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秋雨
實習生 | 梁愉曼
編輯 | 向治霖
一頓早飯5元、午飯12元、晚飯12元，一天飯錢近30元……
從四川山村考到上海某重點高校的梅子，上大學後學會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是算賬。
她規定自己一個月只問父母拿1200元生活費。她有一對身為農民的父母，從小教育她掙錢不易。學習的一路，她被灌輸的觀念是：她要更努力，每邁出一步都承載著家裡的希望。
但從農村踏入國際大都市，梅子卻長期感到不合群。她敏銳地發現，在大學里，許多來自家庭、甚至階層的差異，似乎不是她靠努力就能彌補的。比如，有同學上課會在桌上擺出iPad，邊聽課邊拿著觸控筆在屏幕上記筆記，看上去既高級又時髦。
在大學里，許多來自家庭、甚至階層的差異，似乎不是靠努力就能彌補的/《善意的競爭》劇照
她捕捉著這些差異，久而久之，貧窮給她帶來的衝擊，就像每年冬天手上必長的凍瘡，反反覆復刺痛她。
梅子在大學感受到的落差並不特殊。考入大學對於很多「普通」孩子而言，並不等於實現理想。對比高中時統一穿校服、埋頭讀書的緊張節奏，走進更大的城市，見識了城市與人群的豐富多元后，他們反而變得更迷茫和內耗。
羡慕的人
即使距離本科生涯已經三年，梅子還是會想起大四時參加活動時的窘迫。那次學校組織的集體活動上，她沒有化妝，頭髮亂糟糟的，全身上下最值錢的是一雙價值100多元的鞋子。
走在參觀隊伍中，她忍不住暗暗瞥著一名「像女明星」的同班同學。
她長相艷麗，身形完美，穿著時髦。更凸顯氣質的是那頭披著的長發，一看就是精心燙染過的。
梅子曾多次悄悄翻看「女明星」的朋友圈，每次都被她展現的絢麗又奢華的旅遊打卡照吸引。那會兒身邊同學都在畢業旅行，梅子尤其記得她，「她真的是在滿世界打卡」。
身邊同學絢麗又奢華的旅遊打卡照很吸引人/《小時代》劇照
更令梅子感受到衝擊的，是活動現場同學之間的交談。有人提起，那位「女明星」同學的衣物是古馳（GUCCI）的。她表面假裝認識它，附和了幾聲。實際上，她偷偷掏出了手機，搜索了古馳的官網。
那時她才知道什麼是古馳——原來同學的一件衣服是上萬元的，這相當於她至少10個月的生活費。
一種熟悉的自卑感襲來。
「站在她身邊，我感覺自己就像個醜小鴨。」她如此說。即使自己與他們考到了同一個學校，此時都在上海，「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因為窮，自慚形穢，這樣的感受伴隨了梅子的大學生涯。同齡人背的包包、衣服，有logo的蘋果電腦，她都感到「又漂亮又時髦」。這些物品曾讓她暗地裡羡慕很久。甚至，她還羡慕買了電動車的同學。
「每次我上學都走路，看到他們騎著電動車上下學，還可以到處去玩。」這是一種她無法觸及的自由。「當時我會覺得電瓶車特別貴，我沒有辦法負擔。」
羡慕的情緒會經常出現/《二十不惑》劇照
2021年，從寧夏考入廣州某「211」學校的趙藝，也在大學里感受到了明顯的家庭差異。她記得剛抵達廣州時，因為需要添置新物品和課本，她很快體會到在大城市生活的艱難。
她印象很深，第一個月，高考後打暑期工掙得的幾千元近乎花光了。等到月底充話費時，她才發現卡里只剩50元了。
於是，上大學的頭幾個月，相比于身邊同學去食堂或者點外賣充饑，趙藝選擇獨自留在宿舍，吃速食方便麵、酸辣粉，一頓只吃個五六元，扛住最艱難的日子。因為錢不夠，她也沒參加班級組織的團建活動。
直到一兩個月後，助學金以及她勤工儉學的工資發了后，經濟狀況才慢慢好轉。
儘管如此，在平日消費上，她依然感受到與同學的很大差距。衣服、包包，同學朋友圈裡曬的「漂亮飯」，這些都是她平常完全不會考慮的花銷。「一頓漂亮飯可能就花了我一個月的飯錢，衣服我也從來不買，都是穿我姐姐穿過的……」
儘管有助學金和勤工儉學的工資，依然會感受到與同學間的差距/《安娜》劇照
她並不恥于談論自己的家庭條件。在大學里，她沒向父母討要生活費，靠著勤工儉學、打暑期工等養活自己，每年申請到的貧困生助學金她還會帶回家、貼補家用。一個同學曾評價：「這邊也有一些比較困難的（同學），但是像你這麼困難的也沒有見過幾個。」
但有些時候，自強的趙藝也會羡慕別人的生活與狀態。
同學之間流行的集體消費，最讓她感受到衝擊。她記得好幾次，同學們一起點奶茶的時候，她都選擇了不喝。「喝喜茶一杯20塊錢左右，但我平時如果吃一頓15或者18塊錢的飯，我還想著下一頓吃一碗泡麵回回血。」
