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標志著舊體制的自我終結

2025年11月22日 20:47

文章來源:民生觀察

如果必須為當下的中國選擇一個詞,「黑暗」恐怕是最貼切的描述。但這並非那種充滿戲劇性、清晰可辨的黑暗,而是一種緩慢沉積七十余年、層層疊壓、逐級加碼、最終遮蔽天空的黑暗;一種把制度僵化、經濟衰退、民心衰竭、社會原子化、權力畸形擴張統統揉進時代底色里的黑暗;一種連正常發問都成奢侈,連溫和的批評都被被視為冒犯,連沉默都需要技巧的黑暗。

然而——正因為黑暗如此深重,它本身已成走到終點的徵兆。這不是樂觀主義的幻覺,也不是「黑暗之後必有黎明」的雞湯式宿命論,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判斷:極權並不會在光明中崩塌,它只會在黑暗中耗盡自己。換句話說,時代不是極權的復興,而是極權邏輯被推到極限后不可逆的自我枯竭。

許多人誤以為時代的高度集權、意識形態回潮、對社會的全面壓制,是極權重新煥發活力、意圖重建毛式體系的表現。但事實恰恰相反,這些並非進攻性動作,而是防禦型反應,是舊體制手段耗盡后的最後掙扎,當前的深重黑暗不是「更強大」,而是「舊體制已經沒有了退路」。

這連續三代的統治邏輯下,中共之所以形成所謂的黃金三十年,就是因為它始終選擇「有限改革+有限壓制」的折中路線。習近平時代的轉折點在於舊體制的折中路線已經走不通了。改革不可能,經濟改革不敢做,社會改革無從談,權力制衡不被允許。此時,全面控制就成了唯一選項。但正因為只剩下這一條路,才說明體制已經無路可走。極權不是因為自信才極權,而是因為恐懼才極端。極權的邏輯與恐懼的邏輯一樣,越是缺乏安全感,越是要極端。人類歷史沒有一個是在「放鬆」中終結的。蘇聯不是在勃列日涅夫的鬆動中瓦解,而是在他的全面僵化之後才迎來無法控制的改革;東歐不是在政治開放中崩塌,而是在長期壓抑下突然出現裂縫。

說習近平時代標志著舊體制的自我終結,這並不意味著「體制明天就會倒塌」。歷史從來不是如此浪漫。終點的真正意義是舊體制已經失去了複製自己的能力——因為一個體制的終點,不是它倒下的那一天,而是它喪失自我修復能力的那一刻。而的極權體制,正是在習近平時代失去了這種能力。模式無法回歸,模式無法續命,模式無法復刻。它們維持舊體制的所有機制——增長、激勵、分權、妥協、社會緩衝——都已被嚴重耗盡。

如果說2003—2012年間的仍存某種「改革慣性」,一種制度內部尚未完全僵化的自我調節機制,那麼2012年之後,這一機制開始迅速崩解。習近平時代並不是以更強的統治來延續極權模式,而是將極權推至邏輯極限,從而使體制的自我修復能力徹底枯竭。在的結構中,權力並非單純依靠暴力維持,而是依靠一套「虛構的秩序」,某種可以被相信、被期待、可以維持希望的敘事。胡溫時代的敘事是「改革沒死」「法治未盡」「中國仍向世界開放」。這種敘事雖近乎虛假,卻構成了數億人心中最低限度的政治心理安全網。但習近平時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拆除了這個安全網。外部環境因強硬外交而全面逆轉,內部經濟因專制而斷裂。這不是一個在維持體制穩定,而是一個在不斷拔除體制穩定根基的統治。換言之,習近平時代是以「強化控制」之名,完成對舊體制功能性基礎的自毀。

過去的威權體制之所以得以維繫,並不依靠暴力,而依靠的合法性、技術官僚制的理性治理、社會鬆綁換取政治順從這「三根支柱」。「三根支柱」在習近平時代逐一被拆掉,經濟合法性失效,國進民退、中產階層破產、企業家出逃,經濟增長神話徹底破產;技術官僚被排擠,忠誠壓過能力,幹部體系全面逆向淘汰,政策搖擺反覆、荒誕化決策成為常態;社會鬆綁不再存在,言論封死、教育洗腦加劇、社會組織被掃蕩,連普通人的生活空間也徹底消失。舊體制靠「三條腿」站立,而習近平時代僅僅只有「忠誠」一條腿。這不是極權的成熟,而是極權的斷腿自殘。

