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全球能源價格劇烈波動的背景下，通貨膨脹高企與失業率上升正同時衝擊各國經濟。當下全球經濟的陰霾，正逐漸籠罩澳大利亞。
近日，澳大利亞儲備銀行（RBA）副行長安德魯·豪澤（Andrew Hauser）在紐約發表講話時發出警告：一種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未曾在該國出現的經濟現象——「滯脹」，可能正重新進入視野，並直言滯脹是「央行行長的噩夢」。
那麼，什麼是滯脹？它為何令人擔憂？又將對澳大利亞普通民眾產生怎樣的影響？
什麼是「滯脹」？
「滯脹」（stagflation）一詞最早由英國政治家伊恩·麥克勞德（Iain Macleod）於1965年在議會演講中提出，用以描述當時英國經濟「最糟糕的兩種情況同時出現」的局面——即經濟增長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
通常情況下，經濟增長放緩會伴隨通脹下降，但滯脹卻打破這一常規：經濟停滯、物價上漲、失業增加三者同時發生，給政策調控帶來極大挑戰。
當前，由燃料危機引發的全球能源衝擊，加上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使「滯脹」這一概念再次成為關注焦點。
澳大利亞曾經歷過滯脹嗎？
歷史上，澳大利亞在20世紀70年代末首次遭遇滯脹危機。
當時，中東地區發生的兩次石油禁運導致全球油價大幅飆升，直接推高了通脹水平，同時抑制了經濟增長。企業經營成本上升，裁員加劇，就業市場惡化，最終在1982年引發經濟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滯脹往往具有「滯后性」和「頑固性」。
從1973年最初的能源衝擊開始，澳大利亞經濟經歷了近十年的調整，才最終陷入衰退。這也意味著，滯脹一旦形成，往往難以在短期內解決。
警報拉響：澳大利亞再次面臨滯脹風險？
當前，澳大利亞經濟正出現諸多可能誘發滯脹的信號，每一個都值得警惕。
首先是能源價格的快速上漲。自美國、以色列與伊朗衝突爆發以來，全球石油基準布倫特原油價格漲幅已超過50%，直接導致澳大利亞國內燃油價格、供應鏈成本大幅飆升，給通脹帶來了巨大壓力。
其次，通脹水平持續高位。目前，澳大利亞年度通脹率仍高於澳大利亞儲備銀行設定的2%—3%目標區間，物價上漲的壓力並未得到有效緩解。
與此同時，就業市場也出現疲軟跡象。經季節性調整后，今年2月份澳大利亞失業率從4.1%升至4.3%，就業形勢的惡化，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不確定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近期發布的模型分析進一步加劇了市場擔憂。IMF警告稱，若當前能源衝擊持續，可能引發「前所未有規模」的能源危機，並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甚至觸發衰退。
儘管如此，經濟衰退或滯脹並非既定結果，但多位資深經濟學家已開始為潛在風險做準備。
為什麼滯脹被稱為「噩夢」？
滯脹之所以被稱為「央行行長的噩夢」，在於其對經濟和民生的雙重衝擊。
一方面，持續上漲的物價將直接削弱居民購買力，侵蝕家庭儲蓄，抑制消費支出；另一方面，就業市場疲軟又會進一步降低收入預期，形成負向循環。
更為棘手的是，滯脹極難通過傳統政策手段加以解決。歷史經驗表明，其影響往往持續多年。
澳儲行如何應對兩難局面？
面對潛在的滯脹風險，澳大利亞儲備銀行正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通過加息來對抗居高不下的通脹；另一方面，又要考慮通過降息來保護就業、穩定經濟增長，兩種舉措相互矛盾，難以兼顧。
在這一背景下，未來的政策走向備受關注。
市場普遍預計，澳儲行將在5月第一周的議息會議上連續第三次上調現金利率，顯示其正優先應對通脹問題。
與此同時，即將公布的聯邦預算也被視為關鍵政策窗口。
不過，從外部環境來看，澳儲行最有利的情形仍是地緣衝突儘快緩解、油價回落。
根據德勤（Deloitte）為《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所做的模型測算，即便在6月底前達成和平協議，澳大利亞經濟增長仍可能被大幅削弱至0.7%，降幅超過一半；失業率也可能自2021年以來首次升破5%。
這意味著，即便最樂觀情形下，經濟仍將承受明顯壓力。
不過，安德魯·豪瑟也指出，應對複雜經濟環境本身正是央行的職責所在。
在全球不確定性持續上升的當下，「滯脹」這一曾被視為歷史問題的經濟現象，正重新回到政策制定者與市場參与者的視野之中。未來數月，能源價格走勢、地緣政治局勢以及貨幣政策調整，將成為決定澳大利亞乃至全球經濟走向的關鍵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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