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手撕奧特曼：伴侶是「間諜」、嗑藥和「私通」扎克伯格……AI「神仙打架」、全美家長卻在「掀桌」
馬斯克手撕奧特曼：伴侶是「間諜」、嗑藥和「私通」扎克伯格……AI「神仙打架」、全美家長卻在「掀桌」
2026年4月27日，在加州奧克蘭聯邦法院，一場足以載入科技史冊的訴訟正式拉開序幕。埃隆·馬斯克發起訴訟，將OpenAI及其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特曼推上被告席。
馬斯克方指控奧特曼，背棄了他早期投資的4500萬美元是基於「非營利、開發安全AGI造福人類」的契約，在奧特曼在獲得技術突破后，將其私有化並變成微軟的附庸。馬斯克要求撤銷現有的商業架構，追回高達1340億美元的潛在損失，並將其重新撥付給非營利性機構。
奧特曼方則辯稱，根本不存在馬斯克口中所謂的「契約」，馬斯克當年的資金是稅收減免的慈善捐贈而非投資，如今起訴只是因為馬斯克創辦的xAI在競爭中處於劣勢，他的「酸葡萄心理」。
開庭當天兩人在通過安檢時前後僅相隔約15分鐘，馬斯克在安保簇擁下率先步入大樓，隨後而至的奧特曼則與其分坐法庭兩端，全程零眼神交流。
兩位依次到達法院
為了應對這場涉及1340億美元索賠的複雜民事糾紛，法院特意從大灣區篩選了比普通案例多出三倍的候選人，最終組建了一支9人陪審團。法官明確向這9名陪審員強調，此案的核心不在於高深的技術專家意見，而在於去裁定被爭議的事實真相。
幾天庭審，爆出了很多勁爆內幕，讓公眾看了商戰內部大亂斗的好戲。
法院外的群眾們一視同仁「鄙視」兩位科技大佬
內幕比商戰精彩
被告律師上來就啪啪打臉馬斯克，展示了幾封2017年的郵件記錄顯示，馬斯克在當時不僅參与了相關討論，甚至主動提出過一種「營利與非營利并行」的混合結構設想。OpenAI的律師試圖通過這些文件證明，馬斯克本人曾是這種商業化轉型構思的參与者，而非他訴狀中所描述的那樣，是一個被完全蒙在鼓裡、被動接受背叛的捐贈者。
面對這一證據，馬斯克倒也不慌，在法庭上回應稱，這些郵件內容僅屬於初創階段常見的「頭腦風暴」，並不代表他達成了任何正式的承諾或法律協議。他主張，在探討公司未來的生存路徑時，提出多種假設性方案是正常經營行為，不能將其等同於放棄非營利初衷的契約。
除此之外，OpenAI的辯護律師在質證時展示了一系列簡訊，揭露馬斯克即使在2018年退出董事會後，依然通過與自己關係親密的員工希馮.齊里斯（Shivon Zilis）獲取公司的核心商業機密。（插播一句，從2021年到2025年，希馮·齊里斯和馬斯克生了四個孩子，雙方不是彼此的男女朋友，而是共同撫養孩子的partner關係）
在一段2018年2月的對話中，齊里斯詢問馬斯克是否應該繼續「保持親近以確保信息流向你」，馬斯克直截了當地回答「是」。馬斯克被指控在OpenAI內部安插了一名「影子顧問」，一邊利用這些內幕信息試圖為特斯拉挖牆腳，一邊在台前維護著自己作為「被背叛的捐贈者」的人設。
此外，馬斯克嗑藥的事情也被拿出來說事。
辯方提交的證據顯示，馬斯克與OpenAI的多項核心溝通發生在他參加「火人節」期間，馬斯克在此期間曾使用氯胺酮。律師暗示其在藥物影響下可能無法清晰記憶或達成有效的法律契約。而馬斯克對此堅稱，他使用藥物是基於合法的醫療處方用於治療抑鬱症，並非如辯方所暗示的狂歡濫用。
火人節，Burning Man是一個全球性的文化運動及年度社區聚會，其核心是在極端的自然環境中建立一座名為「黑岩城」的臨時性城市，通過八天的集體實踐，探索社會組織與藝術表達的替代模式
法官最終裁定限制對馬斯克服藥細節的過度深挖，認為除非能證明藥物直接導致了當時的認知失常，否則這些信息屬於誤導性證據，算是「幫」了馬斯克一把。
不僅馬斯克嗑藥的事情被辯方拿出來做文章，他和扎克伯格的「私通」的簡訊也被公諸於世。