習近平時代為了維持統治,只能不斷犧牲未來換取現在、犧牲經濟換取權力、犧牲社會活力換取秩序。這種統治方式不是一種「政治選擇」,而是一種「生存本能」。但這種生存方式也意味著舊體制已經進入自我消耗模式。它不再能產生新的合法性,不再能製造新的社會動力,不再能積累新的增長,也不再能容忍新的利益結構。中國的政治機器不再是一個「運轉的系統」,而變成一個「維持停滯的系統」。終點不是毀滅,而是制度邏輯的徹底僵死。所以我們可以說,舊體制的終點不是未來,而已經在習近平時代內部完成。

今天的中國當然黑暗,對社會各階層的生存空間,都進行前所未有的壓制。但恰恰因為它壓制得如此全面,才說明它已經失去了通過其他方式維持統治的能力。黑暗深到極點時,就說明系統已經無力遮掩光線。習近平時代的極權化,表面上是中央權力的統一與擴張,但本質上卻是治理邏輯的全面失效。一個真正自信的政權,不需要如此緊繃;一個真正強大的體制,不需要如此用力;一個真正穩定的秩序,不需要用封堵來維持靜止。習近平時代不是舊體制更強的時期,而是它最虛弱的時期。它把所有的控制手段都提前用掉,把所有的極權工具都攤在桌面上,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它不是在構建一個更強大的未來,而是在以極限方式延長一個已經失效的過去。

因而,習近平時代一步步地把中共推向極權統治的終點:權力回收,造成基層癱瘓;意識形態回潮,讓政策脫離現實;恐懼文化升級,使官僚系統自我凍結;整肅運動常態化,使社會進入寒冬;宣傳機器過載,導致國家敘事與人民經驗完全背離;不只是壓制改革,而是取消改革;不只是拒絕社會參与,而是拒絕社會存在;不只是限制公民,而是拒絕公民的概念本身。這是極權主義在生命周期的末端必然出現的癥狀。一個拒絕自我調整的系統,只能依靠不斷強化控制來延續生命。但控制從來不能創造合法性,它只能透支未來。它並非強大,而是虛弱到必須用極端姿態維持存在。

歷史上所有極權滅亡前,其統治形態都有共同特徵,權力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集中,但效率比任何時期都更有限;社會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沉默,但潛在衝突比任何時期都更激烈;意識形態比任何時期都更響亮,但信仰比任何時期都更空洞。如果把習近平時代放進去,就會發現它幾乎完美符合這三條。權力的集中,達到建政以來最高;社會的恐懼,達到改革以來最強;經濟動力的枯竭,達到過去四十年從未見過的程度。所以我們所看到的不是「強勢回歸」,而是「瀕死前的緊繃」。

一個極權體制在臨近終點時,不會顯得混亂,而會顯得「極度秩序化」,一切被控制、一切被監視、一切必須「統一思想」;不會顯得崩潰,而是顯得「異常穩定」,所有變數被強行凍結,政策僵死如石,官僚不敢作為;不會開放,而是全面恐慌式治理,「死死鎖住所有窗口」,對外強硬、對內收緊、對社會不信任,對未來沒有敘事。因為它知道,只要給社會一點空氣,過去幾十年積累的一切,都可能瞬間爆發。一個時代變得如此緊繃,本身就是終點的徵兆。

當我們說「黎明前夜」,不是指明天就會變天,而是指舊體制的死亡已不可逆轉,正在接近終點。極權的終點並不總是革命,也不是政變,真正的終點往往更安靜,人民在心理上放棄了它。一個政權最大的危機,不是有人反對它,而是它失去了讓人民願意相信它的能力。這是一種無聲的「合法性蒸發」。當一個社會普遍沉默,不再期待、不再反抗、不再相信,這不是極權的勝利,而是統治的枯竭。它沒有標誌性事件,卻比任何抗爭更致命。

習近平時代的黑暗不是舊體制的復興,而是它最後的、極限的自我壓榨。它成功地切斷了舊體制賴以續命的機制,拆毀了舊體制的心理基礎,推動極權走向邏輯盡頭。因此我們說,習近平時代標志著舊體制的自我終結——不是未來將倒下,而是已經開始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