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我最想講訴1949后的中國史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張傑 大家談講壇
 |
| 馬勇：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12年度“共識人物”獲得者。代表著作《超越革命與改良》《容忍歷史不完美》《1898年中國故事》《1901年中國尷尬》《1911年中國大革命》等。 |
克羅齊說：“死亡的歷史會復活，過去的歷史會變成現在。”而在歷史學家馬勇看來，100年前的近代史，到現在又輪迴過來了。
那是清王朝崩潰、民國蹣跚起步的時代，中國有史以來之大變革。而近兩年，“革命”“改良”“憲政”再次在思想界和輿論界回潮，馬勇憑藉對近代史的深厚研究，頻繁著書，並不斷有文章見諸於世，從馬勇的歷史世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對現實的關照。
他敘述歷史，解釋歷史，卻不參与歷史。他極少捲入觀點爭辯中，而是盡量呈現事實。他在網路上給自己起名為“旁觀者馬勇”，警惕自己要保持一個歷史學者的旁觀立場。
但他並不是超然物外之人，他要讓自己的研究能夠表達和影響人，而不是“藏之深山”。他認為，歷史的功能應該是在種族衝突、階級衝突、社會衝突中提供一種和解的方式。和解和妥協，正是這位歷史學家所認為的近代史的最重要啟示。
因“批林批孔”走上歷史研究之路
現年57歲的馬勇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員，並擔任博士生導師的教授職務。作為一個頗有名氣的學者，他的工作和生活幾乎是一體的：讀書，寫書，講課，或者開講座。走進他家就猶如進入一座小型圖書館。
不過在投入書海之前，他的人生也經歷了頗多“折騰”。
馬勇在淮北平原的農村長大，高中畢業之後外出當兵才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之前縣城都沒去過。他所在的部隊是杭州警備學院，專門承擔警衛杭州的任務，“工作就是在政府機關站崗放哨，好比現在的武警。”
馬勇入伍不久就碰上了“批林批孔”運動。1973年7月，毛澤東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犯法”的。他認為，法家在歷史上是向前進的，而儒家是開倒車的。毛澤東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防止所謂“復辟倒退”，防止否定“文革”。在江青等人的煽動下，“影射史學”一時大盛。
對於自己的這段歷史，馬勇記憶猶新。“因為我們在農村裡面書讀得很少，其實我當時根本不清楚孔丘孔老二，更不知道秦始皇。”但高中畢業的他在那時的部隊里仍然屬於“有文化的兵”，從而承擔起宣傳任務。
“讓我們搞‘批林批孔’，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層層宣講，和現在宣講十八大精神是一樣的，共產黨幾十年宣傳路數都沒變過。怎麼宣講？拿幾篇報紙抄嘛，抄成自己的語言。到連部講，到營部講，到團部講，甚至還經常被地方上的紅小兵們請去宣講。”
“批林批孔”成了馬勇與歷史最初的接觸，頻繁而又懵懂。這些“宣講”經歷並沒有成為年輕的馬勇炫耀自己的資本，反而讓他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對歷史的迷茫和無知。帶著疑問，恢復高考後的1979年，馬勇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當時“有前途”經濟、法律等熱門專業，在自己的三個志願里都選擇了歷史。
但在1977年馬勇退伍時，高考還沒有恢復，他回到家鄉，當了一年煤礦工人。回憶起那段歲月，馬勇感慨良多。“存在決定意識，當時在煤礦工作並沒有死亡的恐懼。一個工友，是我的高中同學，早晨下井，晚上就沒了，他就跟我頭連著頭睡通鋪啊。”
這之後，馬勇在礦區的一所煤炭技術學校里偷偷複習，並從那裡以十分驚險的成績考入了安徽大學歷史系。
年輕時的經歷，讓馬勇對生命和成敗有了自己的理解，他的治學因此始終和生命存在有關。學界前輩何兆武先生寫過：“對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對歷史有多少理解，對於人生一無所知的人，對於歷史也會一無所知，歷史學乃是一種理解，而決不是以尋章摘句為盡其能事的。”
十年鑄劍，厚積薄發
中國近代史是馬勇的職業領域，但他的學術根基卻是中國文化史。他之所以能夠貫通古今，得益於堅實的基礎和誠懇的治學態度。
