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覺得，澳大利亞近年來病了，病得不輕。得了一種全民好逸惡勞的社會病。
自2016年以來，澳洲生產率零增長。8年停滯。
過去60年平均增長1.6%。2015年後平均增長僅0.4%。下降75%。
尤為可怕的是，2024年勞動生產率下降1.2%，連續第二年負增長。
對比其他OECD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墊底。
此外，OECD其他國家平均實際收入比疫情前高7%。澳洲卻比疫情前低2%。拉開了9%的差距。
央行的困境
2025年12月9日，澳洲央行宣布維持3.6%利率不變，明年可能加息。
央行面臨選擇困境。加息打擊增長，降息推高通脹，不動看著滯漲惡化。
困境的根源是生產率。
傳統經濟學里，低失業率對應高生產率。
澳大利亞的數據卻是低失業率，以及更低的生產效率。
我不禁想知道，這4.3%失業率到底代表著什麼?
公共部門膨脹
2014年，政府等公共部門佔總就業12.5%。2024年，上升到17.9%。
10年增長43%。
2022到2024年，82.1%的新增就業來自公共部門。私營部門的就業增長几乎停滯。
公共支出佔GDP的28%，1985年以來最高。
失業率低，不是因為經濟強勁。是因為公共部門在吸納就業。但是公共部門的就業卻帶不來生產力的提升。
澳洲央行可以通過貨幣政策調整需求，卻改變不了供給結構。
最典型的案例是NDIS。
NDIS：71.5萬人的福利
2011年，國家殘疾保險計劃(NDIS)啟動。預算70億澳元。保護嚴重身體殘疾群體。
2024-25財年，NDIS實際支出463億。
增長6.6倍。
什麼概念?
2024-25財年聯邦政府總支出7340億。NDIS佔6.3%。
對比：2024-25財年國防預算533億，NDIS是87%
2024-25財年中小學教育292億，NDIS是1.6倍
2024年經過多年博弈后終於得以推行的學生債務減免總金額為200億，NDIS是2.3倍
2024-25財年全澳洲的醫療研究基金新增6.5億，NDIS是71倍
2024年，NDIS已經把覆蓋範圍擴到社交焦慮、ADHD、輕度抑鬱。只要有醫生診斷書，你就能申請補助。
2025年，NDIS覆蓋71.5萬人，佔總就業人口4.9%。雇傭35.3萬從業者，工作內容是審批申請，陪護服務，即使是申請人的親人也符合要求。
目前NDIS從業者35.3萬人，對GDP貢獻1.7%。
行業平均時薪33-50澳元，70%兼職。
對比採礦業：26萬人，佔總就業人口1.8%，對GDP貢獻14.3%。
生產率謎題的答案浮現：就業在增長，但增長集中在低生產率的公共部門。例如NDIS的人均生產率僅為採礦業的8.7%。
110美元的鐵礦石
26萬採礦業從業者從事的澳大利亞原材料出口，支撐著整個福利體系。
2023-24財年，礦產出口4050億澳元，占出口總額63%。鐵礦石1380億，煤炭950億。
政府從資源行業獲得稅收：企業所得稅325億、礦區使用費269億，合計594億澳元。
26萬人挖礦帶來594億，流向NDIS(463億)、國防(533億)、教育、醫療。
107萬人靠NDIS生存，200萬張選票聯繫著這個體系。
與此同時，澳洲的製造業正在消失。1970年代，製造業佔GDP的25%，雇傭100萬人。2025年，6%，雇傭80萬人。
消失的不只是工廠，還有技能、產業鏈、應對衝擊的韌性。
經濟結構變成：原材料出口，進口消費品，用福利維持內需。資源價格一跌，沒有其他產業接替。
韌性歸零。
60年前，荷蘭經歷過類似的問題。
格羅寧根1959
荷蘭發現天然氣田，儲量全球第八。1960到1970年代，天然氣出口占財政15%。
財富湧入，貨幣升值。匯率上升后，製造業出口失去競爭力。工廠關閉，產業萎縮。
經濟變成：資源繁榮，其他衰退。
1982年，經濟學家命名這個現象：」荷蘭病」(Dutch Disease)。
這個病通常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資源紅利，福利擴張。
