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材」博士們的中場撤退
「耗材」博士們的中場撤退
行政樓外的公示欄貼著一張博士清退名單。
幾乎沒有人駐足，除了周錦鵬。名單上有他的名字，後面註明專業：中國哲學。退學原因：超出最長修業年限，未完成畢業要求。
清退一個博士，程序並不複雜：名單公示后，只需要找教務、研究生院等部門蓋章，即可完成。
但為了讀博，周錦鵬付出了什麼？
在長達六年的時間里，他幾乎保持著每天清晨8點跨入圖書館、深夜11點回宿舍的節奏。除去節假日，這超過了兩萬個小時。他自費影印、裝訂了數十箱古籍手稿，一筆一畫寫下了50萬字的原典摘抄。每月靠著學校發放的2000多塊錢生活費過活。
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經歷。2026年7月6日，教育部發布《2025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2025年全國招收博士生 20.16 萬人，在學博士生75.36萬人，畢業博士生11.29萬人。數字從側面反映出當前博士生培養周期長、按期畢業壓力大的現狀。此前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博士生延期畢業率長期在60%以上。
在豆瓣，一個名為「博士，退學了嘛」的小組裡，小組介紹欄第一句寫著：「退學？Do not feel any guilt about it！（別為此感到任何愧疚）」。
但這屆博士，真的能做到不愧疚嗎？
為此，我們找到了周錦鵬，也找到了孫志。孫志是那種典型的「理工科天才」，碩博連讀五年，最終在距離最長修業年限還有三年時，被迫拿著補發的碩士學位離場。還有趙琳。她讀博原本是為了跨過評正高的那道坎。但在在職讀博的六年裡，二孩出生、大女兒休學，丈夫的缺位，使她不得不中斷學習。
「我們的制度里缺少一種階段性的緩衝機制。」博士生導師呂樂說，「一旦家庭和學術發生衝突，女性往往是第一個犧牲者。」他也承認，當前的體系太重「期末淘汰」，卻很少能在此之前提供有效幫助。他帶過許多學生，也眼睜睜看著制度的剛性折斷了這些學術精英。
這些故事里，沒有學術光環，只有脫下「長衫」前，一個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最高極限。
象牙塔里的學術江湖
象牙塔里的學術江湖
辦理退學手續那周，周錦鵬跑了學校十幾個部門——教務、研究生院、財務、宿管、戶籍檔案室，挨個簽字蓋章。工作人員埋頭核對材料，沒人抬頭多看他一眼。
最後一站是圖書館。管理員清點他自費影印、裝訂的數十箱古籍手稿，一頁頁核對，語氣生冷，「遺失、損毀館藏原版古籍珍本需按原版估值賠償，很貴」。
周錦鵬突然有些難過。紙箱里的50萬字原典摘抄、200餘篇文獻筆記，是他讀博期間的所有心血。從前他把這些紙當成通往博士學位的階梯，離校這天，它們成了管理員眼中一堆需要清點的、歸還的、隨時可能違約賠償的廢紙。
抱著紙箱走出學院，公交顛簸。周錦鵬鬆了口氣——終於不用再寫那些為了迎合評審而湊數的八股論文，不用再應付那毫無意義的師門例會。但他也有些不甘，學了6年兩漢經學，所有積累說斷就斷。
周錦鵬並非沒有預見過前路的艱辛。
考博前，他做過詳盡功課：這所名校的人文博士基本學制4年，學籍最長修業年限6年。而國內多數高校普通全日制博士最長修業年限為6年，也有高校規定為7年或8年，各校政策略有差異。古典考據類長線文科方向，超期6年被清退的情況也較為常見。
