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不等於安全：當種族主義滲入制度，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神話正在裂變
2026年4月，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AHRC）發布了一份名為《The struggle to be seen, the power in being heard》的社區洞察報告。這份長達62頁的文件，是對2023年10月7日以來澳大利亞境內種族歧視激增現象的系統性記錄。它不是一份冷靜的學術報告——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了這個自詡為多元文化典範的國家，在關鍵時刻選擇了沉默。
而種族歧視專員Giridharan Sivaraman在報告前言中寫下的那句話，或許是理解整份報告的鑰匙：”Silence is not the same as safety.”
一場被”合法化”的仇恨
報告的開篇便直擊要害。來自不同社區的受訪者，用幾乎相同的語言描述了同一個轉折點。
一名穆斯林社區成員說：”以前那是種族主義，人們也這樣稱呼它。但襲擊發生之後，種族主義變得可以被接受了，人們開始對它表示同情、支持——這是一頭正在壯大的醜陋怪獸。”一名猶太社區成員則表述得更為直白：”2023年10月7日之前，公開表達種族主義是不被允許的。”
這種”被合法化的仇恨”，是本報告最令人不安的發現之一。種族歧視行為本身並非新生事物，報告也明確指出，穆斯林社區自2001年”9·11″事件后便長期處於系統性污名化之下，巴勒斯坦社區、阿拉伯社區的遭遇亦有更深的歷史根源。真正發生變化的，是社會的容忍閾值——而這一閾值的改變，與政治話語和制度回應的失語密不可分。
報告項目歷時約一年半，共開展27場社區諮詢會，覆蓋476名參与者，並與167名來自78個不同機構的代表進行了交流。受影響群體涵蓋猶太裔、巴勒斯坦裔、穆斯林及阿拉伯裔澳大利亞人。無論哪個社區，參与者都描述了同一種感受：他們被所在的國家辜負了。
法律的空洞：保護從未真正到來
在所有制度性缺失中，法律層面的漏洞是報告著墨最多、也最具爭議性的部分。
現行《種族歧視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的保護範圍存在明確缺口。穆斯林社區成員在諮詢中直接點出：”我們不在這部法律里。它只保護錫克教徒和猶太人作為宗教群體，穆斯林沒有被納入。”這一制度性遺漏，意味著數十萬澳大利亞穆斯林在遭受種族和宗教交織的歧視時，連訴諸法律的基本路徑都受到限制。
即便在法律覆蓋範圍之內，執法的軟弱同樣觸目驚心。參与者反映，針對他們的人身攻擊、騷擾乃至仇恨犯罪，往往換來的是警方的輕描淡寫或不了了之。一名猶太社區成員描述了親歷的職場反猶騷擾后說：”當我試圖向管理層反映，他們什麼都沒做。最多不過是一句’這是不對的，別再這樣了’——然後他們轉頭叫我打小報告。”
一名阿拉伯社區成員的描述則更具代表性，也更令人沮喪：”我提交了正式投訴，等了很久沒有迴音……我的投訴去了那個投訴的墳墓，什麼都沒發生。”
不是個案，是慣例。報告清晰地勾勒出一個系統性圖景：申訴機制在設計上就不利於受害者，舉證責任壓在遭受歧視的人身上，程序的繁瑣本身就是一種消耗。一名穆斯林社區成員一語道破：”就算你去投訴，就算你去法院，你幾乎什麼都做不了。”
與此同時，反恐立法的適用問題同樣引發強烈不滿。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社區成員認為，現行反恐法律在執行層面存在明顯的針對性——一旦犯罪嫌疑人是穆斯林，”是否與恐怖主義相關”幾乎成為警方的第一反應。”罪犯就是罪犯，不應該給他貼上宗教標籤，”一名穆斯林社區成員說，”但現實是，只要那個人是穆斯林，它立刻就變成了恐怖主義。”
報告明確呼籲：改革《種族歧視法》，將宗教少數群體納入完整保護；加強對仇恨犯罪的追責力度；推動建立真正有效、而非流於形式的投訴機制。
政治話語的共謀
如果說法律的缺位是被動的失職，那麼政治話語的失當則更接近於主動的傷害。
報告揭示，受訪者普遍認為，澳大利亞政界對種族主義問題的處理方式，不是在彌合社區裂痕，而是在加劇它。一名猶太社區成員說：”看到反猶太主義和以巴衝突被所有政黨當作政治武器使用，這讓我非常痛心。當涉及人們在澳大利亞如何被對待的問題時，絕對不應該成為議員們在質詢時間互相叫囂、刷存在感的材料。”