1959到1970年，天然氣收入充裕。1967年，荷蘭引入殘疾保險法(WAO)，保護工傷勞動者。新教」工作是天職」的倫理開始鬆動。
第二階段：選票陷阱。
1970到1982年，WAO覆蓋範圍擴大。背痛、精神壓力都能申請。1980年，66萬人領殘疾金，占勞動力10%。
政治家發現：用資源紅利發福利，能贏選舉。1976到1982年，政府僱員增長25%，公共部門工資超私營部門。工資推通脹，通脹推工資，螺旋啟動。
第三階段：滯漲爆發。
1982年，失業率突破10%，財政赤字佔GDP的6.5%。製造業倒閉，經濟畸形。
新教倫理」延遲滿足」」工作神聖」瓦解。」福利是權利」成為新共識。
機制在三層運作：經濟層：資源出口→貨幣升值→製造業死亡→經濟單一化。
政治層：資源紅利→福利擴張→選票鎖定→改革消失。
文化層：財富湧入→工作倫理瓦解→」福利是權利」。
三重疊加，滯漲陷阱形成。
剪刀差
澳大利亞正在走荷蘭的老路。時間線更短，速度更快。
2008年，鐵礦石繁榮啟動，價格從60美元漲到2011年的190美元。同年，NDIS引入，預算70億。
到2025年，NDIS覆蓋71.5萬人，占就業人口4.9%。預算463億，增長6.6倍。
對比荷蘭1980年：WAO覆蓋66萬人，占勞動力10%。
剪刀差：NDIS支出每年漲10%，鐵礦石價格110美元，比2011年跌42%。製造業佔GDP從25%降到6%。
福利在漲，資源在跌，產業在萎縮。
從」荷蘭病」到」澳洲病」
1982年，荷蘭失業率10%，WAO覆蓋66萬人，占勞動力10%。危機夠深，刺激了改革。
2025年，澳大利亞NDIS覆蓋71.5萬人，占就業人口4.9%。數字看似更輕，但改革更難。
為什麼?
荷蘭有文化同質性。能形成」我們是荷蘭人，必須共渡難關」的敘事。能重建」濫用福利可恥」的公共壓力。
澳大利亞從未建立統一的」澳大利亞夢」。」我們」是誰?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挪威：提前預防
1969年，另外一個歐洲國家挪威在北海發現石油。1971年開始生產。
1977年，《經濟學人》發明」荷蘭病」這個詞。
挪威看到了。
1990年，挪威建立主權財富基金。石油收入不進日常預算，每年只用4%收益。到2024年，基金規模1.75萬億美元，相當於每個挪威人32萬美元。
這是制度。但制度背後是文化。
挪威歷史上96%人口信路德宗，」工作是天職，揮霍是罪惡」的倫理內化為公共共識。移民融入要求嚴格。
文化同質性形成」為未來儲蓄是道德責任」的共識。主權基金是這個共識的產物，不是原因。
制度是果。文化是因。
荷蘭：20年逆轉
1982年，瓦森納協議。工會同意工資凍結三年，企業承諾增加就業，政府削減赤字。
此後26年，荷蘭沒有衰退，失業率從10%降到4%。
代價是10年撕裂。失業者接受低工資，年輕人推遲消費，中產承受稅負上升。
一代人犧牲。
為什麼荷蘭能成功?
文化同質性高。新教工作倫理是公共共識，能形成」濫用福利可恥」的道德壓力。
危機夠深。失業率10%觸發集體危機感，形成」不改革就完蛋」的共識。
領導層擔當。政治家承受短期代價，推動改革。
關鍵是文化基礎尚存。加爾文宗倫理雖然鬆動，但」我們是荷蘭人」這個身份從未消失。能形成」必須共渡難關」的敘事，能重建」工作創造財富，福利必須有度」的價值觀同盟。
挪威更簡單。文化同質性從未鬆動，主權基金是這個共識的產物。
澳大利亞呢?
危機推演:當資源紅利終結
衝擊:鐵礦石跌30%
鐵礦石價格110美元每噸,已比去年下跌15%。假設繼續下跌30%,至77美元。
這不是危言聳聽。2015年鐵礦石曾跌至40美元。最明顯的理由是中國房地產調整，此外鋼鐵產能過剩、巴西與西非產能釋放,任何一項都可能觸發。
衝擊立即顯現:出口收入減少400億澳元。聯邦稅收15%來自資源行業,礦業稅收、公司稅雙重受挫。財政赤字從GDP的1%擴大至3%。
NDIS年支出460億澳元,占聯邦支出8%,成為削減的首選目標。削減10%——46億澳元——數字看似合理。
但背後是:71.5萬受益者失去部分服務,35.3萬從業者面臨收入下降或失業。加上家屬、供應商、相關服務業,直接涉及選票超過200萬。
更棘手的是:誰的福利該削減?
