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名利場」：那些年的澳洲高考狀元，後來都怎麼樣了？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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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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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普通的「排名、排名、還是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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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HSC狀元，後來都怎麼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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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決定了每個人高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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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前言
「我非常激動，也終於鬆了口氣。」
拿到ATAR最高分99.95的華裔女生Jocelin Shing-Yan Hon（音譯：洪欣妍）在得知了自己的高考成績后笑著說，「我的父母也為此感到非常驕傲。」
Jocelin Shing-Yan Hon / 來源：JAMES BRICKWOOD
她表示，自己對於進入悉尼大學或新南威爾士大學進修醫學充滿著信心。
實際上，洪欣妍也是在本屆新州高考成績中獲得最高分、僅有的46個學生與16個女生之一。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這句話用來形容在中國的高考制度一點也不過分：2019年的中國高考報名人數首次超過千萬，單單河南一省就突破百萬——但其本科第一批錄取人數卻僅僅不足10%。
其實在澳大利亞，高考也同樣被許多人認為能夠改變命運的一道門坎：比如在新州，今年共有近7萬名學生參加了「高中畢業資格考試」（簡稱HSC）。而與中國高考按分數高低分批錄取類似的是，澳大利亞各州及地區也會通過系統計算整理併發布后的「綜合高考成績」，也就是「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入學排名」（簡稱ATAR）來甄選學生。
比如在悉尼大學，ATAR達到80分的學生將有資格進修文理科學位，初等教育學位則至少需要85分、工程課程需滿足92分、商業學位需95分，而法律雙學位則需要達到99.5分的標準。
近日，隨著一年一度的澳大利亞各地考生高考成績相繼揭曉，關於澳洲高考制度的爭議與思考也重新成為了熱議的焦點：每一個學生與中學在高考成績中的排名究竟意味著什麼？那些年的澳洲高考狀元，是否就真的從此實現了「鯉躍龍門」？在澳大利亞，高考成績是否就一定是衡量學生成敗的標準？
1
不普通的「排名、排名、還是排名」
就像在澳洲買房子時，你總能聽到一個經常被強調的黃金原則——「位置、位置，還是位置」；
操透心的華人父母們到了為孩子選學校的時候，也往往離不開一個因素：「排名、排名，還是排名。」
雖然在澳洲，公立精英學校與私立學校之間存在著一條微妙的分水嶺（點擊閱讀更多：《澳洲富裕家庭的分水嶺：私校里有多少洋學生，精英學校就有多少華裔和印度人》），但在對待高考排名的問題上，兩者的立場卻都一致配合絕不含糊。
例如在今年新州的HSC成績中，榜單上的前三甲依次分別為：連續24年蟬聯榜首的「James Ruse農業中學」、破天荒發揮出十年來最佳水平衝進第二的「音樂學院中學」（Conservatorium High School），以及近年來排名都比較穩定的「北悉尼男子中學」。
——不約而同的是，這三所學校均為公立精英學校。
事實上，在入圍前十的學校名單上，其中8所均為公立精英學校，9所學校則都存在入學評估測試；而唯一的一所不需要通過選擇性入學考試的學校，是排名第8的Reddam House中學——同樣也是一所私立學校。
當然，這所學校也不一定就沒有另一種意義上的「選擇性入學考試」：畢竟作為私立學校，僅僅是一年3萬余澳元的學費這一個門檻，就不知道篩選掉了多少人。