奧特曼方出示一組2025年2月的簡訊對話顯示：當時正在負責政府效率部的馬斯克收到了扎克伯格的主動示好。扎克伯格在簡訊中對效率部的進展表示讚賞，並詢問是否有什麼可以幫上忙的地方。馬斯克在回復了一個紅心表情后，緊接著便詢問扎克伯格是否有興趣與他一起競標收購OpenAI的知識產權。
這段對話讓OpenAI方抓住把柄，認為馬斯克一方面在法律上維持著「捍衛非營利初衷」的崇高人設，另一方面卻在私下試圖拉攏競爭對手共同瓜分OpenAI。
這場訴訟預計還要持續三周，接下來微軟也被要求下場應戰，屆時恐怕會有更多隱秘被翻到檯面上。目前「鹿死誰手」還很難說，但這場官司讓我們普通人看到了這些科技大佬在鏡頭外的另一副面孔。他們掛在嘴邊所謂的「改變世界」，背後往往交織著極度世俗的權力和利益博弈，而這場競賽背後攪動的水，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得多。
「神仙打架」、家長「掀桌」
當矽谷的大佬們在法庭上為千億美金的歸屬權撕破臉時，美國各地的家長們已經在「掀桌」反對電子屏幕、AI這些所謂的高科技教育資源毀掉自己的孩子。
關於家長擔心科技產品「毀掉」孩子的聲音一直都有，但最近幾年會越來越密集，而目前這種情緒正在以空前集中的形式爆發。
在過去十年（尤其是疫情期間），聯邦政府撥付了約1900 億美元（ESSER 基金）用於彌補數字鴻溝，很多學區達到了「學生均一台設備」（1-to-1 ratio）的水平。在2020年之前，美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學區實現人手一台電腦；到2024年，這一比例已暴增至 90% 以上。
儘管硬體普及了，但閱讀和數學成績在後疫情時代並未出現預期的反彈，甚至在某些嚴重依賴軟體教學的地區有所下降。
根據NAEP 2024最新數據顯示：在美國基礎教育中，閱讀是最明顯的下滑領域。2024年四年級和八年級閱讀成績繼續下降，並且較2019年疫情前水平累計下降約5分左右。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州在閱讀上實現整體回升，同時低於基礎水平的學生比例升至歷史高位；
數學表現略有分化：四年級數學相較2022年有輕微回升，但仍低於疫情前；八年級數學基本停滯，並比2019年明顯更低。整體來看，改善主要集中在中高分群體，而低分群體持續弱化，導致學習差距擴大。
在高中階段，問題更突出：12年級閱讀與數學均低於疫情前水平，其中數學已接近二十年來低點，閱讀也處於長期低位，基礎能力不足的比例持續上升。
成績普遍降低並不一定全部都是電子屏幕和教育軟體的「鍋」，其中的因果關係還需要更細緻的研究。但2020年後，有兩個變化值得重視：一方面，三個同時發生的變化：學校設備密度上升（Chromebook、iPad、人均設備接近普及），課堂軟體化程度提高（在線作業系統、AI輔導平台、數字課堂），閱讀與數學成績下降或停滯。
另一方面，一些學區在疫情后大規模引入1:1設備（每個學生一台設備），另一些地區則限制屏幕時間或延遲數字化。比較這些地區后發現：設備密度更高的學校，閱讀理解和專註相關指標下降更明顯、數學影響較弱但仍呈負相關、影響在低年齡段更顯著（小學 > 初中 > 高中）。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雖然不能把電子屏幕和教育軟體的泛濫使用與學生成績下滑直接挂鉤，但有負面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3個月內觀看了超過13,000，
家長與孩子之間的「貓鼠遊戲」
更讓家長擔憂的是，不僅孩子的學習成績並沒有因為數字技術的普及帶來優勢，因為學校的數字監管問題，還給一些孩子造成了巨大的成癮和心理問題。