身邊也有學長勸他謹慎。學長直言不諱，「冷門文科產出周期漫長，導師在選題、投稿、答辯環節掌握核心資源，導學矛盾調解、轉導師渠道流程繁瑣，學生維權成本較高」。
但周錦鵬沒聽進去。他本碩均出自985院校，法學本科、社會學碩士，此前的求學路順風順水，從未失手。少年時代，他就篤定博士是讀書人的最高追求，擁有博士頭銜就等於擁有了體面、學術話語權，以及旁人的敬重。
數據顯示，2025年全國招收博士生 20.16 萬人。
2019年，他順利考入一所名校的中國哲學專業，研究方向是漢代經學——那一年，中國新招收的博士生數量首次突破了10萬人。他很快發現，這裏像是一個等級森嚴的「江湖」。
入學第一天，導師就給他分配了一個橫跨漢、宋、清三代的龐大選題。這個選題成了困住他的第一道枷鎖。但他不能拒絕。在人文社科的傳統師徒制下，導師的權力是籠罩性的。他們在選題指導、期刊推薦、日常考核環節具備重要話語權。
此前有博士接受《人物》採訪時也用「江湖」比喻學術圈，「博士生進入到這個學術江湖，可能會有錯位感，你覺得你是學生身份，但事實上你已經進入職場了。我們都開玩笑，我們把導師叫『老闆』，他真是你『老闆』，決定你能不能畢業，給你發津貼。」
作為「老闆」，呂樂非常清楚這種「江湖規矩」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他承認，導師的確掌握選題、答辯推薦等關鍵許可權。可另一方面，實行預聘制的青年博導身上也壓著「非升即走」的職稱考核任務，除了帶博士，他們還要申報項目、爭取招生指標，擠掉了不少精細指導的時間，「肯定沒辦法全天候盯住每個學生。加上每年固定要招人，學生一多，指導資源必然攤薄」。
周錦鵬遇上的導師就是典型的放養型，師門讀書會兩月一次，全年單獨面談不超過三次。
他熬夜寫完開題報告、論文初稿，郵件發送過去，往往半個月才收到一句冰冷的「再改改，大體可行」，但又不給出任何考據、義理層面的具體修改意見。博二開題答辯，評審老師集體否決他的選題，判定體量過大，六年學制內根本無法完成，要求徹底更換研究方向。
整整一年的文獻積累全部作廢。第一道學業預警正式下發。周錦鵬只能重新壓縮選題、聚焦單部典籍、撰寫小論文投稿。
哲學領域頂級核心期刊一審審稿周期動輒半年至一年，疊加返修環節整體錄用周期常超一年。「這個過程，缺少導師實操指導，投稿全靠自己摸索。」周錦鵬說，他所在的師門，資源嚴重傾斜，「學術會議名額、名家交流機會、期刊內推渠道，全部留給高產、常年幫導師處理雜務的嫡系學生。」周錦鵬常年遊離在資源邊緣，缺少投稿渠道，論文反覆被拒。
這種權利不對等在退學博士孫志那裡，體現為另一種極端。孫志本科學的是電子信息工程，擅長弱電信號處理，但導師分配給他的課題卻是強電體系。知識儲備的完全錯位，讓孫志從第一天起就舉步維艱。
「我老闆
屬於嚴管但指導完全缺位
的
類型，
」
孫志回憶，
日常行政、項目申報、職稱評審擠佔了導師絕大多數精力，極少有時間坐下來和他一起拆解實驗邏輯，「他只看最終產出，沒有成果便會全盤否定學生數年工作。」
文字苦役與心理紅線
周錦鵬曾這樣量化他的博士生活：每天啃2000—4000字古籍原典，搭配歷代古人註疏；同步閱讀兩到四篇萬字C刊論文，手寫1000—2000字讀書筆記。博一全年通讀四書五經、老莊、《傳習錄》，累計50萬字古籍閱讀量，200餘篇現代文獻。每周3小時普通讀書會，逐字拆解文本輪流彙報。導師點評容錯率極低，一點兒疏漏便會當眾指出。
他所在的師門，瀰漫著一種濃重的「休息羞恥」——同門之間互相防備學術思路，組會只分享淺層觀點，所有人閉門造車。熬夜讀書寫作是標配，一點兒進度差距，都會催生無休止的自我懷疑。
