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袋子和校友關係：私立學校對墨爾本的控制與影響
來源：澳洲中學
1970年，當Fran Bailey從布里斯班搬到墨爾本時，就深刻體會到了兩個城市之間一個巨大的文化差異。
這位前自由黨議員、霍華德時代的部長說：「經常有人問我上的是哪所學校，這讓我感到很驚訝。」
Bailey曾在布里斯班的一所天主教女校上學，所以當她回答「All Hallows」時，會得到很茫然的目光。因為這些人並不了解這所學校，就不太容易對她進行「評估」。
她說，尤其是男性，他們傾向於專註于學校的部落主義。"這是一種讓你陷入某種困境的方法。」
當時的墨爾本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城市，被古老的宗派和階級仇恨所撕裂，真正的權利仍然掌握在Collins Street新教主導的墨爾本俱樂部（Melbourne Club）手中。
而當時的工黨正因國家是否對私立學校進行援助這一棘手問題而陷入內部鬥爭。
而此前（直到20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私立學校在財務上一直都是獨立的。在主要政黨的支持下，聯邦政府不向非公立學校提供任何國家援助。
但從20世紀70年開始，重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迫在眉睫，老校友人脈網路和「不提供國家援助」的規則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很快這一規則被打破，澳大利亞政府需要定期向所有學校撥款，包括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天主教學校，無論貧富都能獲得資助。
前不久，《The Age》和《Sydney Morning Herald》披露了澳大利亞排名前50的私立學校財富飆升情況。它們的資產價值超85億澳元，在2015年至2019年的資產增長超過了40%以上。
這些富有的私立學校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額收入，並通過擴建豪華設施來吸引學生。
但如今，老校友人脈關係究竟還有多大的影響力？
納稅人為什麼要這些私立學校買單呢？
01
墨爾本這所城市和它的學校
在Bailey搬到墨爾本之前，John Ridley率先從悉尼來到了墨爾本。
雖然他本人在悉尼上過著名的私立男校Barker College，但由於當時的悉尼沒有那種濃厚的校友人脈關係，所以剛來墨爾本時他就被這裏的文化震驚了。
當他開啟在墨爾本的法律職業生涯時，令他感到驚訝的是，Melbourne Grammar 和Scotch College 是被反覆提到的學校。
「有一些律師事務所專門只雇傭這2所學校的畢業生。很顯然，如果你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就相當於在律師行業有了一個光明的未來。」
當Ridley成為外交部長、後來的維州自由黨黨魁 Andrew Peacock的幕僚長時，他發現Andrew Peacock是 Scotch College校友。
而Andrew的繼任者Jeff Kennett依然是Scotch?College校友。
與此同時，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每位維州州長都接受過私立教育，他們所上的學校，既有最負盛名的高學費學校，也有學費較低的天主教學校。
比如Melbourne Grammar共出過4位州長和3位總理
其總理包括Alfred Deakin, Stanley Bruce 以及 Malcolm Fraser。
Scotch College共出過5位維州州長
這其中包括 Harry Lawson爵士, William Shiels和 John MacPherson。
而在2010年的維州州選舉中，工黨領袖John Brumby和反對黨領袖Ted Baillieu都畢業於 Melbourne Grammar。
02
時代的變遷
墨爾本商界和政界人士-Graeme Samuel AC，畢業於Wesley，是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墨爾本法律和商業領域的重要參与者。
這位大佬表示：「毫無疑問，墨爾本擁有強大的男性俱樂部和校友網路關係文化。」
但當保守派未能適應鷹派時代的經濟開放和重組，悉尼取代墨爾本成為澳大利亞的企業之都時，這種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墨爾本仍然有很多企業，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還有很多初創企業，但他們更關注一個人的能力，而非從哪所學校畢業。」
Terry Moran AC進一步解釋道，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革，包括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以及爭取公民自由、女權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的運動，幫助打破了宗派和學校網路關係的障礙，使墨爾本的商業和政治生活多樣化。
