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子破防了：年薪300萬也變流浪漢？美國中產難逃殘酷「斬殺線」…
最近，網路上關於「斬殺線」的討論熱度持續走高。
高收入、高學歷、體面職業的人，只要失業幾個月，就可能迅速跌出中產，甚至淪落到無家可歸的境地。其中被媒體反覆提及的一則案例，是一位矽谷年薪45萬美元程序員在失業半年後流落街頭。
但我在查證之後發現，案例的真實情況並非如此，遠比收入一斷立刻崩塌的敘事更為複雜。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斬殺線」不存在，在後疫情時代，隨著AI技術的崛起，這條「無形的線」正絆倒越來越多的普通人，而且更為殘酷：數據統計，2025年前11個月美國企業累計宣布裁員117.08萬人，較2024年同期增長54%，為2020年以來最高水平，也是1993年以來第六次年度裁員突破110萬人。其中科技行業裁員超15萬人，多為中層管理崗位，倉儲行業裁員9.25萬人，部分崗位被AI替代…
矽谷年薪45萬美元的IT工程師變流浪漢？
一個被過度簡化的故事
首先，「年薪45萬美元程序員在失業半年後流落街頭」的這個視頻拍攝於兩年前，是一段長達近19分鐘的街頭採訪。最初發布在 YouTube，出自博主 Zupa Vlog 之手。
其次，採訪的地點和人物其實都不在美國，而是在倫敦。
受訪者名叫 Mark，曾是一名 JavaScript 高級軟體工程師，以合同工（contractor）的身份工作，屬於高技能 IT 從業者，年收入達到六位數英鎊。
但正因為是合同工，他並非正式僱員，通常通過外包或項目制合作獲得報酬，這也意味著，除了薪資本身，他並不享有公司提供的醫療、養老金等長期福利保障。
他並非因能力不足或長期失業而流落街頭，而是當時疫情剛剛結束后遭遇了裁員，找不到工作無法支付房租后，他迅速失去了固定住址。
由於英國求職、租房體系高度依賴「固定地址」，一旦沒有住址，便難以重新就業或簽訂新合同，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在無住所狀態持續數月後，他無法正常申請工作、開設或維持賬戶，最終只能在倫敦街頭搭帳篷或露宿門口，靠零星乞討和臨時救助維持生活。
在採訪中，Mark說自己的原生家庭算是不錯，但無奈父母雙亡、哥哥和姐姐在中年時分別得癌症去世，自己來自西班牙的伴侶因為產後抑鬱症，和他分開，帶走了孩子。所以，他幾乎無法從家庭關係中得到支援。
不過，Mark對自己的未來還是樂觀的，在成為流浪漢的這段期間，他沒有放棄閱讀（視頻中間有好幾分鐘他從自己的包里拿出最近在閱讀的一些小說，開始薦書，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持續在提升自己的業務技能（他說自己有筆記本電腦，放在了一個安全的地方）。Mark相信自己未來可以重返行業。
這段視頻發布后，有人懷疑Mark身份的真實性。查證后發現，他的確曾經從事IT行業，所言非虛。
還有人認為他過去也算是薪資不錯的專業人士了，淪落至此，應該是在儲蓄或者精神、酗酒、個人債務等方面有問題，才會淪落至現在的境況。
而且，Mark是完全可以通過英國的社會福利機構得到幫助，也可以通過朋友家的地址暫時當作求職的跳板。只是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他沒有選擇這麼做。
總之，Mark並不是來自矽谷年薪45萬美元的高級工程師，也沒有因為一次失業就滑入流浪行群體被「斬殺」。
他的經歷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高度不穩定的合同制工作、住房成本高、社會福利與就業系統對無固定地址人群的結構性排斥，最終將一位高收入、高技能從業者推向了流浪狀態。
真實倒在「斬殺線」下的中產
無論 Mark 的具體遭遇是否完整呈現在鏡頭中，是否還存在我們尚不了解的個人因素，導致他從高收入到流落街頭的巨大反差，這件事本身都不取決於他是否從事 AI 行業，也不取決於地點是在倫敦還是矽谷。
