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不存在」,偽史論越來越出格

2026年08月05日 12:34

作者 | 王悅

編輯 | 吳擎

近日,一則偽史論者致電陝西文旅部門,要求拆除古迹的謠言,將「唐朝不存在」的說法推到大眾面前,也將早前已在諸多互聯網平台暗流涌動的「偽史論」再次推上風口浪尖。

早在今年5月,相關短視頻平台上已經出現多條針對它的闢謠視頻。

但有時候,流言往往「跑」得比澄清要快。

7月25日前後,網上同時流傳著多個版本的說法:有的稱有人打電話騷擾陝西文旅,要求取消唐朝遺迹文管;有的直接寫成要求拆除陝西省內與唐朝有關的文物古迹。這些帖子沒有說明消息從何而來,既無錄音,也無截圖,更無部門回應。

網路上出現多個版本的說法 / 社交媒體截圖

7月30日下午,陝西省文化和旅遊廳宣傳推廣處向媒體明確表示,不存在所謂偽史論者電話騷擾要求拆除古迹的情況,陝西文旅屬於「躺著中槍」,並稱正在調查,如有法律責任也會追究。

自此,「要求拆除古迹」的謠言被澄清了,但偽史論的風氣並沒有在互聯網上消散。

當核實的成本遠高於傳播的收益,「真」就從一個可以查證的屬性,淪為一場比誰嗓門大的競賽。

這正是唐史學者于賡哲多年前就擔心過的事:互聯網時代真正的學者如果不站出來,虛構和戲說的歷史很容易佔據主流,一旦公眾錯把謠言當成了歷史真相,而歷史學者反被當成造謠者,後果不堪設想。

唐朝不設防

「唐朝不存在」這股風,起得比多數人以為的要早。

它與「宋朝八百年」捆綁流傳:有人聲稱靠天象和曆法可以證明宋朝實際延續了八百年。

這種站不住腳的說法,究竟傳播到多大規模、主要由哪些賬號推動、與任何特定網路群體是否存在穩定聯繫,現有公開材料都不足以判斷。

但需要明確的一種邏輯是:前一件不能替后一件作證;后一件失實,也不能反過來證明前一件不存在。反對偽史論,首先不能依靠偽事實。

「露華濃深——大唐生活美學展」將在奉賢博物館展出 / 新華社發(陳浩明攝)

「唐朝到底存不存在」,這個問題在學術上毫無討論價值。目前流傳的「偽史論」相關內容,通常提出幾種說法:史書都經後世之手,所以是偽造;唐詩里很少出現「大唐」字樣,所以唐詩是宋人寫的;敦煌文書是近代埋進去的仿品。

正視這些言論本身已經挺侮辱智商,但有時面對大眾又不得不去反駁。

先看《舊唐書》。《舊唐書》始修於後晉天福六年(即941年),成於開運二年(945年),距唐亡僅38年。編纂者大量利用唐代的國史、實錄、詔令與檔案,書中至今留著「大唐」「本朝」「今上」這類早期史料的語言痕迹,連人稱都沒有統一——這意味著,有諸多信源,而並非一家之言,更不是那種毫無來源的謠言。

再看《新唐書》。《新唐書》成於1060年,《資治通鑒》成於1084年,又廣泛參校唐人文集、碑誌以及五代以來保存的材料。《通典》更早,801年就成書,唐朝還沒結束,杜佑已經把本朝制度寫了進去。清代編纂的《全唐詩》《全唐文》屬於文獻總集,不能據此倒推出唐史是清人創造的。

《新唐書》

唐人紀年用年號,寫貞觀,寫開元,寫天寶,寫元和,因為他們身在其中,正如我們寫日記不會寫「中民共和國的今天天氣不錯」。何況玄奘《大唐西域記》成書於646年,唐太宗648年撰《大唐三藏聖教序》,褚遂良所書碑石653年立於大雁塔,都白紙黑字寫著大唐。

