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是全球槍支和刀具管制最嚴格的國家之一，這樣的襲擊事件在當地也十分罕見。而澳大利亞也是中國家長眼中較為安全、中國留學生佔據留學生群體第一的國家。
但在短短几天里，震驚、恐懼、不安，飛快蔓延，在大洋之外牽動中國家長的神經。
「她的愛人給我發來她3點25分之前的試衣照片和視頻，我出現在了那4秒的視頻里。3點25分之後，她失聯了。」
3點34分，是悉尼大學留學生蘇楠為家人買的T恤賬單上的時間，因為店員忙，沒及時給她小票，她繼續在店裡等待。一分鐘后，店員在整個商場的尖叫聲中關閉了大門。
蘇楠一遍遍地打開那個下午的記憶，在網上搜視頻。她多麼希望這十分鐘內，這個失聯的中國女生沒有走出店門。
悉尼時間4月13日下午3點多，一場持刀襲擊事件在悉尼東區一家Westfield購物中心發生，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40歲男子手持長刀，造成6人死亡，至少12人受傷。傷亡者多為女性，包含一名9個月大的嬰兒。
隨後兩天，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當地媒體證實，事件中有一名中國公民死亡，另一名中國公民受傷。
不幸遇難的悉尼大學中國留學生程某，原本將在6月結束研究生生涯，之後將與男友結婚。
事發后兩天，警察在被封住的商場外。（圖/錢雨朦）
回憶那天，蘇楠的雙眼一下子紅了。我們所在的咖啡店突然闖進一隻鴿子，這在悉尼街頭很常見。但突然的聲響將蘇楠嚇得說不出話來。
儘管更多動機正在調查，但警方已經定義此次襲擊 「顯然是針對女性和兒童」的兇案。這是悉尼最大的商場之一，同時也是最受中國遊客和留學生歡迎的商場。
襲擊事件發生時，多名像蘇楠這樣的中國年輕女性身處其中。
新加坡《聯合早報》稱，澳大利亞是全球槍支和刀具管制最嚴格的國家之一，這樣的襲擊事件在當地十分罕見。而澳大利亞也是中國家長眼中較為安全、中國留學生數量佔據留學生群體第一位的國家。
但在短短几天里，震驚、恐懼、不安飛快蔓延，牽動在大洋之外的中國家長的神經。
4月15日，悉尼歌劇院亮起悼念逝者的黑色絲帶。（圖/錢雨朦）
最愛逛的店
「太可怕了，我回國前最後一站就是去這個商場的Lululemon買衣服，那裡的款式尺寸比市中心齊全。」年初還在澳大利亞打工度假的林智，刷到襲擊新聞的時候被嚇到了。
在這家Westfield里，始祖鳥和Lululemon由於價格比國內優惠，成了小紅書上的「悉尼特產」。商場所在的Bondi Junction還是前往悉尼著名景點邦迪海灘（Bondi Beach）的中轉站，公交十分鐘或步行就可以抵達那一片「果凍色的海」。
沒有人會料到，在4月的這個周六，這間著名商場的著名店鋪，會成為救命般的存在。
程某發給愛人的試衣視頻，拍攝於商場五樓的始祖鳥店鋪。那個時候，背景里的蘇楠正在糾結該給爸爸買灰色還是黑色的T恤，「我先看上了灰色，都準備買了，但又翻出來一件黑色，給媽媽發過去。黑色要比灰色貴兩百塊。」
微信那頭，蘇楠媽媽正準備洗澡，「平時她洗澡不帶手機，這次不知道為什麼，套了個袋子，帶進了衛生間。」正是和媽媽一來一去的聊天，和店員的忙碌，拉長了蘇楠在店鋪里的時間。
另一邊，兇手正在進入商場，走到四樓，掏出長刀，開始砍向人群。但那時，蘇楠並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我拿到發票打算出去，外面大家開始跑和尖叫。有人在門口張望看熱鬧，還以為是零元購活動，大家搶完了就沒事了。直到店員關門，說外面有事情。幾分鐘之內，我聽到了三聲槍響。」
和爆竹不一樣，很悶的聲音，蘇楠下意識覺得是槍，「腿軟了，心臟驟停的感覺」。
蘇楠在始祖鳥店裡，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圖/由受訪者供圖）
小柯和男友是出了始祖鳥又折返回店裡避難的：「男友看到樓下一名女性倒在血裏面，有路人圍著。我以為是有人跳樓，但是很快發現不對勁，有很多人跑起來，一個陌生中國人和我說，有人有刀，快躲進去。」
槍聲之後，店內的十幾個人一下子慌了，始祖鳥的店員立刻打開倉庫，讓大家躲進去。包括當時的媒體報道在內，所有人都以為歹徒是持刀持槍殺人，商場警報聲作響。
小柯被兇手闖進來掃射的恐懼支配著，蘇楠滿腦子都是「我要回家，我不要讀書了」。男店員搬來了兩個巨大的箱子堵在門口，「他們一直在安慰，儘管他們含著淚，聲音也在顫抖」。