過去幾年，疫情后的影響與 AI 變革疊加所引發的裁員潮，確實讓一部分人迅速跌出原本的安全區，倒在那條並看不見、卻又真實存在的「斬殺線」下。
在Reddit上，我看到了半年前的一個發帖，發帖人講述了自己從有工作的中產跌落至無家可歸者的全過程。
他曾密歇根州某公司的一名工程師，從業三年，年薪10萬美元，一直過著標準的中產生活。而現在，他已經無家可歸，只能住在車裡。
為了活下去，他靠做 DoorDash 外賣、填在線問卷換禮品卡、倒賣虛擬貨幣賺一點零散收入，收入甚至低於最低工資。
他坦言，自己從沒想過人生會突然變成這樣。他並不是來博取同情，只是希望讓更多人知道，現實正在發生什麼。
去年12月，公司一次性裁掉了8000人，他就是其中之一。失業半年後，他一直沒能再找到工作。隨著補償金和存款逐漸用完，他已經負擔不起房租、車貸、油費、手機賬單和基本的生活開銷，只能提前解約退掉公寓。而沒有穩定工作、沒有持續收入，他也無法再租到任何房子。
更糟的是，他在求職中發現自己走入了死胡同：對大多數技術崗位來說，他被認為資歷過高；
對軟體開發以外的崗位，又被認為資歷不足；
想轉行，招聘方卻覺得他過往的技術背景不相關。
現在，他已經有六個月的空窗期，在招聘系統里，這幾乎等同於「被判了死刑」。
為了生存，他開始投遞沃爾瑪、超市等最低工資的工作，為此刻意把自己的軟體工程背景和學歷從簡歷里刪掉，但依然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前一天晚上，他把車停在一個郊區廢棄礦區附近的樹林里睡覺，卻被當地警察敲窗要求立刻離開。那一刻他的感受是：只因為自己失業、變得貧窮了，社會就默認他是「問題分子」。
發帖時，他已經在自己的車裡住了六天，他不知道這種狀態還會持續多久。他說自己感到極度孤獨，現實生活中沒有任何可以傾訴的人，也羞於讓身邊的人知道自己已經落到這種地步。想知道有沒有其他人也正在經歷同樣的事情？
沒想到有不少人跟帖，說了自己親歷、或者聽聞過的相似經歷。
比如，這名網友有將近20年的軟體行業經驗，從初級做到高級工程師，2014年在西雅圖年薪約10萬美元。但一次嚴重車禍造成腦損傷和長期後遺症，使他多年無法正常工作，甚至一度連讀郵件都做不到。政府的殘疾補助流程混亂、拖延多年，最終即便獲批也因政策變動拿不到任何經濟支持。
此後多年，他不斷求職，卻因「資歷過高」「空窗期」「健康問題」等原因被忽視或拒絕，只能依靠零散的臨時工作維生。長期疼痛、記憶衰退和行業整體停滯讓他身心俱疲。
在失去住房和收入、又得不到政府實質性援助的情況下，他最終變賣了車和幾乎所有財產，為了能負擔醫療和基本生活，被迫搬去了生活成本更低的南美國家。
在華人論壇上，也有人講述了自己認識的人從中產掉入「斬殺線」的故事。
當然，這些人被「斬殺」，往往並非單一因素所致，其中既包括原生家庭缺乏支持、無人兜底，也可能疊加了酗酒、心理健康等個人層面的長期問題，在風險疊加下最終失去緩衝空間跌落谷底。
有父母兜底，
為什麼留學生仍要面臨「斬殺線」
對留學生而言，「斬殺線」同樣存在，只是它更多發生在精神層面，被一點點消耗、慢慢逼近。尤其在以下兩個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其一，是長期處在「只有我自己」的孤獨狀態里，精神上幾乎沒有兜底機制。
隔著半個地球，留學生在異國他鄉要獨自應對文化衝擊、語言壓力和學業競爭。當情緒崩潰、生病、學業受挫，甚至親密關係破裂時，他們心裏很清楚：父母遠在地球另一端，朋友也各自忙於自己的生活，很多話即便說出口，也未必能真正改變處境。
久而久之，人會學會把情緒咽回去，減少傾訴，甚至主動閉嘴。表面看起來更獨立、更理性，實際上情緒沒有出口，只能在體內反覆消耗，慢慢變成內耗。
其二，是身份長期懸空，讓生活始終無法真正開始。
對那些希望在海外積累工作經驗、或嘗試獲得長期身份的留學生來說，學生簽證、H-1B抽籤、漫長而不確定的綠卡排期，構成了一種持續存在的心理壓力。
