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聽到，澳大利亞是一個人人都能獲得「公平對待」（a fair go）的國度。但是澳大利亞真的像我們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平等嗎？
紐卡斯爾大學社會學副教授Steve Threadgold 對此的觀點很明確：不可能。
「人們[一出生就]來自不同的階級。但出於某種原因，我們很不願意談論階級問題。」
研究表明，澳大利亞的不平等比許多人可能意識到的要嚴重得多。
根據澳大利亞社會服務理事會（Australian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ACOSS）和新南威爾士大學（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的一項分析，在疫情之前，收入排行榜上前20%人群的收入是后20%人群的六倍。
就平均財富而言，數字甚至更為驚人。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平均財富（325.5萬澳元）是收入最低的20%人群（3.6萬澳元）的90倍。
而根據最新數據顯示：居住在澳大利亞最富有的郵政編碼區的精英專業人士的收入
通常是25公裡外的貧困郊區工人收入的六倍。
而富人區和窮人區的房價差距更是達到了10倍。
背景
此前，澳洲稅務局（ATO)根據個人收入，公布了2020-2021年最富裕的郵政編碼區和職業。根據數據顯示，在排名前10位的郵編區中，有8個區的平均應稅收入超過20萬澳元，進入了排名前3%的行列。
在排名前十的郵區中，悉尼佔了7席，墨爾本佔了2個，礦業發達的珀斯佔了1個。
位於悉尼東部的Double Bay是澳洲最富裕的郵編區，當地專業人士的年平均收入為266,381澳元。
在悉尼港的邊緣，Vaucluse和Dover Heights等地排名第二，平均收入為230,597澳元，名媛Roxy Jacenko、媒體名人Hamish Blake和Larry Emdur，以及已故騙子Melissa Caddick，都在該郵編區安家。
在珀斯，位於Swan River河畔的Peppermint Grove和Cottesloe Beach地區居民收入為229,805澳元
全澳第三富礦業億萬富翁Andrew Forrest就是當地居民。
墨爾本內東區的傳統富人區Toorak以222,967澳元的平均應稅收入排名第四
媒體名人Eddie McGuire就居住於此。
此外，位於Port Phillip Bay東部海口、距墨爾本一小時車程的Portsea以221,236澳元的平均應稅收入排名第五。
住在這個海濱郵編區的名人包括億萬富翁、貨運大亨Lindsay Fox。
此外，悉尼東部的多個郵編區，佔據了前10名中的5個席位，其中，Bellevue Hill平均應稅收入為218,902澳元，位列第6。
Darling Point和Point Piper緊隨其後，平均收入為218,528澳元，前自由黨總理Malcolm Turnbull和Aussie Home Loans創始人John Symond都是當地居民。
接下來是Woollahra，其平均收入為212,881澳元。
悉尼北岸與東郊隔港相望，但沒有一個郵區的專業人士平均收入超過20萬澳元。
已故前工黨領袖Bob Hawke曾經居住的地區Northbridge，平均收入為191,225澳元，排名第9。
附近的Mosman地區以平均應稅收入188,224澳元排名第10名
即將卸任的澳洲航空公司（Qantas）首席執行官Alan Joyce在這裡有一套豪宅待售。
但是，想要躋身澳洲收入最高的1%群體，僅住在富人區是不夠的。
一個人需要年收入至少達到377,553澳元
數據還顯示，全澳收入最低的十大郵政編碼區位於新州和昆州較小的偏遠地區。
多達6個收入最低郵編編碼位於昆州，它們都位於該州的西部。
新州的四個收入最低郵政編碼位於該州的西北部地區。
所有 10 個地點的應稅人口均為 216 人或更少。
而全澳職業收入最高的十大職業如下所示：
澳洲貧富差距大
悉尼的貧富差距尤其明顯，Double Bay 的平均應稅收入為 266,381 澳元，短短七年內翻了一倍多。在悉尼港東郊的這一地區，2028郵編區的專業人士躋身澳洲納稅人中收入最高的1.5%。
他們的收入也是該市西部Auburn工人的六倍多。
郵政編碼 2144 的平均應稅工資為 44,109 美元，低於全職最低工資 45,906澳元。
這還不到澳大利亞平均全職工資 98,218 澳元的一半，其中政府福利金被列為應稅收入。
2014年至2021年間，Double Bay的平均應稅收入從130,873澳元增加了一倍多，但在 Auburn，同時期工資收入水平從36,273澳元上漲了21.6%。
在此期間，澳大利亞的平均全職工資從 75,613 澳元增長到 90,329 澳元，增幅為 19.4%。
澳大利亞稅務局的數據顯示，在短短七年的時間里悉尼最富有與貧窮城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從3.6倍擴大到6倍。
墨爾本應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的勞動經濟學教授Mark Wooden表示，富人還從房地產等投資和高工資中獲得收入，導致富人和依賴福利的窮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人們居住地點的差距正在擴大」。
「對於高收入者來說，他們的投資組合有點複雜。」
「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只有兩件事：工資和政府福利——它們也是應稅收入。