“文革”時期大學停課，許多老師都被下放到中學，大學復建后，他們也帶回了中學的教學方法：講要點、歸納、記憶。“雖然沒有給我們學術上的提示，但是訓練了基礎，我是感激不盡的。”馬勇至今還記得自己本科借的第一套書——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作為啟蒙書，他在本科期間認認真真地讀了3遍。
1983年，馬勇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朱維錚，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碩士畢業的他卻因為復旦本專業沒有博士點，而他又不願意“改換門庭”，最終放棄讀博，來到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
進入近代史所后，馬勇一下就從古代史跳到近代史，從1986年到1991年，他都沒有提筆寫東西，而是沉下心來閱讀近代史的資料。在他看來，歷史研究者只有打通古今才不至於成為井底之蛙，“因為歷史學‘說有容易說無難’，所以一定要在年輕時打下最廣博的學問。”
馬勇直到36歲才開始發表自己的學術成果，而此時他已經過13年的學術沉澱。筆鋒出鞘，馬上取得了巨大影響。
首先是1991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化諸問題》，馬勇透露，這本書是用了一周時間口述出來的，可見其深厚的知識積累。在這部著作中，馬勇對明末利瑪竇以來的中西文化論爭和中國文化發展進行了仔細研究，對這三百年文化發展重新評估，得出了與梁啟超、錢穆等人很不一樣的結論。
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超越革命與改良》，則是他對天X門事件的回應。“‘XX風波’對我們這代人震撼非常大，那之後我就在思考，中國還能夠往哪兒走？”
而在這部著作出版之前，馬勇還曾在媒體發表《清政府對戊戌維新的檢討與反省》一文，藉助歷史來反思那場風波后的中國道路。
“清政府對戊戌維新實行了很嚴酷的政治鎮壓，六君子被殺，康梁流亡，但是清政府在1910年之後，重啟改革。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鄧小平還沒有南巡，全國全部籠罩在一個黑暗之中。江澤民和李鵬那是比著左啊，通過爭左來爭權。我要回應一個問題：中國還能夠啟動改革嗎？果然，一年之後，鄧小平南巡，中國的道路一下子方向又扭了回來。”
這篇文章的借古說今之意是任何眼明的讀者都看得出來的，“當時有個鄧力群身邊工作的人，給我打電話，說憑這篇文章就可以槍斃掉我。”
最想講訴1949后的中國史
馬勇的近代史敘述一方面常常顛覆傳統，另一方面他又儘力保持溫和。
他認為，從延安時期以來的革命敘事已經山窮水盡了。“歷史學家應該有一個大的企圖——重新解讀歷史，重新建構歷史的表達。”這是一個巨大的野心，而馬勇正在漸漸接近他的目標。
“關於歷史的很多看法，我和傳統的研究不一樣，比如義和團問題、1900年中國的宣戰問題、兩宮離開北京原因等等。但我不會過分張揚，而是溫和地表達，讓讀者慢慢接受。如果很激進地說出來，很可能引起反彈，要不官方屏蔽這種聲音，要不大家不理解你，認為是為了否定而否定。”
2011年，時值辛亥革命100周年，馬勇表達了他對這場革命的重新認識。“這場革命，是最低烈度的革命，它引起的變化很大，但表現出了各個階級之間的相互妥協和相互尊重。辛亥革命之後，沒有去清算滿洲人，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階級報復和屠殺……”他反覆強調用溫情和敬意評估辛亥革命。
因為這種溫情和敬意，馬勇被大多數人認為是一個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他雖同意這種觀點，但他認為，“我們不能去讚揚革命，但也不能告別革命。當改革沒有絕望的時候，絕對不要輕言放棄，但當革命來臨時，也不能和革命反向而行，去當反革命。革命和改革之間應該保持著適當的張力，社會才能進步。因為對於統治者來說，沒有外部的壓力，也就沒有進步的動力。完全放棄革命，指望統治者帶領改革是不可能的。”
近年來，馬勇的工作重心指向一個明確的目標：重新認識近代中國。但事實上，他對1949年以後的中國歷史有更濃厚的興趣。
“沒有一個歷史學者不想做當代史。因為只有當代史，你才可以去塑形。當代史可以給未來歷史一個規範，未來再講繞不開你。孔子講的‘傳聞、見聞、親歷’這三種境界，當然我對親歷的歷史最有興趣。”
在馬勇的知識和資料儲備中，關於中共黨史、共和國歷史的已經非常豐富。“但是目前的環境並沒有足夠的發揮空間，我不會撞著槍口去寫。“
——讀者推薦
發文者：NCN管理員 發布時間：6/28/2019 12:01:00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