評論先是報道出她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的採訪內容招致江澤民的強烈不滿;後來又分析她在接受法國《費加羅報》的專訪內容對江澤民頗有吹捧。但如果對鄧榕在這次接受採訪時的談話內容細加分析,則應該得出另外一種結論。
確實，當時的鄧榕在記者的追問下,強調了她父親對江澤民和李鵬的「完全信任」。但在被記者問到江澤民「鄧後」前途時,鄧榕顯然是換了一個角度回答,她說:「江澤民今天同時擁有最重要的三個職位,這乃是新的創舉。然而,為了推動中國的改革,這是必須的。過去,黨的主席乃是國家的第一號人物。但是,由黨的領導人管理國家事務,總是不適當的,因為他不隸屬於政府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位,純系形式上的。由於身為國家主席,江澤民乃系國家的象徵,又由於身為黨的總書記,他又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傳統上總是黨的領導也同時就是軍隊的領導人。但是今天,在黨及軍方面,乃是透過政治局及政治局的常委,實行集體領導。」
請注意,在這段話里,鄧榕一面強調江澤民的「最重要」,但同時又強調了他國家主席的位置僅僅是「形式上的」;而他那黨、軍領導人的地位則在「今天」,已經必須「透過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實行集體領導」。言下之意,江澤民不可能如她鄧榕的父親一樣,在中國共產黨內實行個人集權。
對比下來,鄧榕在一九九五年初多次接受西方媒體採訪的全部回答問題內容中,屬這一段臨場發揮得最好,既表達出了她必須要表達的,對「鄧後」中共政權持續鞏固的信心,同時又巧妙地告訴外界:「鄧後」中共政權的繼續穩定與否,並不取決於江澤民個人。
但同時,鄧榕在這幾次接受採訪過程中,也有回答問題前後矛盾的地方。比如她當時 在接受法國報刊採訪時複述了他父親退休的原因是因為他清醒地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命運繫於一人很危險」,但日後又在接受《澳洲人日報》記者採訪時,卻又強調她父親「非常清楚繼續給予(江澤民等)現領導人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強調她父親曾表示「我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保持健康,如果我能保持健康繼續活著,就是我能給他們的最大的支持」。如此說來,江澤民等「接班人」的興亡成敗豈不是仍然維繫在鄧小平的壽命身上?
關鍵的問題在於,鄧榕上述臨場發揮的精彩之處,與江澤民本人當時正在大樹特樹其個人權威的行動顯得那樣不合諧；而上述臨場發揮時不經意露出的破綻之處,卻又對江澤民等領導集體成員對外共同宣稱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長大成人」構成了絕妙的諷剌。
海外當時有不少報道內容中都有鄧榕面對西方媒體的「口無遮攔」令江澤民憤怒至極的說法，但，「怒摔茶杯」之類的細節描述應該都是局外人「想象」出來的，較為可信的說法就是江澤民時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主持的中紀委會上指責有同志「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妄議中央」，雖然沒有直接點出鄧榕的名字，但當時整個中共黨內只有鄧榕一人做過這樣有事情，所以與會者誰都明白不直接點名是因為鄧小平當時還在世，投鼠忌器而已。
左圖：鄧榕；右圖：薄熙來（資料圖/Public Domain）
而當時的鄧榕如此「妄議中央」令江澤民忍無可忍的一個最重要，最直接的證據就是趕在鄧小平去世之前他江澤民就已經「膽敢」拿鄧小平小兒子鄧質方開刀。
筆者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曾經與鄧小平的小兒子鄧質方「一筆難寫兩個方」的時任首鋼董事長周冠五的公子周北方在江澤民整肅「北京幫」的過程中被已經入獄的北京國安局貪官供出的故事。此事發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上旬。但抓捕周北方的時間卻一直拖到次年的二月十三日,中間相隔三個月之久。
從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開始，鄧質方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所有經商太子黨中最高調、最瘋狂，最不在乎外界負面輿論的一個。鄧質方當時身體力行他爸爸「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本領不但遠超出他哥哥當年經營康華的水平,其膽大妄為的程度和瘋狂聚斂財富的速度也令其他所有高幹子女望塵莫及。
當時的鄧質方利用鄧小平的權勢，以低價在上海的虹橋開發區「圈地」，成立四方地產公司。接著，他同周北方與香港超級富豪李嘉誠合作，成立「首長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一時間,北京有他的公司、海南有他的地產、上海有他的房產、香港有他的控股……,那個年代的港人可能至今都還記得一時間香港各大報刊上滿是鄧質方和與他「一筆難寫兩個方」的商業搭檔周北方一左一右，與他們的大金主李嘉誠的光鮮合影照。
事件發生的大致過程是,一九九四年的江蘇省紀委開始調查當時轟動全國的無錫集資案時發現北京的涉案人,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李敏等人涉案的情況基本搞清了，時任江蘇省紀委書記曹克明等人於十一月三日進京參加中央紀委的第三次協調會。會議決定,凡是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員,一律押往江蘇南京審理。次日,李敏在家中被捕並直接押往南京。因為在李敏家中查出大量來源不明的港幣，所以李敏到南京的第二天便把周北方供了出來。說他一次性行賄上百萬港幣。這在當年是很大的一筆數字。
在當時的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周北方與與鄧二公子鄧質方關係好到「一筆難寫兩個『方』」的地步。所以曹克明聽到李敏居然把周北方供了出來,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立刻飛赴北京,星夜進中南海向尉健行請示：我們的工作是局限在非法集資案本身,還是擴大範圍繼續查下去?」
問題是,尉健行哪裡做得了這個主?十一月十六日,尉健行向政治局常委會彙報,重點內容是請示如何處置周北方。結果，眾常委們在會上無人敢就周北方問題上作主，只是達成了一項「立即成立中央調查組」的會議決定。
李敏被捕供出鄧質方的把兄弟周北方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了鄧家。接下來發生的一樁怪事便是被稱之為鄧小平的「助聽器」和「留聲機」的鄧榕突然活躍起來。從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下旬,也就是前面說的中央常委會決定成立的中央調查組飛赴南京之後沒過幾天,鄧榕便開始頻頻接受西方記者採訪。
後面的內容，留待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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