而對於不需要經濟背景也沒有選擇性入學考試的普通公立學校來說，此分類中排名第一的「威洛比女子中學」（Willoughby Girls）在學校總排行榜上卻掉到了第67名；而名列第二的「北海岸高中Balgowlah男子校區」（Northern Beaches Secondary College Balgowlah Boys Campus ）與第三的「Killarney Heights中學」在總排行榜上則分別為第70名與79名。
但就是這幾所看似「就近入學」的普通公立學校，說到底其實也並不「普通」：實際上，這些學校無一例外地都集中在富裕移民家庭集中的北悉尼。——而當排名幾乎成了為太多的澳洲中學的擇校招生都帶來關鍵性影響的一年一度「名利場」；對於這場考試中每年一茬又一茬的學生們來說，走出考場的同時，命運也從此走上了不同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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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HSC狀元，後來都怎麼樣了？
「彼得、傑夫、瑪麗和羅斯…他們都是標準的悉尼北海岸人，都比十年前的學生保守得多，也都是所有』好』學校的結晶。這些79屆最優秀、最聰明的學生們，他們對未來充滿著信心，甚至急於迎接80年代的挑戰。他們很討人喜歡，身上也沒有某些天才頭腦常有的傲慢。不過他們也從70年代的嚴峻歲月中學到了一些教訓。這些人是年輕的樂觀主義者，同時也帶著犬儒主義的色彩。」
這是一篇記載了四十年前的1979年「高考狀元」的報刊文章上的一段文字，在今天讀起來仍然令人親切。
1979年高考後的彼得、傑夫、瑪麗和羅斯 / 來源：SMH
當年考了新州第一名的彼得（Peter Robinson）在採訪中表示自己的願望是想做一個物理學家；傑夫（Geoff Wilkes）想成為一位文學者，瑪麗（Mary Myerscough）對科學領域心有所屬，而羅斯則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名電力工程師。
而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四個人也都如願以償在當年各自心儀的領域成為了資深教授或專家學者。
瑪麗（Mary Myerscough）與 傑夫（Geoff Wilkes）（右）/ 來源：EDWINA PICKLES
不久前剛參加了40周年同學會的傑夫，對於這些年的同學們的事業發展感慨道，「其實無論是在劇院、還是在公共服務或者私營企業，每個人在他們涉足的領域內事業都發展得很好。」
滿頭白髮的他聊起自己當年優異的高考成績頗有點雲淡風輕，「的確，我當初得到了一個比他們所有人都更好的HSC——但這並不代表著我在事業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好。這一點其實並不重要。」
「大約半年後就沒有人在乎這一點了，這也並不是衡量你是否是一個好人的標準。」
如今身為悉尼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教授的瑪麗表示，「我認為，現在的孩子們承受的壓力比我們那個年代要大得多。你拿到了ATAR，每個人都有一個可以用來比較的數字，而這並不僅僅單純只是一個數字。」
瑪麗補充，「但HSC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也不會決定你的人生軌跡。還有你是什麼樣的人，以及工作上的努力與堅持，以及運用機會的能力——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就算不能超過HSC，也該與其相等。」
如果說正如四十年前的那篇報道所述，當年的傑夫與瑪麗眾人或者仍然算得上是澳洲傳統社會中的「既得利益者」；那麼對於十年前在HSC的IT中考取榜首的哈米德（Patrick Hamid），則可幾乎稱得上是澳洲「寒門出貴子」的典範。
2009年高考後的哈米德（Patrick Hamid）/ 來源：Ben Rushton
事實上，這位如今在IT界年輕有為的企業家，當年在參加高考時甚至窮困潦倒地住在一個「青少年避難所」，並由自己負擔所有開銷。高考後，他申請了悉尼科技大學的獎學金入學就讀。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完成我的學士學位，而且令我非常驚訝的是，我即將要完成我的碩士學位，」他表示，距離自己在12年級離開「最糟糕的情況下」的那個家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
哈米德近照 / 來源：SMH
回憶起當年自己的窘境，哈米德仍然不由地有些恍然：「在參加HSC考試的同時，我住在一個青年避難所里，甚至在大學的頭幾年裡，我都有可能隨時無家可歸，在不同的避難所和社會福利住所之間遊走。」
他補充，「但我認為我一直固執地想要把事情做完，保持專註，即使別人對我說』不』。我認為這讓我繼續前進。」