有人在入學前就擔心邦交變化導致簽證無法獲批，畢業后又面臨找不到願意提供身份支持的僱主。
⬆️社交媒體上到處充斥著H-1B 難民們的心酸
社交媒體上到處充斥著H-1B 難民們的心酸
即便順利工作，也因為排期遙遙無期，不敢輕易回國探親。
長期處在這種不穩定狀態中，人會下意識地收緊生活半徑，不敢放鬆、不敢生病、不敢真正失敗，因為一旦出現意外，就可能失去留在原地的資格。這種沒有緩衝區的生存狀態，讓精神始終處在高度緊繃之中。
很多留學生是在逼近精神「斬殺線」之後，才意識到問題並不在於自己不夠堅強，而在於長期處在一個沒有緩衝、沒有兜底的環境里。
「中產返貧」正在成為全球趨勢
背後竟是「優績制度」結出的惡果？
如今，「中產返貧」不再是某國、某地的專屬現象，它已成為當今全球普遍存在的現實問題。
乍一看，中產似乎坐擁穩定收入、體面職業，但實際上在現實生活和制度設計下，他們的「安全感」遠沒有想象中牢固。原因既有制度層面的力量，也有日常切身可感的掙扎和無形壓力交織在一起。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醫療體系和保險制度不像多數發達國家有全民覆蓋，昂貴的醫療費用很容易壓倒一個普通家庭。
還有，房租和住房成本在很多城市佔據收入的大頭，中產也常常不得不支付超過收入很大比例的租金或按揭。這不僅是數字上的壓力，也是財務緩衝幾乎為零的風險：只要失業、收入被扣減或遇到大額開支，就容易陷入打工只能維持生活、無法長期儲蓄的狀態，距離中產生活越來越遠。
除此之外，就業市場的「潛規則」又進一步拉近中產與「斬殺線」的距離。
在《污名陷阱》這本書里，社會學者、失業問題專家奧弗.沙龍就研究了「為什麼一些高學歷群體失業后再難重返崗位」的情況。
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並不是沒有在努力找工，在招聘者眼裡，那些高學歷失業者是在原公司不受重視的人，之所以不受重視，可能是因為這個人表現不佳，之所以表現不佳，那可能是工作態度不端正，也可能是工作能力有所欠缺。
但這些統統都是招聘者在看到簡歷時的猜測，實際上的情況是，一個公司可以基於各種理由解僱員工。然而，就是這種帶有偏見的猜測，抹黑了高學歷失業者，讓他們連一個面試的機會都很難得到。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會產生情緒或者精神問題，然後被歸結為找不到工作的「因」，實際上這是美國「優績制度」結出的「果」。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優績制度」的觀念非常普遍，人們相信成績好、能力強就能成功，失敗一定源於個人缺陷。 因此，一旦失業，失業者不僅會被僱主、人際網路中的聯繫人、職業發展導師、朋友和配偶用懷疑或負面的眼光看待，還常常把這種污名內化，覺得問題在自己身上。
這種把失業視為「自身核心身份受到挑戰」的內化過程，會激起更強烈的情緒反應，使他們在求職中更容易被進一步排斥和污名化，從而形成一種殘酷的負循環。
回到生活層面，中產群體的收入在過去十年裡往往增長緩慢甚至停滯，而物價、住房和教育成本卻一路上漲，這種收入追不上支出增長的現實讓本來就不寬裕的預算每天被壓縮。很多中產家庭靠雙職工收入維持生活穩定，但這也意味著一旦有人失業或健康出現問題，全家就可能被迅速拉回「斬殺線」附近。
所以，說中產容易觸碰「斬殺線」，並非誇張、也不是某個單一原因促成，它是制度層面的結構、社會福利設計、就業篩選機制、以及當下經濟下行和競爭壓力的疊加結果。
中產的每一步都可能是邊走邊被評估的博弈，一旦其中某個變數變壞，就容易被從「穩定狀態」推向明顯的危機或滑落邊緣。
從「斬殺線」下爬上去的人
「斬殺線」就像懸在許多普通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道何時就可能讓人陷入困境和不幸。然而，也有人憑藉自身努力、身邊的支持以及社會福利和資源系統，慢慢從底線爬起，重建生活、回到相對穩定和正常的軌道上。