蘇楠躲在一張桌子下面，手機沒有信號，她一直在抖。她的對面也是對中國情侶，女生躲在下面，男友擋在前面，「我們什麼話都沒說，那個姐姐拽住了我的手」。
小柯斷斷續續收到了附近朋友的消息，他們那天打算逛完街去朋友家小聚。朋友說看到很多警車拉著警笛過去了，還有直升機。」
小柯本打算留言，讓他們幫忙照顧家裡的貓，但她還是沒把信息發出去，「那麼多警察，是不是就有救了。」
差不多過了20分鐘，通知疏散的廣播傳來。一名男店員出去又回來，十幾個人排隊走出了倉庫。
蘇楠一直拉著陌生姐姐的手，一名女店員語帶哭腔地組織大家出去，小柯上前抱了一下她。他們很快下到四樓，進了Lululemon。很多人被暫時引導到這間店鋪，等待下一步疏散。
現場顧客在Lululemon躲避。（圖/由受訪者供圖)
移動過程中，每個電梯邊都有三四名持槍的警察，蘇楠看到了倒在Lululemon附近的兩名受害者，「有外套罩在他們上半身」。蘇楠和小柯都不敢看第二眼，但都留意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鞋。
蘇楠說：「是比較偏中式設計的深色的特別的鞋。後來當我看到失聯者的全身照，我告訴自己，不是她不是她，一定不是。」
從周日深夜1點程某愛人聯繫上她開始，蘇楠瘋狂地去搜新聞和社交媒體，轉發給他一些線索。周日下午，對方沒有再回復甦楠的信息。
點開程某愛人的小紅書，他沒有發布過筆記，但收藏夾里躺著二十幾條和做菜相關的內容。
一個安全的國家
槍聲來自於警察，而不是兇手。
據Sky News的報道，一名獨自在附近酒店檢查酒類許可證的女警率先趕到了現場，並在兇手將刀對準她的時候，果斷開了槍。
在醫護人員趕到前，她一直在為兇手做心肺復甦。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稱她「無疑是一位英雄」。
「應該是警察開的槍。」蘇楠躲在Lululemon的時候，那對一直照顧她的情侶中的男生，憑藉自己的經驗安慰蘇楠。他已經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十幾年，對當地比較熟悉。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的一篇報道介紹，1996年，塔斯馬尼亞亞瑟港發生一起造成35人死亡的槍擊事件，之後的12天內，澳大利亞出台了嚴格的全面槍支管理法案。
有專家指出，澳大利亞的槍支管理政策在太平洋地區最為嚴格。自那之後的20年，全澳沒有槍擊案發生。
在澳大利亞長期生活的人都傾向於認為「這是個安全的地方」。
蘇楠從購物中心出來之後，在打Uber回家的路上，白人司機安慰她：「悉尼沒什麼大事，這種事情很少見，所以整個悉尼的警察都來了。」
華人居民張先生周一在Westfield外紀念點獻花哀悼。他和妻子2000年悉尼奧運會時來這裏定居，二十幾年裡沒遇到過這樣的暴力犯罪，「最多就是青少年鬥毆，澳洲整體來說，大家都挺樸實的」。
悼念現場，很多市民來獻上花束和卡片。（圖/錢雨朦）
據澳大利亞教育部門數據，2024年1月，中國大陸在澳洲留學的學生數量超過11萬人，佔全部留學生的20%，人數最多。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澳洲的中國留學生數量超過了21萬。
墨爾本大學教授Fran Martin在關於澳大利亞中國女性留學生群體的研究中寫道：母親們不願意孩子獨自生活在高壓的、「危險的」美國城市，她們認為，壓力低、犯罪率低的澳大利亞，提供了一個令人安心的選擇。
正在讀研的蘇楠和已經畢業、在澳大利亞工作兩年的小柯在提及來澳理由時，都提到了「禁槍」「安全」，她們也都有親戚生活在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大部分人口是移民後裔，2021年時，華裔數量超過139萬，佔比為5.5%，是第五大族裔，普通話是除英語之外最常見的家庭語言。
「我完全不敢和媽媽說這件事，但是你知道么，就是你又很想她，但又不敢講事實。」
從始祖鳥出來，在Lululemon店裡等待的時候，蘇楠拿起手機，給媽媽發去了一句：「我以前和你吵架都是氣話，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
母女倆平時也愛說膩歪話，媽媽似乎沒察覺什麼不對，還發來了一個「真的？」的表情包。蘇楠持續著她的「表白」，並在回家后問起媽媽周末有沒有出去玩，收穫了媽媽的一句「想花錢就刷卡」。