「別人的飲料錢，可能都比我一碗飯貴得多的時候，心理落差很大。」趙藝說。
旅遊、社交、娛樂、發展興趣愛好……針對大學生消費習慣的多項調研都顯示，當代大學生的日常開銷已經不滿足於吃飯和日常品。艾媒諮詢2024年發布的報告稱，大學生平均每個月在飲食和日用品上的消費支出約為500—800元，在整體生活費中的佔比僅為50%。
艾媒諮詢數據顯示，53.7%的大學生平均每個月在飲食及日用品上的消費支出為500-800元，801-1000元的佔比為25.7%，而在1000元以上的佔比僅為6.1%
在河北張家口的貧困生曉陽，每個月有1500元生活費。但上大學后，她還是感到「被自己窮笑了」。
在同學面前，曉陽發現自己平時「不夠瀟洒」。每次買衣服、吃飯，她都要貨比三家。平常購物，她最常用的也是拼多多，很多東西都是二手的。
更讓她感到自卑的是，身邊不少同學都用上了國際大牌。她注意到她們身上背著的香奈兒或者聖羅蘭的包，以及動輒上千元的護膚品。每次與同學一起逛大商場，她的自卑心就熾熱一分。「實體店一件衣服四五百，我的同學會直接選擇線下購物，直接看上哪個就買哪個。」
在這樣的氛圍中，她也經常擔心，自己網購的衣服會被他們看出來，被人嫌棄。「二手他們是看不上的，網購的衣服他們認為是有（質量）危險的。」
於是，每次閑聊被同學詢問衣服的價格時，她總是支支吾吾，避開話題。
消費即圈子
事實上，梅子、曉陽等因為家境、階層差異而滋生出的自卑或是羞愧，都不是特例。在南風窗接觸的8名大學生中，無論是生活費在1000—2000元的普通家庭孩子，還是生活費在3000元以上的學生，他們都曾敏銳地感受到與別人的階層差距。
一個非常共通的、讓大學生感到衝擊的場景是旅遊。月生活費3500元的Shara說，她在大學里感受到的階層差異，是在朋友圈看到IP地在國外的人。「比如有同學突然發朋友圈，定位就在加拿大了，（或者）那個同學突然在日本旅遊了。」
大學生黃心注意到的差距也是在旅遊場景里。她注意到，哪怕只有三天小長假，一些同學也會選擇出門旅遊。有時考試周臨近，一些同學還會出國看演唱會。相較之下，她多數時候考慮到出門要花錢，選擇待在了宿舍。
梅子也曾在朋友圈裡看到同輩的旅遊照片而滋生羡慕。每逢假期，她只能待在學校宿舍「看著他們天南海北地打卡，覺得很傷心」。或者，她要先坐車，拐很多個彎，回到那個山村的家，幫父母干農活。
在同輩旅遊的時候，只能待在學校宿舍或者回家干農活/《幸福到萬家》劇照
大學四年，礙於生活費有限，加上父母總告訴她「外面的世界很危險，萬一被人拐賣了怎麼辦」，她沒能出遠門旅遊，唯一的例外是在大三時，同學拉著她去周邊的蘇州和南京逛了逛。但這次旅行，沒給她留下美好的體驗。
她和另一個同樣家境貧困的朋友一起出門。第一次出外住旅店，兩人沒經驗，上網訂了個120元的雙人間。為了避免露怯，在出發前，梅子偷摸似的上網查了查，酒店的房卡應該如何插入卡槽才能取電。
準備工作做足后，梅子沒想到的是，120元一晚的賓館的設施非常糟糕。賓館位於蘇州郊區，房間門都鎖不緊。而且，房間里洗漱台、枕頭和被子，衛生狀況都十分不佳。兩人不敢睡在被子里，穿著外衣將就過了一夜。
整個旅行最終以開銷500元告終。但梅子此後很長時間都堅持，她再也不參加這類不屬於她的活動了。
《安娜》劇照
在大學中，梅子感受到，消費以及每個人消費得起的物品、娛樂、服務，很多時候恰恰決定了一個人的圈子。
如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所說，「我們從大眾交流中獲得的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所產生的眩暈」，令人眩暈的差距影響了梅子此後的交友。
她發現，很多同學討論的流行話題，她都有些聽不明白或者難以融入。「我在初期跟他們接觸的時候，他們會覺得，『我這人還可以』，」她自我評價，「但是一旦深入交流后，就會發現我們並不擁有共同的東西。我們沒有共同的居住環境、經濟條件、生活方式……」
梅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大學課堂上提到了彩禮的問題。一位同樣來自成都的男同學表示，男女平等的時代，不應該有彩禮的存在。梅子站起來，提出了反對意見。「我說應該要有彩禮。因為父母辛辛苦苦養了女兒這麼多年，彩禮應該給父母。這就是他們應得的一筆財富。」
