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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吳石的幾個歷史澄清

2025年12月16日 23:25

關於吳石的幾個歷史澄清

高瞻

今年9月，牆內各家電視台大張旗鼓的播出了39集電視連續劇《沉默的榮耀》，“以1949年至1950年隱蔽戰線鬥爭為背景，講述了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等烈士真實的潛伏故事，引發社會各界強烈關注”，也讓吳石從一個長期以來鮮為人知、“寂寞沙洲冷”的小眾者一下崛起為街談巷議的超級網紅。之後不久的11月8日，有意或者無心，新晉主席出席了在台北馬場町舉辦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秋祭追思慰靈大會”，吳石名列被祭拜者里；事後，中國媒體大肆張揚“鄭麗文參加馬場町秋祭活動，祭拜吳石將軍等革命先烈，體現了現在的台灣國民黨政對歷史的尊重和對英雄的敬仰之情”，台灣各界強烈批評，國民黨中央和鄭麗文則緊急聲明“活動並非以吳石等人為主角，邀請資訊當中也未曾提及吳石等人，且吳石等人並不是被認定的犯”。由此，吳石不但在海峽兩岸，而且在全世界華文媒體中都成了炙手可熱的話題人物。

歷史題材宣傳垃圾的滿篇謊言和荒唐演繹自然不值得評價，但對吳石一案和他的生前死後，我卻有責任去抽絲剝繭、去偽存真、釐清事實、驅散迷霧，還歷史一個清白。

2008年，有一部熱播電視連續劇《潛伏》，劇中余則成的原型一直被說成是吳石。實際上，吳石的經歷和際遇與余則成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吳石出身於名將如雲的武昌陸軍中學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29年又進入日本陸軍炮兵學校學習，並在1934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軍事教育資歷極為完整和深厚。由於民國政治、軍事體制的寬鬆，吳石從軍間隙，還在許多政府和社會機構里擔任過職務。重回軍界后吳石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第二廳第一處處長， 1936年2月獲授陸軍少將。抗戰爆發后，吳石先後擔任大本營第一部第二組副組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桂林行營參謀處長、第四戰區長官部參謀長、重慶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辦公室主任參事等職。1945年底加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7年1月任新建的國防部史政局中將局長。就在這一年，吳石被盯上；4月，附共的辛亥革命元老和立法委員、後來中國農業部長何康的爸爸何遂以及中央局書記劉曉、中共中央上海局聯絡站和中共中央華東局對台工作委員會駐香港負責人萬景光（“小萬”，化名劉棟平）等人與吳石在上海錦江飯店見面，成功將其策反。此後，吳石以何遂家為中轉站，往返上海與福建之間，並通過其福州同鄉、保定軍校三期同學、第四戰區和國防部的同事、抗戰前即成為地下的國軍中將吳仲禧為共軍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報，比如徐蚌會戰前國軍的“淮海戰場形勢圖”和《徐州剿總情況》、華中剿匪指揮部《敵我雙方兵力位置圖》、《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全國軍備部署圖》、《京滬杭軍事部署》、《京滬杭失陷后的全國作戰部署》、國軍在福建和台灣的軍力部署，等等。

從吳石17歲，即武昌起義當年參加福州北伐學生軍起的大半個人生可以看出，他最後變節附共的原因不是“對國民黨腐敗無能的失望”，更不是 “信仰主義”、“追求光明”、“嚮往新中國”，而是如同馮玉祥、李濟深、陳銘樞、龍雲、程潛、盧漢等所有糊塗短視、利令智昏，看到大廈將傾，急於逃離沉船、在新朝大撈一票的附逆投共者們一樣的行為。根據保密局後來的審訊筆錄記載，吳石在鼓動副官王正均和他一起干時說：“國民黨已經快完了，我們還有另外的前途。你隨我好好乾，將來自有辦法”。顯然，這也是他對自己說的心裡話。

1949年8月，吳石從福建綏靖公署副主任調國防部參謀次長，飛赴台灣就職。雖然中共華東局行前給他代號“密使一號”，並由吳仲禧在香港告知到台灣後有陳寶倉共謀，但兩岸的封閉使他和共產黨逐漸失去聯繫。可是，共產黨哪裡是這麼好相與的、又怎麼肯輕易的放過這個自己把柄在握的金餑餑？和我之前說過無數次一樣，共產黨就像金庸小說里的魔教，不管是誰，一朝沾上它半點，就會祟影纏身、永難擺脫，最終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很快，何遂協同女兒何嘉奉命由香港赴台北與早在那裡潛伏的次子何世平會合，又突然出現在了吳石面前。有重案案底和投名狀在身的吳石，面對脅迫，只能愈陷愈深、不可自拔——就像後來中共一份內部文件形容的“如吳石之流的動搖分子幾乎不費力就拉攏過來”——，繼續為共產黨刀尖上舔血，將通過各種方式收集到的大量台灣軍事機密和地形、海流、潮汐、輿情資料，由前後副官聶曦和王正均通過香港轉交中共華東局情報部和總參作戰部。1949年11月，中共華東局敵工部朱楓（即朱諶之，也是台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王昌誠的岳母，王的妻子是朱楓的繼女陳蓮芳）來到台灣，執劉棟平的介紹函專門對接吳石和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老陳”（），從吳石處取到情報後轉交給蔡孝乾。1950年1月底，蔡孝乾被捕，供出朱楓，朱楓遂供出吳石。

