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得不強迫院方」全澳安樂死人數激增48%，養老院被指「故意阻礙」引爭議
80歲的Annie不僅要對抗轉移性乳腺癌，還要在生命終點與制度博弈。當她向所住的宗教背景養老院申請自願輔助死亡【相關閱讀:安樂死、自殺都有罪 無法解脫痛苦，反而陷入更悲慘的境地】（VAD）時，院方竟要求卧床不起、移動需依賴吊架的她去院外接受評估。
在醫生和女兒Charlotte的據理力爭下，Annie最終才獲准在院內走完生命最後一程。Charlotte回憶道：「我們不得不強迫院方表態，他們表現得不知所措，且極力避嫌，不希望設施內其他人知曉此事。」
這個令人唏噓的故事，被收錄進倡議組織Go Gentle Australia周二發布的《2026年自願輔助死亡現狀報告》中。
部分病人在嘗試申請自願輔助死亡時，仍面臨來自機構的阻礙。(Dan Himbrechts/AAP PHOTOS)
政策落地五年，程序複雜與「人為路障」並存
自2019年維州率先立法以來，自願輔助死亡法在減輕末期病患痛苦、賦予死亡選擇權方面雖顯成效，但現實中的重重阻礙依然令申請者倍感煎熬。
報告指出，申請渠道受限、程序繁瑣以及大城市以外地區執業醫生匱乏，是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此外，部分醫療衛生機構和個人的「不配合」，也人為修築了多道「路障」。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澳洲養老服務質量與安全委員會（Australian 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 Commission）的規定，即使養老院決定不參与該項目，住戶依然擁有獲得相關服務的法定權利。
然而，《2025年澳洲自願輔助死亡調查》顯示，仍有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醫療設施並不支持此項服務。
「拒絕的權利不應成為阻礙的權利」
Go Gentle Australia創始董事Andrew Denton強調，出於良知拒絕參与VAD是法律基石，但這絕不等同於可以阻礙他人行使權利。他批評道，阻礙行為會給臨終者及其家屬帶來嚴重的痛苦和傷害，這種行為既不道德也違反職業準則，必須得到解決。
針對現狀，報告呼籲政府進行多項改革：為執業醫生和醫療機構提供更明確的操作指導。
修改刑法條款，允許通過電子通訊和遠程醫療討論 VAD 事宜。
優化藥物發放流程。報告提及，昆州中部一名男子就在等待從布里斯班郵寄處方葯的過程中抱憾離世。
申請人數激增，醫護勞動力面臨挑戰
數據顯示，2024/25財年，全澳共有3329人通過自願輔助死亡平靜離世，較上一年度大幅增長48%，其中四成申請者來自偏遠地區。
Go Gentle Australia首席執行官Linda Swan指出，雖然證據顯示該政策運行總體平穩，但激增的需求引發了對醫療勞動力可持續性的擔憂。據悉，許多醫護人員是在犧牲個人休息時間從事相關工作，且幾乎沒有獲得任何經濟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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