後來，哈米德終於成功找到了私人出租的房間，並在幾年前接受了一份來自美國知名科技集團思科(Cisco)的工作。
雖然他本人的IT創業項目暫時擱置了，不過他也由此在悉尼的創業圈中嶄露頭角。目前，哈米德不僅是一位指導一些初創公司工作的導師，同時也是一個融資平台的全職產品經理。
「創業讓我走上了這條很奇怪又很有趣的路。雖然很多錢都花光了，很多夢想和願望都破滅了，但我仍然堅持著。」
哈米德對於在今年HSC中可能大失所望的學生們，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不要總是想著你目前的處境，而是專註於你將來能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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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決定了每個人高考的命運？
但高考並沒有平等地眷顧著每一個人的命運。
二十多年過去，青年小說家艾默德（Michael Mohammed Ahmad）對於自己當年的HSC成績仍然守口如瓶，這倒並不是因為他當年不是一個成功的學生，而是他認為：「高考對於學生來說，其實是一種「失敗的衡量工具」。」
母校前的Michael Mohammed Ahmad / 來源：DOMINIC LORRIMER
2003年，艾默德在PunchBowl男子中學剛開始他的HSC歷程。當時這個地方被鐵絲網包圍，還有一個響噹噹的綽號——「PunchBowl監獄」。
現在的艾默德則擁有著西悉尼大學的創作文學博士學位，而他的新作《Lebs》（黎巴嫩人）甚至已入圍富蘭克林小說獎。
但他還記得，他的同學們絕大多數都是黎巴嫩裔的穆斯林澳大利亞人，並在當時的在美國9·11恐怖襲擊和悉尼Cronulla暴動發生之間的幾年裡，被一些政客和評論員妖魔化為「黑幫、性掠奪者和毒販」。
於是，這些年輕氣盛的男孩們以各種形式反抗。其中，艾默德專註於他對寫作和文學的熱愛，但更多的人卻沒有「辜負」其他人的期望、破罐子破摔，有些人甚至慢慢地離這些黑暗的刻板印象越來越近。
與此同時，整個學校不僅充斥著黑幫氛圍，教育條件也不如人意。艾默德不得不選擇通過曠了好幾門課離開這所高中放棄當年的HSC，並之後回到Ultimo的TAFE（職校）中才完成考試。再後來，他考上了大學，也成為了他的直系及旁系親屬浩浩蕩蕩數百人中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
在今天，艾默德是Sweatshop的負責人。這是一個他創立的「掃盲運動」組織，致力於教那些平時沒有機會的孩子們閱讀、寫作和批判性思維。
——而他的母校，也就是當時因「暴力」盛名在外的PunchBowl男子中學，在如今也終於因為徹底扭轉了風氣而聞名遠近。
艾默德無疑是幸運的。
而他所在的高中與學校里的學生，或許才是符合「就近上學」招生規則的許多澳洲普通公立學校的真實模樣。實際上，高考不同科目成績的分層分佈，都有可能與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挂鉤：
而許多普通澳洲人別說參加高考，甚至可能連中學都沒上完就退學了。
事實上，根據2016年澳洲統計局報告顯示：「在悉尼及周邊地區內，僅有60%的人讀完了12年級（相當於中國的高三）；其中，15-19歲的學生中約有21%退學，並且既沒有回去讀完高中，也沒有去讀TAFE（職業培訓學校），更不必說大學了。」
而在一些地理位置更為偏遠、經濟更欠發達的地區，這個數字更為「誅心」：或許很難想象的是，比如在獵人谷（Hunter Valley），僅有33%的人能讀完12年級，而這些人沒讀完高中就大多開始成為學徒或者正式參加工作，而在這種情況下，也有很多人由於學歷的限制而不能得到更高報酬的工作。
END
於是，我們再次回到了老生常談的話題：澳大利亞的教育系統與高考制度對於每一個人而言真的公平嗎？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新州教育部官員向《澳洲財經見聞》表示，「我可以肯定的是，各個公立學校的師資力量其實基本是相等的。」
「但很多事情發生在下午三點放學以後。」 該官員意味深長地說道。
「其實HSC對於學生的限制性相對較少，選擇自由度較高，畢竟有近100門課程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與興趣選擇。」
該官員補充道，「說實話，家長與其整天挖空心思想著學校的排名，讓孩子為了高考累死累活，還不如把心思放在自己怎麼掙錢上——比如多買幾套房，以換給孩子一個經濟自由、興趣自由的未來。」
而就算有些學生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參加高考或落榜了——「HSC其實也變相地在這個過程中替他們做了選擇。並不是每個人都得讀大學，其實在澳洲做個技術工人，也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