按收入削減?高收入殘疾者會質疑:」殘疾不分貧富,憑什麼歧視?」
按需求評估?評估標準由誰定?心理健康支持算不算必需?文化敏感服務算不算必需?
按使用頻率?移民群體使用率較高,削減容易被解讀為」針對性政策」。
每一種方案都會觸發某個群體的強烈反彈。
傳導:經濟螺旋向下
福利削減傳導至消費。107萬人收入下降,消費萎縮。零售、餐飲首當其衝。失業率從4%升至6%。
房貸違約率上升。澳大利亞家庭債務佔GDP 120%,全球第二高。房價下跌10%,資不抵債的家庭激增。銀行壞賬增加,信貸收緊。房地產相關崗位——建築、裝修、中介——面臨壓力。
失業進一步推高福利支出。財政赤字繼續擴大。經濟與福利,雙重螺旋向下。
撕裂:沒有」我們」
每個群體都有不讓步的理由:殘疾群體:」我們已經是弱勢,憑什麼要我們犧牲?削減NDIS就是歧視!」
從業者:」我們提供的是專業服務,不是可有可無的工作。削減預算就是不尊重專業價值!」
移民群體:」我們依法納稅,享受福利天經地義。削減是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
本地中產:」我們工作納稅養活福利,憑什麼還要我們勒緊褲腰帶?先削減那些濫用福利的人!」
原住民:」歷史欠債還沒還清,現在就要削減我們的權益?這是二次殖民!」
每個群體的訴求都有道理。問題在於:沒有一個超越族群的」我們」來協調。
荷蘭1980年代能達成」瓦森納協議」,因為」我們是荷蘭人」這個身份從未消失。工會、企業、政府認同同一個共同體。澳大利亞的」我們」是誰?沒有答案。
多元文化政策的基礎是」所有文化價值觀平等」。這讓」工作是責任」難以成為統一共識。批評某些文化的福利觀容易被指控」文化歧視」。無法重建」濫用福利可恥」的公共壓力。」共同犧牲」的敘事難以形成。
任何削減方案都會被某個族群解讀為」針對性迫害」:削減移民福利?文化歧視。削減殘疾福利?弱勢歧視。削減原住民福利?歷史債務。削減本地福利?不公平。
政府陷入僵局。經濟困境加劇族群對立。社會撕裂。
改革需要文化同質性——形成」共同犧牲」的共識。但多元文化政策下,這種同質性難以建立。
改革需要政治空間——承受短期陣痛換取長期收益。但200萬選票的制約,讓政治家缺乏行動激勵。
改革需要時間窗口——在危機到來前完成調整。但福利依賴已深度固化,調整周期遠長於危機演化。
三重組合,鎖死改革。
單看,資源紅利、民主政治、多元文化都是自然的饋贈和文明的成果。三者疊加,成為改革的枷鎖。
格羅寧根的幽靈
1959年的荷蘭證明，資源財富能摧毀工作倫理。
2025年的澳大利亞，是否即將證明，文化同質性缺失時，這一摧毀更加徹底。
荷蘭30年陷入，20年爬出，代價一代人。WAO從66萬人(占勞動力10%)降到可控水平，靠的是文化同質性支撐的」大妥協」。
澳大利亞尚未建立統一的」澳大利亞夢」。」我們」是誰?沒有答案。剎車失靈。族群撕裂風險上升。
不禁讓人猜測：」澳洲病」比」荷蘭病」更難治愈。
不是因為癥狀更重，而是因為缺少文化免疫系統。
選票政治將短期福利固化為長期毒藥。多元文化拆除了道德約束。經濟單一化摧毀了應對危機的韌性。
這個故事不只在澳大利亞上演。所有」民主+多元+資源」的國家都面對同樣挑戰。
挪威守住了，靠文化同質性。荷蘭爬出來了，用20年代價重建共識。
澳大利亞如何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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