安潔莉卡·帕切科（Angelica Pacheco）的兒子在邁阿密公立學校就讀。她查看了學校發給兒子的設備記錄，發現他在三個月內觀看了超過13,000 個 YouTube 視頻。這些視頻大多是遊戲解說，孩子在課堂上、在家裡，甚至在應該寫作業的時候都在看。當她試圖限制孩子使用設備時，孩子表現出了極大的攻擊性和成癮戒斷癥狀。
統計顯示，儘管90% 以上的美國學區都安裝了內容過濾器，但YouTube 依然是學生訪問量最大的網站。許多學區為了方便老師播放教學片，會將 YouTube 設為「部分允許」。
學生們很快就學會了如何利用這些漏洞，通過教育類視頻的「關聯推薦」欄跳轉到娛樂內容。這種家長限制、孩子總能找到破解的「貓鼠遊戲」讓親子關係疲憊不堪。
所以，現在猶他州、紐約、加州等多地家長們開始發動了「反技術」運動，這一運動並非要求完全禁用電腦，而是要求「適度」和「有意義」的數字使用。
反對電子設備在學校過度使用的school beyond screen 抗議活動正在加州全面鋪開
家長們不再滿足於「為了技術而技術」，他們提出了下述三點精細化的要求：l透明度：到底學校簽了哪些技術合同？這些軟體如何收集和處理孩子的隱私數據？
l審計：評估這些昂貴的電子產品是否真的提高了教學質量？
l回歸傳統：要求增加紙質教材的使用，恢復更多的手寫練習、面對面討論和體育活動。
這屆家長的認知正在轉變。過去，我們認為，科技一定能帶來進步，尤其是投射到教育上，孩子能夠藉助先進的產品和軟體更高效、全面地吸收人類智慧的結晶，讓稀缺的信息和資源不再是某些人的專屬，而是成為人人唾手可得、武裝自己大腦的工具。
但現實的發展逐漸脫離家長預期，孩子在吸收智慧結晶的同時也不可避免會被糟粕吸引、而科技公司為了商業利益不僅不會對內容監管和提純，甚至還會特意設計成成癮機制，讓青少年「上頭」，在他們認知和心理都尚未成熟時，造成不良影響、甚至不可挽回的悲劇。
當馬斯克和奧特曼在法庭上爭得面紅耳赤，都在標榜自己才是那個為了人類未來的「救世主」，可我們下一代目前所展現出倒退、脆弱和「病態」讓更多人意識到，大佬們關心的從來不是「人類的未來」，而是「統治未來的是不是自己」。
我們曾以為給孩子發台電腦是抹平鴻溝，結果卻在無意間給演算法收割孩子的心智、注意力開了大門。未來的社會可能不再是以貧富分線，而是以「專註力」分線。當普通家庭的孩子沉浸在學校發的那台筆記本、手機、各種數碼學習軟體，以為自己正在「寓教於樂」時；那些科技大佬、矽谷的高管們、那些真正看透了演算法邏輯的精英，卻嚴格限制孩子的屏幕時間、延遲孩子擁有手機和電子設備的年齡。
從我們熟知的比爾.蓋茨的孩子14歲左右才被允許擁有手機、扎克伯格在採訪中提到會制孩子用於娛樂目的的屏幕時間、到Snapchat聯合創始人Evan Spiegel、Reddit聯合創始人Alexis Ohanian也被多次報道在家庭中嚴格限制孩子的屏幕使用時間，將娛樂性屏幕時間壓縮到非常有限的範圍，或者延遲智能設備的接觸年齡。
我們無從驗證和追蹤這些科技大佬的孩子們屏幕使用的情況、以及與此相關的學業上升或跌落的因果關聯；無從判斷這是他們安慰普通民眾的的說辭、還是真正所為。但許多研究和數據已經向我們揭示：涉及到教育的科技產品，不會只是蜜糖，而是一把切切實實的雙刃劍，如果作為引導人父母無法駕馭，那麼只會單純歸罪於孩子的意志力、品性是不公平的。
從互聯網時代走向AI時代，孩子真正拉開差距的關鍵，並不在於同輩之間的競爭，也不在於誰更快掌握各類人工智慧工具——這些能力在未來更接近基礎技能，而非優勢來源。
更隱秘的競爭在於，在良好的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共同作用下，誰的孩子能夠在高度演算法化的信息環境中不被推薦機制、不被演算法產生的信息繭房、不被搶奪注意力的結構設計所控制；仍然能夠保持對當下的專註，以及獨立的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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