羅列種種史料,其實是為了說,唐朝這個已經被墓誌、木構、文書與異域記錄反覆確認的時代,不會因為幾條視頻而從歷史中煙消雲散。

失守的並非唐朝

在這套敘事的另一個分支里,「唐朝不存在」還會與「唐朝是胡人政權,因此不算」相互勾連。后一句看似在捍衛中國歷史,用的卻是一套與中國史學傳統頗有距離的標準。

在中國傳統的華夷之辨中,禮制、秩序與文化實踐,往往比單一的血緣純度更有解釋力。韓愈在《原道》中概括《春秋》之義:「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

至少在這一論述中,華夷並不是一條不可跨越的邊界,判斷的關鍵在於禮制與政治文化實踐。用現代的血統純度給一個中古王朝驗明正身,本身就是把後起的民族分類投射回了

從制度史看,唐朝承續並發展了三省六部、科舉與禮樂典章,其政治文化深刻影響後世。至於李唐族源以及北朝以來政治集團的構成,學界長期存在爭論;而這些爭論恰恰說明,隋唐的政治世界無法用一條單一的血統界線來解釋。歷史學家陳寅恪關於關隴集團的研究,講的正是一個跨越族屬的政治與制度共同體如何形成,而不是誰的血比誰的純。

在西安博物院《長安有故里——絲路少年大唐行》展覽上,演員為遊客呈現唐朝服飾 / 新華社記者李一博 攝

所以,「李唐血統夠不夠純」這個問題本身就已經問錯了。

這套以血統純度劃線的敘事,試圖給中國歷史修一道牆,把元、清、唐、五代逐一關在門外。但唐代歷史本身無法被這種純度邊界概括。胡漢交往既包含融合,也包含衝突、等級與征服;正因為如此,它更說明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傳統從來不是由單一血緣封閉生成。沿著純度不斷排除,走到盡頭,剩下的那個「純粹的中國」只會小到沒有人能住進去。

最後也最現實的是,真偽淪為聲量的比拼。當核實的成本遠高於傳播的收益,「真」就從一個可以查證的屬性,淪為一場比誰嗓門大的競賽。

為何是唐朝

那麼,為什麼偏偏是唐朝總是被「造謠」?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的王博近日撰文指出,這套說法並非源自唐史研究內部的學術爭議,而與一種既有的歐洲偽史模板存在明顯的移植關係。1991年,德國出版人、業餘歷史研究者赫里伯特·伊利格提出所謂「虛構時間假說」,並將相關論述在1996年寫成《被發明的中世紀》一書,主張公元614年至911年這297年的歐洲歷史系後世偽造,查理曼大帝並不存在,理由是這段時期考古遺存偏少、建築風格與年代不合。

實際上,該假說未獲專業史學界接受,並受到來自文獻學、考古學、樹輪年代學、曆法史和天文記錄等方面的系統反駁。

一些中文內容沿用了與原假說相似的手法:把「材料相對稀少」直接等同於「歷史不存在」。

《被發明的中世紀》

但這依然解釋不了,否認唐朝存在的說法吸引力何在。

如果點開這些傳播偽史論視頻的評論區,評論區除了辯駁的觀點之外,還可以看到一種頗為醒目的姿態:不是「我還不知道」,而是「我終於知道了」。

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指出,我們的日常生活建立在對無數專家系統的信任之上。我們坐飛機不檢查發動機,吃藥不化驗成分,喝水不檢測水質。現代人每天把自己交給幾十個自己並不了解的系統。這種信任不是天真,而是現代生活的必要條件。

問題在於,這種信任一旦出現裂縫,人不會自動變成從容的懷疑主義者,他會去尋找一個替代的確定性來源。而在信息過載、專業分工把每個人都變成絕大多數領域外行的今天,這樣的裂縫隨處都有。