孫志則記得，他所在的實驗室，固定作息為早8點至晚10點，全年沒有完整長假。每天重複枯燥的實驗，海量閱讀英文文獻，每周高強度組會彙報，任何微小的進展都會被反覆詰問、全盤否定。課題組的論文指標層層下壓——每人每年至少兩篇SCI有效投稿（含一篇二區及以上），每周需完成12組完整對照實驗、精讀8篇頂刊英文文獻，連續兩月無投稿成果即下發學業預警。
而這種高強度的腦力勞動，在經濟層面的回饋卻極其微薄。
文科博士生沒有實驗室，沒有橫向項目，沒有實驗補貼。該校全日制人文博士國家助學金每月1000多元，導師無縱向課題時僅能發放500—1500元零星勞務補貼。無獎學金、課題收入的情況下，每月可支配科研生活收入僅2000元出頭。此外，博士生可參評每年8000—15000元不等的學業獎學金。
「理工科博士生有實驗室項目，實驗耗材、項目差旅等合規科研支出都可以依託項目報銷。」周錦鵬說，文科導師經費額度有限，報銷限制較多，只有擁有省部級及以上課題的導師可依規報銷相關科研支出。「通常來說，古籍影印、外文購書、學術會議等支出大多需要學生自行承擔，多數像我這樣的哲學博士都需要家裡提供經濟支持。」
日復一日的論文壓力和始終緊巴的日子，更直接地體現在精神層面。
2019年，《Nature》雜誌訪問了中國690位博士生，結果顯示：45%的受訪者表示博士生涯「未達預期」；40%的博士生表示自己出現過抑鬱或焦慮，併為此尋求過心理幫助。
40%的博士生表示自己出現過抑鬱或焦慮。
經歷了胸悶、整夜失眠、腸胃紊亂等軀體化癥狀后，周錦鵬找到了學校的心理諮詢中心。但校內心理輔導以緊急危機干預為主，像他們這種因科研內耗導致的長期精神損耗，缺乏專項的長效疏導。且博士生普遍存在病恥感，主動求助意願較低。即便傾訴完，回到寢室看到那一箱箱沒寫完的手稿，還是焦慮。
孫志也是那40%中的一員。
在實驗室連續失敗三個月後，他陷入了自責。他的壓力更多來自實物的不可控——硬體樣機只要有一處邏輯錯誤，數月的努力就會歸零。
周錦鵬觀察到，雖然校內更換導師存在明確的申請流程，但審批環節多、流程繁瑣，加上學生礙於師門人情顧慮，多數人不願主動申請轉導。另外，學校儘管設有休學緩衝機制，可申請流程繁瑣，學生們往往礙於人情不願申請。
「現在整個體系太重期末淘汰，前期疏導和中途調整太弱。」呂樂坦言，這是目前培養體系的通病。博士退學，既有培養體系重末端淘汰、缺少階段性分流疏導的制度原因，也存在導生匹配、個人規劃失衡等多重因素。
他說，導師看一個學生能不能走到畢業，最先掂量的是學術態度，其次是獨立研究能力，論文和年限這些反而是最底線的門檻，「態度決定能不能沉下心做長線研究，缺乏自律和溝通意識，再高的天賦也熬不過博士這幾年」。
面對進度落後的學生，呂樂說，清退一定是最後一步。
周錦鵬就走到了「最後一步」。從第一次中期考核預警，到最終退學通知，整整3年。這期間，學院嚴格按流程辦事：下發預警、收集整改報告、要求導師留存幫扶記錄。
但所謂的幫扶，只是形同虛設。周錦鵬記得，按照要求，導師每月得和他開展不少於兩次專項學術面談，同步記錄指導意見等。但在他的導師這裏，月度面談經常被簡化為一句，「進度按時上交」。學院提供的資料庫和研討會也多是泛泛而談，解決不了他選題過大、投稿沒門路的死結。
他按要求每月寫幾千字的整改報告，交上去后，行政人員只是登記歸檔。沒有人會對他那幾十頁的考據難點、投稿拒稿反思做出反饋。學校辦的寫作講座是給全校博士聽的通用模板，對他這種死磕漢代經學原典的博士來說，毫無針對性。
周錦鵬甚至試過去找導學矛盾調解通道。工作人員聽完只是機械地告知，「需先和導師自行協商」。在周錦鵬看來，整套幫扶流程最終只完成了「留痕歸檔」的行政任務。
