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對兒女
我和一對兒女
陶洛誦
我的兒子是電腦高級工程師,我的女兒是戲劇化妝師。
我的一生在家靠父母,一直靠到我出國。
出國靠情人(女兒的爸)。
現在靠兒子。
我這輩子光顧遵循內心呼喚,不管不顧,倒也自在。
像我這麼一個傻白甜,蹲共產黨大獄800多天,又在農村插隊5年,現在能過上小康生活(兒子認為是中產)全靠上天的垂憐。我兒子說我一生什麼都不會,就會寫幾個字,我就寫幾個字給大家飯後茶餘解悶吧!
1.
10年前,我和女兒、女兒她爹生活在悉尼西區卡市。卡市是個極其特殊的town (城鎮)。我1987年來澳洲第一站是南澳阿德萊德。經羅錦姐姐的丈夫吳范軍先生介紹認識了悉尼的劉芭阿姨,劉芭是個熱心腸的人,她寫信給我,讓我到悉尼來,說悉尼機會多。
在阿德萊德我住在一對30多歲的澳洲夫婦家裡,他們有一兒一女,一家人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屬於一個世界性的組織叫“道德重整”。星期天,我們一起去教堂,他們介紹我認識了兩個台灣青年,女孩叫琳,二十多歲,胖胖的,短髮,戴副圓形的眼睛。男孩姓羅,二十多歲,中等個子中等身材,戴副黃邊眼鏡,有點兒憂鬱氣質。
我和他們一下子就成為朋友,無話不談,我把從大陸帶出來的自傳體小說手稿“留在世界的盡頭”給他們看。我40歲生日是和他們倆在墨爾本一個大教堂里度過的。
他們倆不是男女朋友,是“道德重整”的成員,非常善良,有思想。我問他們“什麼是道德重整”,他們說是一種運動,在台灣是由何應欽將軍牽頭髮起的。
他們倆人先於我去的墨爾本。我在英語學校放假時去悉尼考察一下路過墨爾本,去看看他們,他們見到我,高興地說:“蓬蓽生輝!”讓我受寵若驚。11月15日是我的生日,羅給我寫的賀卡里有這樣一句話:“艱辛的日子已經過去,收穫的季節已經來臨…”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知道自己另一種艱辛的日子剛剛開始。
他們倆參加完墨爾本教堂的活動就要回台灣,羅給我寫下他台灣家的地址。我保存了好久,2008年,距離認識琳和羅21年後,我帶著在澳洲出生的16歲的女兒去台灣台北參加“自由文化運動第三屆會議”,想起羅和琳,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話說回來,我去悉尼之前,澳洲夫婦聽說我要去卡市,他們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卡市都是黑頭髮,找不到一個黃頭髮,晚上很早街上就沒人了!”言外之意,卡市是亞裔人聚集的地方,而且治安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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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