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遠明：釋放“王立軍交美領館材料6大內容” 胡溫習為嚴
就在10月4日，韓國外交通商部向國會提交“中國教科書中有關歪曲韓國歷史的內容和韓國政府的應對現狀”報告，稱中國歷史上依然存在包括朝鮮戰爭的起因等多處違背史實的陳述。韓國政府計劃敦促中方修改。
這一剛冒出來的抗議，說明數年前中日韓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並未讓這幾個國家就此在一些“重大歷史問題”上統一認識。數年前，韓國人申起旭在美國研 究東亞史，由他出面在斯坦福大學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割裂的記憶與和解”的歷史比較研究項目，邀請中日韓三國學者與教師合編歷史教科書，希望將這三個國家 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歸於一統，消除爭議。
據報載，在研究最初頭兩年，項目組聚焦中日韓美四國和台灣的歷史教材，試圖尋找五地歷史教材對於一段共同歷史敘述的差異。這段歷史橫亘從1931 年到1951年的整整20年，以發生在中國的“九•一八事變”為起始，以《舊金山條約》的簽訂宣告結束。其方法是，項目初始階段，雇請斯坦福大學母語是中 文、日語、韓語的研究生將四地使用率最高的歷史教材譯成英文，而後確定 “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日本佔領區的強制勞工與慰安婦問題、日本統治下的經濟發展、珍珠港事件、日本核彈轟炸、朝鮮戰爭的起源，以及日本戰犯審判 這八個標誌性事件作為比較內容。
來自三個國家的編寫組成員如何就這些歷史大事件達成“統一認識”，其細節只有他們自己寫回憶錄來說明了。這裏只說結果：花費大量人力財力，最後于 2005年出版了《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在韓國刊行了7萬，在日本發行6萬冊。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原來對此寄望很高，也居然只發行了11萬本。在日 韓，這本書是作為一種“副教材”；在中國則是作為“教科書輔助讀物”。讓有獨立政治文化的三個主權國家合編的歷史教科書，結果是三國都不想接受。無論斯坦 福大學那個項目的資助者是誰，這種事情大概試一次已經足夠了。
但中國教育部並未因此降低尋找“國外歷史教科書關於中國內容的不當或錯誤表述”的熱情，繼續投入大量資金研究。理由是：“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升，中 國內容將越來越多地進入到他國的教科書中，但是他國教科書中“如何講中國”“為什麼這樣講中國”“該怎樣講中國”等諸多問題，卻“值得我們大力研究和關 注。”
其中作為重點研究的當然是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在《國外中小學有關中國內容的研究》報告完成之時，日本方面在多方抗議之下，已經承認20世紀30-40年代 對中國發動的戰爭是“侵略“。但在中國看來，日本教科書的“問題”遠未解決。該報告引用王宏志的研究《歷史教材的改革與實踐》，王分析了日本十多種社會歷 史教科書，認為各種問題當中最嚴重的仍然是近代以來的日本侵華問題，如沒提731部隊在中國的人體試驗，對南京大屠殺人數的計算少於中國教科書，沒提到日 本扶植汪偽政權與濟南慘案，等等。這方面問題最多，要求日本改進可以理解， 中國方面應當繼續堅持。
有些“問題”就屬於中共統一思想的慣性使然，例如“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歷史只提及中國1966年走上獨立社會主義道路、中日邦交正常化，沒 有寫新中國40多年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成就。此外，對雙方有不同看法的問題，應該按照中國政府的提法來寫，尊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意見。如對 1989年的中國政治風波的認識，中日兩國存在分歧”——這等於逼著人家去謳歌毛時代那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承認六四屠殺合理。這要求非常過分，因為在此 問題上，全世界民主國家都與北京政府難以統一認識。即使是中國國民，北京也沒法讓所有人統一認識。
一般而言，有關歷史糾葛太多的國家之間的主要分歧在近現代史，不在古代史，但中國卻不是這樣，非得讓日本及時地吸收中共建政后的考古新發現，比如中國歷史 的起始問題，在古代史上也糾纏不休。中方認為，“日本教科書里，敘述中國歷史一般從公元前4000年的彩陶文化講起，而中國早已將中國歷史的起始提前到距 今170萬年的雲南元謀人”。還要讓日本吸收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觀，比如中國歷史上就是個多民族國家之類，認為“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日 本的教科書里敘述中國歷史上邊疆的少數民族匈奴、鮮卑、突厥、吐蕃、蒙古、滿洲等時，大都稱為‘異族’，把他們建立的政權視同外國。”
這一點可說是強加於人。其實“中華民族”這概念是辛亥革命之後才出現的。滿清皇室遜位之後，革命黨發現“韃虜”雖被驅除，“華夏族”這個概念無法將蒙古、 西藏、新疆等地納入版圖共襄共和，於是發明了“五族共和”，這五族就是漢、滿、蒙、回、藏等五族，維吾爾族還不在其內。到中共統治后演變成56個民族，統 統算成“中華民族”的分支。這個概念解決了現實問題，即今天西藏、新疆、內蒙古等民族的政治歸屬問題，但卻無法解釋中國自漢唐以來的華夷之辨國族觀念，以 及歷代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這些少數民族發動的戰爭一直被視為對歷代王朝的“侵略”，在這些戰爭中，華夏人民一直有激勵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宋朝 的岳飛、文天祥、明朝的于謙、史可法等；也有被視為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如明末洪承疇、吳三桂等人。如果硬要用今天這“民族國家”的概念去評價，這些 角色的歷史定位都得重新改過。中國政府可以逼迫本國青少年不加思考地背誦歷史“標準答案”，但力量還未強大到可以迫使他國也採用中共這種“古為今用”的方 式去講述歷史。
中國之所以重視周邊鄰國教科書中與中國有關的解釋，是因為在中國政府看來，這些國家如此認定中國的形象。證明中國有關自身形象的描繪受到國際社會的嚴重挑戰。修改國家形象的政治焦慮，使得中國與周邊國家經常陷入關於教科書內容的爭議，這種爭議還常常演化為外交糾紛。
今後有機會，我還將分析北京為什麼如此重視他國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
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