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荻：恐懼國
恐懼國
作者：劉荻（北京）
說起民主制度的缺點，很多人都會提到：因為民主制之下政治家的任期有限，所以他們往往目光短淺，傾向於採取某些從短期來看效果立竿見影，但是從長期來看後患無窮的政策。於是就有人認為，非民主政體就一定能夠避免這一問題，有效地實施所謂的遠景規劃。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比如目前中國這種政體，在目光短淺方面其實比民主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圖片選自《環球實報》，編輯配圖）
就拿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來說，中國採取的“嚴防死守”政策，在短時間內似乎能夠有效控制疫情，但是隨後問題就來了：一旦放鬆控制疫情就有二次爆發的風險，一直嚴防死守就有經濟崩潰的風險。所以中國現在的處境就是騎虎難下。而英國、德國、瑞典、日本等國採取的“佛系抗疫”措施（只收治重症患者，讓輕症患者在家隔離，不追求消滅疫情，而是盡量壓平疫情爆發的曲線，“用時間換空間”，避免壓垮醫療體系）看似消極無為，也招致了不少批評，但其實從長遠來看，有可能既能讓人類逐漸形成群體免疫，也能通過施加選擇壓力讓病毒往低毒的方向進化，最終讓人類與病毒和平共處，還能避免各種相關的次生災難，例如因為醫院關閉，其他病人得不到醫治而導致的死亡。這種抗疫策略或許很大胆，也很“有想象力”，但你決不能說這種策略目光短淺不考慮長遠。（如果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採取類似的策略，中國就會十分為難：疫情不會在短期內消失，難道中國要一直封鎖全世界，重新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上去嗎？）
有人說，像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那樣，直率地說出“將有更多人死去，越來越多的英國家庭將會痛失親人”這樣的話，採取這樣的政策，中國的領導們肯定不敢。但這是件很奇怪的事，因為人們往往也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既不用在乎民眾的死亡，也不用在乎輿論的反彈。那麼中國為什麼不能採取類似的政策呢？
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非民主國家也害怕輿論，而且可能比民主國家更加害怕。畢竟，如果輿論真的不重要，他們也就沒有必要控制媒體了。
對於政客們來說，民主制度可能有種種缺點，但至少有一個優點，那就是他們不用擔心自己隨時會被憤怒的民眾推翻。（有些君主立憲制或者議會內閣制國家經常解散內閣重新組閣或者解散議會重新大選，這隻是一種正常的制度安排。）非民主國家的政客們則是做夢都在擔心這一點。所以一方面他們嚴密地控制輿論，另一方面他們也害怕輿論，甚至受到輿論的控制，不敢公然與輿論作對。
在民主國家，民眾有著多種表達意見的渠道。他們可以在選舉中投票，可以給自己的國會議員寫信或者組成院外集團進行遊說，也可以組成公民社會團體或者政黨……輿論並不是政府了解民意的唯一途徑。民主社會中的政治生態也比較成熟，有各種意見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來引導民眾的觀點，有公民社會團體來表達社會利益，也有政黨來整合社會利益。
但是在非民主國家中，這些表達意見的渠道都受到政府的控制，政府要想了解民意就只能通過輿論。另一方面，非民主國家的輿論本身也是受到控制的，意見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聲音受到壓制。但是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結果：理性受到壓制，而情緒卻無法控制。尤其是像恐懼、憤怒之類的負面情緒四處蔓延，政府卻無法像控制理性的聲音那樣控制它們。政府因為害怕被推翻，就只能屈服於這種“民意”，但這不是一種理性的民意，而是一種情緒的民意。政府迎合這種無理性的民意，就可能會出台一些從長期來看後患無窮的短視政策。這種體制，有點像某本科幻小說中提到的“邊緣系統民主制”（邊緣系統是人腦中負責調節本能與情緒的較低級部分，與較為高級的新皮質相對，因此該書把政體分為“皮質民主制”和“邊緣系統民主制”）。由於人類的情緒轉瞬即逝，反覆無常，有時又能聚集起極大的能量，因此這種“邊緣系統民主制”是極其不穩定的，有時能夠造成巨大的破壞。