他說，在政府部門，學校舊校友關係最終被Kennett「埋葬」了。
「他對公共服務和其他領域的影響是："我會根據你是否履行了商定的內容來評判你。」
Kennett說，儘管人脈網路關係不可避免地會通過體育、政治、文化和學校發展起來，但舊校友風氣已經與50年前不同了。
「我認為它還存在，但沒有過去那麼重了。」
同時，他還指出，由於存在社會變革的「滯后」效應，在政治領域，特別是法律領域的領導人，往往還是過去強大人脈關係網路下的受益者。
不過，他預測，如果工黨仍然掌權，下一任州長或將出自公立學校。
03
私校的魅力
然而，私立學校憑藉悠久的歷史、龐大的校友人脈、 哈里波特式建築、令人驚嘆的運動場和學習空間，以及良好的成績等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學術界、電視主持人、板球愛好者Waleed Aly在Vermont讀完公立小學和初中后，選擇在Wesley College就讀了11年級和12年級。
來到Wesley 學校后，他感受到了一個明顯的區別-"私立學校慶祝各種成就的文化" 。
他參与了學校板球比賽，當站在一流的板球場上打球、周圍的觀眾為他歡呼時，「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個國王。」
他說，學生們都很清楚地知道他們學校俱樂部前成員都是政治、游泳等各個領域的領導者。他們也曾活躍在這片土地上，「而我們正在跟隨著他們的腳步前行，希望自己成為下一個領導者。」
「這種文化影響無處不在，並深深印刻在每個學生的腦海里。」
那過往的學校人脈還存在嗎？
這位媒體專欄作家不得不承認，他與Wesley的校友們建立了「聯繫」。
「私立學校真的很擅長建立並運營這些關係人脈。從你到達學校的那一刻起，你就明白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納稅人卻為此買了單！
04
國家援助和意外的獲勝者
就像開頭所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下半葉，澳大利亞所有殖民者地都制定了禁止國家援助非公立學校的立法。
當時，大多數私立學校都是不同教派的基督教學校，少數屬於猶太教。
但隨著「所有公民無論宗教信仰如何，都應該享有同等權利」的西方自由主義觀點盛行，不少天主教學校認為國家援助禁令是對他們的歧視，為什麼國家只資助公立學校，而不是他們的學校？
由此產生了一種不公正感，這種不滿在20世紀60年代仍然很明顯。
然後，就在1963年大選的前幾天，總理Robert Menzies有爭議地宣布，將資助獨立學校的科學設施。
在1972年的競選活動中，Whitlam領導的ALP加大了賭注，承諾通過設立學校委員會，進一步鞏固聯邦對包括私立學校在內的所有學校的資助。
這樣做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討好他們，以便在選舉時獲得支持。
意外的贏家是私立學校。他們沒有要求更多的錢，也不需要更多的錢。然而，就和現在一樣，這些私立學校得到了大量的援助。
05
存在的問題
而最新的調查結果則再次引發關於政府資助富裕私立學校是否公平的辯論，後者正在或計劃花費數千萬澳元修建新設施。
據悉最富的50所私立學校每年收到了6億以上的聯邦補貼。
而在納稅人資助精英私立學校的同類國家中，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做法顯然是不尋常的。
比如在英國，伊頓公學和哈羅公學等在內的私立學校都不接受公共資金。
在歐洲和紐西蘭的大部分地區，基於信仰的學校雖然接受公共資金，但與公立學校一樣受同樣的規則約束。
而在澳大利亞，非公立學校並沒有如公立學校那樣有嚴格的義務。
例如公立學校必須接納並教育學區內的所有學生，包括那些在經濟、文化或身體上面臨挑戰的人；
但私立學校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比如高收費、設置入學考試等篩選他們想要的學生，這對教育結果產生了很大影響。
3月，聯邦教育部長Alan Tudge宣布「學校資助戰爭已經結束」。
但前教師兼政策發展中心智囊團研究員Chris Bonnor表示，政府對私立學校的資助仍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
他呼籲為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學校制定一項公共義務憲章，包括要求私立學校在招生時不能拒絕學生。
「如果引入這樣的章程，一些頂級私立學校或許不會接受這些規則並恢復真正的獨立。」
總之，舊校友人脈關係在墨爾本似乎已經失去了一些控制力和影響力，但關於國家援助的爭論貌似遠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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