「當你賺更多的錢時，你會試圖離開低收入地區，搬到更昂貴的地方，當然，住房也推動了這一點——低收入地區是人們不想居住的地方。」
房子拉大財富差距？！
就房價而言，Double Bay 的房價要高得多，其中位房價為 672.6 萬澳元，而Auburn的房價為 119.8 萬澳元，比悉尼港的中間市場房屋低 5.6 倍。
新的 CoreLogic 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擴大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距，擁有房屋的人的財富大幅增加。
Wooden教授說，
「這可能與有房者和無房者之間差距的擴大有很大關係。富人和窮人之間存在著鴻溝。」
2020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間，澳大利亞的房產價值上漲了 32.5%，澳大利亞房屋的中值價值增加了 188,000 澳元，其中獨立屋房價上漲尤其明顯。
市場于 2022 年 4 月達到頂峰，隨後隨著利率上升而下跌 7.5%。
但自 2023 年 2 月以來，儘管澳聯儲在 18 個月內加息 13 次，達到 12 年來的新高——4.35%，但上一財年凈移民人數創歷史新高518,000 人，刺激了需求，獨立屋房價已飆升 9.5 ?%。
CoreLogic 亞太區研究總監 Tim Lawless 表示，隨著庫存枯竭和移民蓬勃發展，住房價值在 2023 年 2 月開始了新的增長周期。
人口激增導致悉尼房價中位數在截至 2 月份的一年內飆升 11.7%，達到 139.6 萬澳元。
Wentworthville獨立屋房價中位數為 136.8 萬澳元，而當地居民在2020-21 財年的平均應稅收入為 64,599澳元。截至 2023 年 8 月，這略低於澳大利亞 67,600澳元的中位工資。
澳洲總理Anthony Albanese的家鄉郊區Marrickville位於悉尼內西區，平均應稅收入為79,417澳元，而獨立屋房價中位數為199.6萬澳元，該地區租房者較多。
墨爾本呢？
墨爾本最富有和最貧窮的人之間也存在類似的鴻溝。
Toorak 是該市最富有的郵政編碼 (3142)區，也是澳大利亞第四富有的地區，平均應稅收入為 222,967 澳元，躋身全國前 2.3% 之列。
相比之下，距離墨爾本北部 33 公里的Broadmeadows 的工資為 44,038 澳元，或者說少了五倍。
直到 2016 年，郵政編碼 3047 是福特在工廠生產線上生產 Falcon 轎車和 Territory SUV 的所在郊區，該工廠生產線現已關閉。
2014年至2021年間，Toorak的平均應稅收入從167,407澳元增長了33%，而Broadmeadows的平均應稅收入則從37,552澳元增長了17.2%。
墨爾本最富有和最貧窮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已從4.5倍擴大到 5.1倍，這一差距沒有悉尼那麼顯著。
但房價中位值的差異更為明顯，Toorak 的中值房價為 587.2 萬澳元，是 Broadmeadows 中值 568,026澳元的 10 倍。
媒體名人Eddie McGuire 在Broadmeadows長大，但成名后住在Toorak 。
與悉尼不同，墨爾本最貧困的郊區之一至少對普通收入者來說是負擔得起的。
有了 20% 的抵押存款，就可以用87,383 澳元的工資申請454,421 澳元的抵押貸款來購買一套普通的獨立屋，但這在悉尼是不可能實現的。
墨爾本的獨立屋房價中位數為 942,779 澳元，去年上漲了 4.4%。
這幾乎可以在城市北部的 Reservoir 購買一套房子，那裡的中間房價為 958,682 澳元，郵政編碼 3073 的平均應稅收入為 58,975澳元。
引發擔憂
Finder 對3,214 名澳洲人的消費者情緒作出研究，其中近一半(45%) 的受訪澳洲人表示，銀行帳戶餘額不足1,000 澳元。根據推算，在全澳即相當於940 萬人的資金非常有限。
其中，五份之一的受訪者（20%）坦誠表示他們的儲蓄是零。
而近半數銀行存款不足1,000 元的人中，他們的平均銀行存款餘額只有210 元。
研究亦發現，四份之三（76%）的澳洲人對其目前的財務狀況感到壓力。
然而，貧富之間的對比非常鮮明。
而澳洲人均銀行存款高達36,095 澳元。
若只計算擁有超過1,000 元的澳洲人的存款額，他們的平均銀行存款額高達65,078 澳元，是澳洲平均全職工資（98,217 澳元）的三份之二。
ACOSS首席執行官 Cassandra Goldie 表示：「在像澳大利亞這樣的富裕國家，主導觀念是人人都過得很好…… 但也有很多人卻依靠非常微薄的收入生活。」
「除非我們在政策方向上做出一些重大改變，否則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日益分化的社會，無論是在收入方面，還是在財富積累方面，」她補充道。
Threadgold 教授說，更好地理解階級意味著澳大利亞的不平等和處於劣勢的大環境能得到更好地解決。
「如果有人在學校表現不好，或者失了業，或者處於貧困之中，他們通常作為個人而倍受指責。指責他們懶惰、不夠努力，或者他們做出了所有錯誤的選擇。」
「但我們發現[在考慮到]階級時，這類事情、這類不平等則更是系統性造成的。「
「如果我們能對這些事情進行系統性地考量，公眾將會更好地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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