她記得自己說完這番話后，同學們齊刷刷地都看向了她，表現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當時我坐下來后還覺得奇怪，為什麼他們都會對我那麼驚訝呢？」
直到研究生期間，梅子才回憶起自己當年的「無知」。「後來我才明白，我的表述真的像說，生養女兒是一個可以用金錢交易的行為。」
《幸福到萬家》劇照
不過，這隻是她少數勇敢表達的時候。大學本科四年，她自認為無法融入他人，選擇自我封閉，獨來獨往，在沉默中度過。
曉陽在八人間的寢室也感到有些格格不入。宿舍姐妹的深聊局裡，她經常感到插不上話。一次，舍友們熱火朝天地聊起了香港簽注，她一句也聽不懂。「我的室友們都好有錢，她們的自信、氣度讓我感受到她們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我好羡慕。」她在社交媒體上感嘆道。
家境的差距也影響了宿舍的交友和抱團。曉陽感到有些受傷的是，有好幾次，多名室友一起約著出門玩，沒喊她。她沒敢問她們不喊自己的原因。
在學校，她多數時候也是孤獨的。到了假期，室友們都回家了，她為了節約路費，繼續留校打臨時工，或者在圖書館獨自待著。
無法前進的人
事實上，內心失衡不只是在大學期間。農村出身的、出類拔萃的學子很多都有著高自尊、不服輸的個性。而梅子又是其中尤其敏銳、懂事的女孩。靠著自己從小山村走到更大的城市，她沒人托底，總將感受到的羞愧與苦澀獨自扛過。
於是，貧窮給她留下的烙印，從很早就開始了。
12歲時，她從農村小學考到了區里排名前三的初中。上初中后，她在與城裡同學的聊天中，第一次知道別人家裡有個東西叫「Wi-Fi」。
從村裡到市裡，她記得和媽媽第一次坐上市裡的公交車——那種到站點了才會停下來的巴士。而她仍記得自己當時的尷尬：快到學校時，母親一直對著司機喊，為什麼不現在停下來，她們要下車。
上高中的時候，她開始變得對家境更敏感和自卑。家校聯繫本上，她注意到多數同學的地址填的是幾棟幾單元，而只有個別同學寫的是「村」。為了不讓其他人發現她也屬於「村」，她和同村的同學商量，告訴老師「讓我們最後一個填（地址）」。
上高中后，開始變得對家境更敏感和自卑/《幸福到萬家》劇照
自尊心受損的時候還有很多，比如有男同學嘲笑她腳下的鞋子是「Diadas」，而不是正品Adidas。但這些嘲笑和「恥辱」，在最該學習的初高中階段，成為了她奮鬥的動力。她想要證明自己，也想對得起父親靠鬆土、搬磚、做體力活給她支撐的未來。
只是上了大學后，一切的苦困敘事、恨意、奮鬥動力都不奏效了。在學習好也不代表酷的大學生涯，沒人告訴梅子怎麼做。每次做選擇，都是梅子一個人的主意，而她的腦子裡總傳來父母給她的教誨：「外面很危險，你小心不要被車撞，不要被別人騙。」
如今回想起來，梅子自認為錯過了很多上升路徑。她在上海讀社會學——一個許多人是被調劑來的專業。大一期間，許多同班同學開始謀求考高績點，從而在第二年轉到就業更好的專業。「而我就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大三時，很多同學都忙碌地找實習，以圖擠進更好的公司，為簡歷鍍金。梅子還是害怕與外界過度密切的交流。為了湊夠社會實踐的學分，她找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在學校的辦公室等部門做兼職，安安靜靜地實習。
《二十不惑》劇照
到了升學選擇的關鍵期，梅子才知道維持大學高績點的必要性。身邊的人要麼保研，要麼出國，要麼有了規劃，只剩下她還是一頁白紙，連完整的簡歷都拿不出來。
直到看了保研名單后，她發現保研也沒想象中的難——她的績點也就差一點點成功保研。
最後，為了拖延進入社會的時間，她還是選擇了考研。本來，她想考個北京更頂尖的高校。備考幾個月後，為了穩穩地考上研究生，她還是選擇了報考本校。
只備考了3個月，梅子順利考上社會學的研究生。儘管，這是一個被越來越多聲音「嫌棄」、就業率不佳的「天坑專業」。
《異國日記》劇照
與梅子相似，趙藝在大學的岔路口，也改變了此前的升學計劃。最早上大學時，她計劃考研究生，從而找到更好的工作。但上到大四時，她的想法就變了。
她想起自己過去為了維持生存，邊學邊兼職，連放假也要打暑期工；同時，她還要上學、考試、參加班級活動。她感到疲憊。