在平時，這種「過量」的撒嬌，往往意味著女兒想消費了。直到後來，蘇楠媽媽刷到了新聞轉發給她，她才坦白了一切，「反而是我安慰她比較多，她說那天她心臟不舒服」。
另一邊，小柯雖然記掛家人，但平時獨立慣了，加上父母工作繁忙：「如果我給他們發我愛你，他們就會瘋狂給我打電話了。」
直到後來她把整個過程寫下來發到朋友圈，家裡人才知道這件事。
市民的悼念卡片。（圖/錢雨朦）
在男友眼裡，小柯是個比較單純或者有點遲鈍的人。她更希望遇到事情的時候能夠幫助別人，而不是讓這些事情影響自己。
但在回憶這些細節的時候，小柯仍然會陷進去：「走過行兇現場后，男友握著我的手的時候才發現，我整個人都是冰涼的。」
直到走去朋友家，喝完朋友泡的茶，去吃飯的時候，小柯仍然感覺自己「魂不守舍」。當廚師的朋友很努力地介紹眼前的食物，他們想把她一步步地拉回到安全的現實中。
被不安籠罩的留學生
這起突發的暴力事件在中國留學生群體里勾起更多的負面情緒。我也是留學生的一員，同學們向我說起以往的一些經歷。
這些經歷並不是留學生活的主體，也並非澳大利亞專屬的「劇本」，更不會出現在任何一通打給家人的電話里；但這些記憶就像是本來藏著的東西，因為一次突發事件，一下子變得顯性起來。
有人剛來悉尼的時候，滿心歡喜地落腳市中心明亮的街區，但卻發現晚上不一樣，不敢出門，因為可能會遇到酒精過量或精神不太正常的人；有人走在路上被人扔煙頭，胸口燙起兩個水皰；有人下課回家路上遇到一個開摩托車的人，給她丟下了一句帶有歧視的粗口，過了好幾秒，人影消失，她才意識到，那是在罵她；我也曾在繁華的市中心遇到青少年鬥毆，於是夾緊背包衝進車站……
更多時候，並非是具體的暴力帶來壓力，而是一種群體性焦慮。比如，在一年到兩年授課制碩士項目里，在簽證等因素影響下，留學生必須在非常短的學制里修滿固定學分。
而這些學分在本地人那裡可以以「兼職學生」的身份，分三四年甚至更多時間來完成。
國際學生的學費與本地生差距非常大。大家雖然同在一個課堂，但心態完全不一樣。
社交媒體上，「留子」們自嘲完「水碩」，又回過頭扎進趕不完的作業中。
在悉尼大學，學生們悼念程同學。（圖/錢雨朦）
也是在學者Fran Martin關於中國在澳留學生的福祉報告中，我了解到，儘管國際教育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第四大出口產業，同時也是最大的服務出口產業，它在2019年為澳大利亞創造了403億澳元的收入——這其中澳大利亞大學對來自中國的學生的學費收入依賴，已經是個很顯性的問題；但與之相對應的是，國際學生的權益和福祉保護卻十分有限。
比如，現有的法律制度下，澳聯邦和州有權處理對教育服務提供者的投訴，但這並不涵蓋學生們更廣泛的課外生活。
國際學生福利的法律責任被下放給教育提供者，但這種關愛義務很大程度上是抽象且無法強制執行的。
事發后兩天，我在Westfield外紀念逝者的花牆附近，看到許多來自附近醫院的社工，她們身穿Mental Health的馬甲，為路人提供救助。
一名社工告訴我，這樣的精神疏導也出現在過去的新冠疫情、澳大利亞森林大火等事件中。前不久，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宣布，將撥款1800萬澳元用於襲擊事件的調查。
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疾病史以及社會更多人群的精神健康，重新成為了社會輿論的焦點。
來自附近醫院的社工。（圖/錢雨朦）
與此同時，正如Fran Martin在報告里呼籲的，國際學生來到澳大利亞，就應該是這個國家青年人口的一部分，他們需要更多社會服務的支持，而不只是一個學校的一分子。
眼下，蘇楠還依然被恐懼籠罩著，她看到校長郵件里提到了創傷精神干預相關的渠道，打算去聯繫一下學校相關的工作人員。
幾年前申請學校的時候，她也看過心理醫生，那時因為疫情，雅思考試總是取消，她一度很焦慮：「現在回想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活著就好了。」
走出商場的那一刻，小柯記得下午的陽光漸漸灑在她身上，商場里一樓的一家店鋪沒來得及關音響，一段鄉村音樂傳了出來。
小柯覺得自己的身體慢慢「回暖」，她拉緊男友的手，快步走遠：「這裏我再也不想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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