信任一旦出現裂縫,人需要尋找一個替代的確定性來源 / AI製圖(諾言)

「唐朝不存在」的言論,就是這種不信任的產物。偽史論的受眾,不需要讀完《舊唐書》二百卷,只要看完一個視頻,接受一個結論,便立刻獲得了對全體考古學家的智識優越感。

這是一筆極其「划算」的交易。人們試圖在龐大的專家系統面前重新獲得判斷的主權,這個願望本身並不可笑,只是找錯了出口。

最後,要讓這類提供虛假確定性的說法傳播開來,還需要平台的推波助瀾。

一個史學判斷的最小單位是:這條材料出自何處,經誰之手,與哪幾條獨立材料相符,在什麼條件下會被推翻。講完至少幾分鐘,得到的往往是一個附帶很多條件的結論,一個無法輕易壓縮成口號的結論。相較而言,一條偽史論斷只需要聳人聽聞的五個字:唐朝不存在。

《大明宮詞》劇照

這兩種內容不在同一條賽道上競爭。

演算法不客觀也不中立,它獎勵情緒,也獎勵爭議。它不是在傳播謬誤,它是在傳播「能讓人不划走的東西」,能帶來這種效果的,往往是謠言——先拋出一個足夠聳動的結論,再撒出一堆碎片證據。凡是能服務於結論的材料一律採信,凡是反例一律解釋為造假或集體隱瞞。

甘肅省敦煌市陽關景區拍攝的唐朝詩人王維像 / 新華社記者馬寧 攝

在這場爭論中,石頭和紙張的遲緩,反而比平台的輕快更能抵抗任意改寫。所以真正暴露出缺口的,並非唐代史料,而是今天判斷真偽的傳播鏈條:未經核實的網帖可以進入熱搜榜,排序機制不以真實性為首要目標,而轉發者也很少追問「這條消息最初從哪裡來」。

何為批判精神

1937年夏天,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赴五台山調查,當時日本學者曾斷言中國已無唐代木構。他們在佛光寺東大殿一根梁的底面上發現模糊的墨書題記,讀出「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而殿前那座石經幢上刻著「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末尾同樣有寧公遇之名。一條墨書長期隱在梁下,一條姓名刻在露天石幢上,兩者在研究者面前重新對上了。

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一角 / 新華社記者詹彥 攝

這樣的例子在唐代不勝枚舉。

781年立於長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漢文之外還刻著文;823年唐蕃會盟的盟文刻石立在拉薩大昭寺前,以漢藏兩種文字刻錄盟文與雙方人員名銜;唐軍將士杜環在751年怛羅斯之戰中被大食俘獲,流落西亞北非十余年後歸國寫成《經行記》,其族叔杜佑在801年成書的《通典》里引錄了一千五百余字。

這些材料形成於不同的語言、地域與傳承系統,沒有共同的編纂來源,卻從彼此獨立的方向共同指向唐朝的存在,以及那個時代廣泛而複雜的對外交往。

歷史學從來不是不能懷疑的學科。1923年,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主張越晚出的文獻對越古的時代講得越詳細,因此傳統的三皇五帝譜系需要重新審視。《古史辨》所代表的疑古思潮,是中國現代史學的起點之一。同一時期,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提出二重證據法,以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互相釋證。此後,殷墟甲骨與系統發掘不斷補充、修正著人們對上古史的認識。這恰恰說明,學術懷疑的價值不在於永遠維持原判,而在於允許新材料改變判斷。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疑古學派的懷疑最終要回到證據:材料何時形成,經誰傳遞,能夠與什麼互證。封閉式偽史敘事則把反證者一概歸為同謀,用身份判斷代替材料檢驗。前者允許自己被新證據修正;後者預先取消了所有可能的反證。

批判精神的標誌不在敢於懷疑一切,而在敢於說出「如果有什麼證據,我就承認我錯了」。說不出這句話的懷疑,不是勇敢,是嘩眾取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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