有一名網友，曾是一名業餘程序員和數據標註員，在奧斯汀經歷過兩次無家可歸，一次因頭部受傷，另一次因意外不幸。最後一次幾乎失去所有財物，只剩衣服和一套彩色鉛筆。為了維持生計，他通過街頭賣畫、做線上調查和送外賣來賺取收入。
同時，他善於利用周圍的資源，比如通過 findhelp.org （一個在線平台，提供過渡性住房、食物援助、醫療服務等各種社會支持資源）找到過渡性住房、食物援助和醫療服務等必需支持。
慢慢地，他積攢資金買到筆記本電腦，開始做數據標註等線上零工，逐步恢復經濟獨立。最終，他重新回到全職數據標註工作，並保留兼職收入作為額外保障，生活逐漸穩定下來。
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是為了告訴面臨困境的人，只要用盡各種辦法（通常是做零工、多項兼職）保持有收入、降低開銷進行儲蓄積累，穩紮穩打就已經完成了一半的復甦之路。
還有一個朋友，講過他高中同學的經歷。這個同學高中畢業后沒打算繼續上學，直接出來工作，也就在那個時期和他高中時暗戀的女神結了婚。父母早已各自組建了新家庭，他幾乎沒有家庭支持，只能靠自己過普通人的生活。
婚後的日子並不如他想象的那般甜蜜。兩人經常吵架，七八年下來，他終於受不了了，提出了離婚。沒想到女方非常生氣，用他的名義申請了大量信用卡，並且全部刷爆。結果，他在離婚的同時也破產了。那段人生至暗時刻讓他患上抑鬱症，但他通過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福利方面的免費諮詢和治療，逐漸走了出來。
後來，28歲的他回到學校繼續讀書，進入了本州的一所普通州立大學。為了維持生活，他半工半讀維持自己的全部開銷。憑藉堅持和努力，他後來順利拿到了全獎博士錄取，從大學到博士期間，他堅持不開信用卡超前消費，生活各方面都用現金支付，維持著最基本的經濟自律。
畢業后，他進入了一家大公司工作，也重新結婚，生活步入正軌。雖然還會間歇服用抗抑鬱葯，但經過那些年的起伏，他已經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繼續前行。
從上面的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到，當一個人在經歷人生動蕩、缺乏父母或朋友支持時、又無力改變社會現有系統的情況下，要想從「斬殺線」爬出來，需要兩個關鍵策略：一方面，要善於利用各種社會資源
兼職、零工、臨時住所以及社會福利機構，這些在初期往往比直接找到穩定工作更重要，因為它們能提供生存保障和緩衝，為下一步積累機會。
另一方面，自律和持續的自我提升必不可少
無論遇到多大的困境，只要不染毒、不沉迷賭博，人都還有機會逐步翻身。相反，一旦陷入毒癮或賭癮，翻身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生活會不斷惡化。「自我提升」雖聽起來老套，但對於無底可兜的普通人來說，提升學歷、優化技能、積累經驗，幾乎是唯一可行的脫困路徑。
對於我們留學生來說。首先，要承認異國求學所遭遇的孤獨是一種結構性處境，而非個人失敗。身處異國，本就意味著支持系統被拆散。情緒低落、想家、無力感，並不是能力問題，而是人在高壓環境下的正常反應。把內耗的精力放在主動為自己製造低成本的兜底。固定的聯繫對象、相對穩定的作息、一個可以定期釋放情緒的出口，哪怕很小，都是在不確定的生活里為精神留出的緩衝帶。
其次，把身份焦慮從人生的全部中抽離出來。簽證、工作、綠卡很重要，但一旦成為唯一的價值標尺，人就會被困在「不敢」的狀態里。讓生活擁有多個支點，精神才不至於突然挫折擊穿。
「斬殺線」不過是人為標註的一道危險刻度，它指向的困境真實存在，卻既不是人生的常態，也不是終點。真正決定你走向哪一邊的，從來不是那條線，而是你是否允許它先攻破你的心理防線。
一句話：守住底線、拉高上線，才能從那深淵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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