他也嘗試過自救——拆分長篇文稿，寫短篇考據論文，投向門檻更低的綜合人文期刊；大幅壓縮研究範圍，死死盯住單部漢代典籍；每日12小時埋首文獻，每周主動遞交寫作片段，請求導師逐段批改；向學院遞交書面申訴，申請延長學籍整改。
但所有補救最終失效。
簽收退學決定書那天，導師全程低頭翻閱文件，只丟下一句：「當初選哲學是你自己的選擇。半途放棄，心性配不上治學。」
實驗室「耗材」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的博士生延畢率自2012年突破60%后持續走高，2018年已超64%。擴招與延畢并行，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堰塞湖」，也讓博士生的壓力顯著高於常人。
退學手續辦完那天，孫志拖著黑色行李箱走出電氣工程學院實驗樓，沒有和任何師門同學告別。行李箱里，裝著5年來的實驗記錄本、反覆修改的論文初稿。
孫志是幸運的。中期考核雖然不及格，但在補做了碩士論文並通過答辯后，他最終以碩士身份離場。孫志說，並非所有碩博連讀生都能「軟著陸」——未完成碩士階段培養環節直接退學的，僅保留原有本科學歷。
這種「轉碩分流」是理工科常見的容錯機制。比起文科，理科生通過這種方式「軟著陸」的機會更多。但想要體面離場也有硬門檻：除了要補齊學分、重新寫出一篇碩士論文並通過答辯外，還要看導師是否願意配合、簽字。
孫志生於1993年，2016年本科直升碩士。研一時，導師主動建議他走碩博連讀通道。該校碩博連讀基礎培養學制5年。學校學籍管理規定，自碩士入學登記起計算，最長在校學習年限為8年。
彼時，整個社會默認高學歷等於優質就業，孫志覺得既然自己知識儲備不錯，沒理由拒絕這道通往精英的窄門。很顯然，他沒預判到現實的殘酷。
先是由於導師分配的選題和他本科專業對不上，很難上手。「再者，對我這個電氣工程碩博連讀而言，最大的科研阻礙是，實物硬體樣機實驗不可控、調試周期長、失敗成本極高。」孫志覺得，這是壓倒多數學生、導致延畢、科研停滯的第一大阻礙。
理科博士的壓力，往往來自實物的不可控。
連續三個月實驗全部失敗后，孫志找到導師。後者態度敷衍，「多看文獻自己找問題」。
「傳統電機、經典拓撲控制方向經過數十年研究，原始創新空間收窄，發表頂刊難度較高。」孫志說，電氣類頂刊論文周期漫長，審稿不確定性強，一審普遍4—8個月，返修需要再等待2—4個月，從投稿到錄用全程往往超過一年。
有時，審稿人會強制要求補充大量實物實驗，且只給1—2個月修改時間。硬體平台來不及重做實驗，就只能返修延期；若實驗數據存在漏洞，就直接拒稿，又得重新做樣機、補數據，畢業時間直接后推一年以上。該校本科起點碩博連讀基準學制 5 年，自碩士入學建檔起，全階段最長在校修業年限 8 年。論文反覆返修，意味著直接逼近學籍紅線。
從第三年中期考核不合格開始，學院就對孫志下發了學業預警。按照該校規定，碩博連讀生的培養採取「分段考核、動態分流」機制。即便全階段最長修業年限為8年，但學生在進入博士階段后，須在關鍵節點通過中期考核。首次考核不合格，可獲得一次重考機會；兩次均未通過的話，會被終止博士培養資格，轉為碩士培養。
孫志正是觸發了這一分流機制。
此後三年，他嘗試了所有辦法：主動申請更換課題，被導師直接駁回；請教高年級師兄，對方刻意保留核心實驗步驟，幫助微乎其微；全天12小時泡實驗室補充對照實驗，依舊無法產出穩定有效數據；向學院申請短期休學調整狀態，導師以課題進度緊張為由直接拒絕。
從第一次預警到最終被清退，跨度整整三年。