更深層的問題，是政府將不同社區”分而治之”的框架本身。報告批評聯邦政府分別設立反猶太主義特使和反伊斯蘭恐懼症特使的做法，認為這種結構性安排人為地將不同形式的種族歧視對立起來，強化了”各社區利益相互競爭”的錯誤敘事。一名穆斯林社區成員指出：”所有形式的歧視都是相互關聯的，沒有理由讓我們彼此分離、相互競爭。”
而對於巴勒斯坦、阿拉伯及穆斯林社區而言，聯邦政府拒絕承認加沙正在發生種族滅絕的立場，本身就被視為一種制度性種族主義。”把種族滅絕叫做’衝突’，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一名巴勒斯坦社區成員說，”這已經在告訴人們：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沒那麼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對人權委員會自身也未予迴避。多名巴勒斯坦、穆斯林及阿拉伯裔參与者批評委員會在加沙問題上保持沉默，認為這種”中立”本身就是對種族主義的縱容。一名阿拉伯社區成員說：”如果連人權委員會都無法說出正在發生的事情，我怎麼可能相信這個投訴系統能保護我？”
沉默的代價：一場正在蔓延的心理健康危機
制度的沉默，最終化為個體承受的重量。
報告記錄了一場幾乎被主流視野忽視的公共衛生危機。焦慮、抑鬱、創傷后應激障礙在受影響社區中廣泛蔓延。猶太社區成員描述著大屠殺記憶被新一輪反猶浪潮重新激活的恐懼；一名猶太女性說，街道上出現的反猶塗鴉讓她整個周末陷入崩潰，大屠殺的畫面一遍遍在噩夢中浮現，最終不得不依靠藥物維持日常功能。
巴勒斯坦及穆斯林社區則在承受另一種撕裂：身處澳大利亞，卻通過手機屏幕實時目睹家人、故鄉在戰火中消亡。一名穆斯林母親描述了女兒因持續觀看網路上的衝突畫面而精神崩潰、被送入急診室的經歷，”她看著和她一樣的人在網上被屠殺，沒有人譴責，沒有人說這是錯的。這就是這件事對年輕人造成的後果。”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種創傷往往得不到文化適切的專業支持。現有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缺乏對相關社區歷史創傷的理解，員工協助計劃（EAP）等標準化工具對於正在經歷集體性民族悲痛的人而言幾近無效。”當我們尋求幫助時，沒有人理解我們正在承受什麼，”一名巴勒斯坦社區成員說。
與此同時，職場成為種族主義傷害最集中的場所之一。參与者描述了因公開聲援巴勒斯坦而被解僱、因宗教身份而在招聘中遭到篩除、因穿戴文化服飾而被要求”保持中立”的經歷。藝術家、作家、音樂人、學者，無一倖免——那些失去演出機會、畫廊合作、學術資助的人，往往連一個正式的理由都得不到。”他們不會直說是因為你是猶太人，”一名受訪者說，”他們只會說’我們暫時沒有工作給你了’。你無從證明，也無從申訴。”
鏡子，而非窗口
報告專員Sivaraman在前言中寫道，項目最初的設想是為受影響社區提供一扇”窗口”，讓外界得以了解他們的處境。但在真正深入傾聽之後，他意識到，這個社會需要的不是窗口，而是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照出的，是一個在多元文化敘事與實際制度保障之間存在巨大鴻溝的澳大利亞。它照出了一部覆蓋範圍不完整的反歧視法律，一套讓投訴者精疲力竭的申訴機制，一種將不同族裔社區相互對立的政策框架，以及一個在關鍵時刻選擇以”中立”為名保持沉默的政治與制度生態。
2014年8月5日，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阿博特正式宣布放棄修改《種族歧視法》
報告的核心訴求清晰：立即落實2024年底發布的《國家反種族主義框架》，推動其63項建議在工作場所、教育機構、法律體系、警務執法及媒體監管等領域的全面落地；改革《種族歧視法》，填補對宗教少數群體的保護空白；要求政界人士接受反種族主義培訓；併為受影響社區提供專項資金，支持其開展創傷知情、文化適切的社區對話與支持項目。
這些呼籲，在報告發布一年多前的《國家反種族主義框架》中便已提出。它們遲遲未能得到回應，本身就是報告所揭示的問題的組成部分。
正如Sivaraman所寫：”我們見過他們。我們聽過他們。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不是用言辭，而是用真正維護人權的系統性變革。”
在那之前，沉默仍在持續。而沉默，從來都不等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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