比如最近出台的一個新政策，要求新冠病毒的無癥狀感染者也要集中隔離14天。這一政策的出台並不是出於理性，而是出於恐懼。從輿論場中的情緒來看，人們對於無癥狀感染者的恐懼比對於有癥狀的感染者更強烈，這完全是非理性的。因為從理論上說，一種病毒的無癥狀感染者越多，說明該病毒的毒性越低。在極端情況下，如果有一種病毒，百分之百的感染者都沒有癥狀，那麼這種病毒傳播再廣也不足為慮。（單純皰疹病毒比較接近這種情況，絕大多數人體內都有這種病毒，但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只會偶爾給人造成一些口腔潰瘍之類的小毛病，因此根本就沒人把它當回事。）如果一個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沒有癥狀，可能是因為他的免疫系統對病毒的反應不太強烈，也有可能是因為病毒的毒性變低了。如果是后一種情況，那麼這些人就為病毒與人類和平共處的事業做出了貢獻，他們把毒性變低之後的病毒傳染給別人，相當於天然疫苗【相關閱讀:顯微鏡學家發表對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如果一個人無癥狀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痊癒並且產生了抗體，那他就成為了群體免疫屏障的一部分，也是在為人類做貢獻。把這些人集中隔離起來，並無多大意義，只會加重醫療系統的負擔，增加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英國等很多國家讓輕症患者不去醫院在家隔離，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醫院內交叉感染。
我認為真正有意義的做法是檢測有多少人已經對新冠病毒產生了抗體。因為80%以上的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後要麼沒有癥狀，要麼只會出現跟感冒差不多的輕微癥狀。因此很有可能相當比例的人口已經感染過新冠病毒並且痊癒產生了抗體，只是自己還不知道。如果檢測發現你已經有了新冠病毒抗體，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不戴口罩出門，給別人充當免疫屏障了；如果有家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你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照顧他們，不用擔心被傳染了。
再比如疫情初期的隱瞞，疫情爆發之後的封城封路封小區封人家門，停公交地鐵，強制全民戴口罩，這其中有多少是理性的決定，有多少是出於恐懼，都是很難說的。
中國無法採取像英國那樣有長遠考慮的防疫政策，除了恐懼之外還有幾個原因：
一是西方國家的政府權力是有限的，責任也是有限的，民眾習慣依靠自己而不是凡事都靠政府。因此有病自己在家隔離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社會上也有市場和各種民間組織來履行各自的職責。中國的一切權力屬於政府，因此一切責任也都屬於政府。同時政府又禁止民間組織起來自救，因此凡事都只能靠政府。而政府要替整個社會來解決所有這些本該由個人、市場和民間組織分別解決的問題，難免力不從心，採取起措施來只能簡單粗暴，只顧眼前不顧長遠，顧頭不顧腚。其實像社會管理這樣同時存在多重目標的任務，更加適合利用市場機制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來完成。
二是民眾對政府不信任。如果中國政府說要群體免疫，“將有更多人死去，越來越多的家庭將會痛失親人”，只會引起民眾的恐慌。其實還是離不開恐懼。
三是習慣，“路徑依賴”。中國政府在解決絕大多數問題的時候，都只有“嚴防死守，消滅在萌芽狀態”一種思路；“長期共存，和平共處”往往不在考慮之列。比如幾個月前的澳洲森林大火，中國人想出來的應對方法要麼是“消滅在萌芽狀態”，要麼是用海水來滅火，甚至還有人想把澳洲的優勢樹種桉樹全部換掉。幾乎沒有人會考慮更加符合生態學的解決方案。
中國依賴恐懼來治國，是名副其實的“恐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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