「學院每年下發書面預警，但沒有任何實質性幫扶或分流輔導，只是反覆告知剛性標準。」孫志說，收到退學通知前，他加急補充實驗、拼湊數據投稿，多次書面申請延長學籍，但全部被駁回。
「實驗室的空耗不僅是時間的浪費，」孫志回過頭看，「還有對自信心的系統性摧毀。如果制度能早一點提供分流或者轉導師的出口，或許我們都不用走得這麼慘烈。」
在呂樂看來，這種「慘烈」本可以更早被阻斷。
作為導師，他認為目前的培養體系最急需改進的是前置分流機制。
「
應該在入學一兩年就做一次階段性考核，幫學生儘早判斷自己到底適不適合讀博
。
」
他同時指出，
導師更換制度，也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
，「
轉導師的流程必須簡化。在現在的環境下，學生換導師要考慮師門人情
要經過多重行政審批，門檻太高了。只有讓學生在發現導學不匹配、課題不對路時
及時
離場，才能避免長達數年的實驗室空耗。
」
一個女博士的母職懲罰
如果說周錦鵬和孫志的離場，更多源於學術場域內部權力與評價擠壓，那麼趙琳，則是女性在學術與家庭之間撕扯的典型樣本。
在社會輿論的偏見里，女博士常被貼上各種標籤：大齡、強勢、嫁不出去、讀書讀傻了。實際上，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國女性博士生的比例逐年攀升——2000年，女博士占博士畢業生的23%，到了2022年，這一數字增至42%。但與這種高參与度并行的，是社會學界常談到的「母職懲罰」。有研究顯示，女性博士生在生育和撫育初期的科研產出，通常會遭遇斷崖式下跌。
趙琳博士退學9年了。
2011年，考上在職博士時，她在一所高校任職。甚至在2009年，就已經順利評上副高職稱。評正高的現實需求，疊加上心裏那點尚未熄滅的學術理想，讓她決心報考博士。
「那時候覺得文科博士難度低，按部就班讀下來，四五年總能拿到學位。」趙琳回憶。她的導師也不錯，性格寬厚，不施壓、不催促，但同樣缺少針對性科研指導。
在社會輿論的偏見里，女博士常被貼上各種標籤。
變故發生在讀博的第二年。彼時，在二孩政策尚未放開的背景下，趙琳主動決定赴海外生育二胎。出國待產的四個月，她經歷離死亡最近的時刻：生產時大出血，醫生建議輸注三袋血液保障安全。出於費用考量，婆婆堅持只輸兩袋，甚至攔著趙琳聯繫國內家人。生死關頭，她突然意識到學位無足輕重。這第一次動搖了她讀博的信念。
獨自帶娃回國后，她承擔起全部育兒責任。
丈夫從事軟體開發，回了家就像隱形人，埋頭工作，其他一概不聞不問。即便有半年時間，他失業在家，也是把自己關在房間，一坐就是一天。趙琳和他吵過也鬧過，但無濟於事。
整整三年，趙琳的生活被餵奶、換尿布和無止境的家務填滿。她根本找不到一塊完整的、能用來深耕課題的時間。
按照學校培養規則，在職博士要求入學首年全日制到校完成全部必修課程，其餘階段可兼顧崗位工作開展論文研究，學籍最長修業年限為八年。趙琳僅完成了第一年必修課程，後續研究完全停滯。
2016年，大女兒心理與學業的危機，直接將趙琳推向了崩潰邊緣。
趙琳說，女兒挺有文學天賦，小學就發表過作品。六年級時，因為在虛構小說里用了同學的真名，被集體疏遠。班主任則直接給孩子貼上「有心理問題」的標籤。那之後，孩子開始抵觸上學，初中階段幾乎全程休學。
趙琳分身乏術，完全沒心思繼續學業。她說她的學術道路上其實沒有硬性阻礙。沒有刁難人的導師，也沒有卡殼的實驗，困住她的只有無窮無盡的家庭瑣事。而學校的培養規則、延期標準，也無法將育兒、親子矛盾、身體病痛量化為合理延期理由。