她不想讓自己那麼辛苦了。大三時，忙碌的她患了重度抑鬱和焦慮，要靠定期吃藥才能緩解。反覆買葯和看病，也花了她約7000元。
2025年「畢業季」，放棄升學的趙藝在廣州找了份工作，以圖安頓。
重新出發
大學期間感受到的差異，曾經影響了她們的選擇與心態，她們很久以後才把自己「救」出來。
26歲的梅子，經過漫長的反思和自我對話，得出的經驗是：只有認識和了解困住自己的是什麼，才能克服貧窮帶來的自卑與痛苦，進而走出一條完全忠於自己的路。
很長一段時間內，梅子被困在「低人一等」的家庭里，無法走出自己建造的牢籠。她曾反思，家庭環境讓她養成的思維方式是「短視的」。「我也覺得（短視）是不對的。但是每次想到要做一個事情，我下意識地會想到可能面臨的經濟困難，以及我父母給我的壓力。這些困難先把我打趴下了，而不是看到這個事情本身會給我帶來的成長。」
《幸福到萬家》劇照
趙藝在成長的一路上，也將「經濟」作為衡量價值的首要標準。大學時，同學們紛紛「貼錢」到大公司做實習，想為未來找好出路時，她想的卻是，實習算上通勤、日常吃飯等費用，她可能攢不下錢。
於是，每年的大學假期，她選擇回姐姐在的浙江義烏，住在姐姐家——這樣可以省通勤費、房租。她再在義烏找暑期工，掙更多的錢貼補家用。
她畢業選擇找的第一份工作，趙藝說，就是為了掙錢去的。家裡還欠著外債，父母也老了，她需要扛起家的責任。這份工作有著不錯的薪資，但每天早八晚八，只有單休。
她清楚，這份高強度的工作，是絕大多數同齡人不會願意去的。「（工作）辛苦一點，但我覺得沒什麼關係。我問其他還沒找到工作的同學（怎麼想的），他們說自己絕對不會將就。」
為錢焦慮，害怕給家人帶來負擔的心理，也曾深藏於梅子多年來的思維鏈條里。直到研究生期間，她遇到一位好友，好友引導她反思過去痛苦的根源。數次痛苦的自我對話之後，梅子理清了過去很多她未曾細想的事。
她的家裡，實際上並沒有父母所傳遞的那麼窮，至少，上大學時，她並不是貧困戶，也沒拿國家助學金。
她還記得一次放學，她在街上隨手收到了一張補習班的傳單。她有些想去上課。沒想到，父母看到了這張傳單，第一句便問她：「你是不是想去補習？」
梅子否認了。她回答，自己只是想把這張傳單用來引火，方便燒柴。
父親點點頭，說：「補習班很貴，可能效果也沒有那麼好，你自己學習努力一點也可以。」
她現在覺得，自己的父母「可能就是沒有那麼愛孩子」。從小，她和姐姐都感到，父母更偏愛堂哥，而非家裡兩個女兒。又或者說，「可能他們自顧不暇，自己也很匱乏，沒辦法給孩子提供太多的物質和精神需求」。
想清楚這些后，她才慢慢明白，刻在她大腦里的「貧窮就是恥辱」的想法，是多方原因造成的。
等到她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見過更大的世界后，梅子發現，她現在有能力對抗這一切了。「他們就希望我穩定、體面。現在，（希望）我找到一個好歸宿，這是他們的非常迫切的願望。」
郭嘉亮 製圖
相比過去的唯唯諾諾，梅子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父母希望她做老師、考公務員，但研究生畢業后，她選擇做自媒體，靠著各種不穩定的收入養活自己。
「或許是自我意識覺醒了，我就想活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被安排好的道路。」她說。
2025年，梅子發現，儘管她已經很好地關照了自己的身體，但每年冬天手上必長的凍瘡仍如約而至。她曾經一直以為，凍瘡是家境貧窮的人的標誌——「凍瘡是一種窮病」，每次都因此暗自神傷。但今年，她選擇與手上的凍瘡共處，接受它的存在，不去反思太多背後的原因。
很快，只過了兩三天，她的手自然地好了。
「我突然明白，大腦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被貧窮佔據心智的人，一定會被貧窮所困。」她這時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我們）不要被貧窮佔據心智。」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梅子、趙藝、曉陽、黃心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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