「傳統家庭觀念和社會倫理道德對女性群體衍生的母職懲罰，時刻提醒她們在求學期間先強調自己是一個母親，其次才是來讀書的學生。」發表于《當代青年研究》的一篇論文指出，社會往往要求女性將個體時間讓渡給家庭和子女，全程參与子女照顧和家庭生產成為社會評判女性母職得當的標準。與此同時，學術界也並沒有因為其特殊身份而降低學術要求和畢業要求，「博士媽媽」仍然遭遇著不公平的角色期望、有限的時間資源和生育帶來的身體疼痛。
再三權衡之下，2017年，趙琳選擇主動退學，僅導師簡單簽字就走完全部流程。
脫下長衫之後
退學后很長一段時間，身邊同事、親友極少追問她的讀博進度，也沒人會用異樣的眼光看她——似乎女性本就該把時間和精力放在家庭上，學術理想沒那麼重要。
趙琳也已經徹底與遺憾和解。失去博士身份的確讓她申報正高職稱的路徑變得狹窄，但她決定不再為此焦慮。她把曾經投入科研的耐心留給了家庭，甚至自費萬元報名家庭輔導，修復了與厭學女兒的關係。閑暇時，她會去民辦外語院校兼職授課，試圖給自己保留一點兒純粹的文字與語言空間。
周錦鵬脫下博士的「長衫」后，則面對了長達半個月的冷戰。父母無法理解那個曾經一路名校、順風順水的兒子，為何會在臨門一腳時「浪費大好學歷」。有親戚詢問起來，老人只能含糊遮掩。在他們的認知里，這是極大的沉沒成本。
孫志的經歷如出一轍。起初，父母反覆勸他向學校爭取延期。直到大半年後，他們親眼看見兒子長期失眠、情緒崩潰，整個人被耗得枯木一樣，才終於放下執念。
剛退學的那陣子，孫志自己也陷入了強烈內耗——這之前，他始終以「准博士」自居，朋友圈裡全是畢業動態、高校入職公告和人才補貼名單。每刷到一次，他就愧疚一次。他開始下意識地迴避所有學術圈子，甚至不敢提起那五年。
直到真正步入職場，他們發現，「長衫」之外的世界遠比想象中寬闊。
互聯網大廠HR馬克經手過大量碩博簡歷。那些標註著博士肄業、博士退學的簡歷，他會做特殊標記。「大廠招人最看重崗位匹配度，只有兩種情況下初篩就會淘汰：一種是簡歷對退學經歷隻字不提，另一種是明顯學歷銜接有問題。其餘都會進入初面，面試時再詳細問退學原因。」
在他看來，社會對退學博士的偏見早該打破了，「退學到底是減分項還是加分項，要看為什麼退。如果是因為主觀逃避、能力不夠被清退，那確實是減分；但如果是家庭原因、職業規劃調整、學科錯配等客觀情況，不一定會減分。其實讀博期間訓練出來的文獻調研、邏輯梳理、啃複雜項目的能力，在研發和數據分析崗位上反而是硬通貨。」
馬克曾錄用過一個因課題方向不符而主動退學的演算法崗候選人。入職后，對方獨立完成了核心模型迭代，晉陞速度遠超同期統招博士，「體制內高校、科研院所、公務員崗位對博士肄業經歷的審核問詢會更嚴格，民營企業則更側重崗位匹配能力」。
直到真正步入職場，他們發現，「長衫」之外的世界遠比想象中寬闊。
如今，孫志在一家新能源汽車公司任電機控制演算法工程師。收入穩定，也有足夠的閑暇時間健身、陪伴家人。周錦鵬則做了文創編輯，業餘時間用來撰寫哲學隨筆發自媒體。
講起那6年，周錦鵬始終認定這場退學藏著制度層面的不公。「部分高校的剛性考核標準，未能兼顧人文社科長線研究的特性。當矛盾積壓到畢業節點集中爆發時，所有的代價只能由學生獨自承擔。」
但他也慶幸自己從那套統一又缺少彈性的體系裡，被動地走了出來。「人生的出口，永遠不止一張博士文憑。」他說。
「如果可以再重來一次呢？」
周錦鵬沉默幾秒，然後說：「發現學術路線存在根本分歧時，我一定會立刻申請換導師。不會硬熬六年，直到學籍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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