在逼供朱楓最後查獲吳石的同時，另一條線索也指向了他。國防部保密局抓捕蔡孝乾時找到一張女性照片，判定這是一個重要人物；為防止此人潛離台灣，故前往警務處檢查所有批准的出境文件，結果發現一個叫劉桂麟的照片與前張照片相符——後來得知劉桂麟是蔡孝乾小姨子馬雯娟的假身份——，而代為申請出境證的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上校科長聶曦；扣押聶曦后得知是吳石太太王碧奎交辦，隨即再扣押訊問王碧奎，王承認是一位陳太太——朱楓——請託，並坦陳陳太太與吳石相熟。

吳石被捕后，供認了為他提供資料和傳送情報的陳寶倉、王正均、方克華、江愛訓、王濟甫（吳石內弟）人等，后又循跡查獲黃德美、林志森、吳鶴予。后經對12人的軍法審判，吳石、陳寶倉、朱諶之、聶曦遭判死刑，王正均、林志森本來被判有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多人獲有期徒刑不等，黃德美、王碧奎無罪。1950年6月10日下午4時，吳石等於台北市古亭區馬場町刑場被處決。

以上就是最接近真實的“吳石案”事件全貌。

早在2021年6月8日，《新華網》新華每日電訊就刊出一篇《“紅色密使”的“家國密碼”“潛伏者”吳石的傳奇人生》，其中引用《冷月無聲——吳石傳》作者鄭立的話：“吳石赴台後，因為海峽阻隔，他與中共的聯繫已經中斷，完全可以安心做他的參謀次長享受榮華富貴。但他卻選擇繼續戰鬥在孤島，與死亡近距離接觸。在當時島內白色恐怖中，他冒著極大的風險，兩度隻身赴香港，尋找黨組織，與中共在港情報機構建立起聯繫”，這完完全全是彌天的謊言，而《沉默的榮耀》又在4年之後再次渲染了這個謊言。根據當年台灣軍法審判檔案和出入境記錄，吳石一次都沒去過香港，他的身份也不可能擅自離開台灣“隻身赴香港”；他和中共重新接上關係，就是通過前述何遂特地赴台、主動聯絡，這由台灣官方案件卷宗、何遂口述、朱楓相關資料、《吳石烈士傳》早期內部資料等等都能互相印證。

在審訊中吳石除了如實詳細供述，還特別表示：“我知已犯了很大的罪，我自知應負責任；我希望上面能寬大處理，我實在仍衷心愛戴總裁”、“這件事絕對不是我背叛總統，而且真正與作戰有關的重要情報，我並未供給他們；我到國防部擔任參謀次長后，對有關國防部之情報我也沒有供給他們，這件事實非出我本心，希望能給我一自新的機會”。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後來回憶偵訊吳石情景稱：吳石原本伏在桌上，昂起頭來嘆了一口氣說：“算了，就這樣吧！”吳石在保密局寫了一份自白書，為了讓上面看出他有自首誠意，裏面主動供承了許多線索；依照吳石自白書，保密局在一天內又抓了十多個人。也因此種種，主持審判的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特地聯名提交《轉報蔣中正總統有關被告於法庭之懺悔言詞》為他陳情。如此情法不分，蔣介石氣得稱“三人為犯人說情殊為不法之至”，下令即將三人革除原職——后改以記過處分。吳石臨刑前，沒有像瞿秋白那樣背著兩手，昂首直立，談笑自若，神色無異，慢步走向刑場，沿途“手挾香煙，緩緩而行，而且用俄語唱《國際歌》《紅軍歌》……盤膝坐在草坪上，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喊完口號便命令士兵開槍”，反而是“向蔣總統肖像行三鞠躬禮，連說自己該死”（《張發奎上將回憶錄255頁，鄭義校注》。他遺書的最後寫到：“十余年來風塵僕僕，又因抗戰八載，以迄於今，戎馬關山，都無閑逸之境。致讀書修養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讓不同人有無數種解讀；也難怪一向“疑罪從有”、“寧枉勿縱”、“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加上卸磨殺驢、翻臉無情的共產黨，半是裝傻充愣的像後來遺棄金無忌一樣一問三不認，半是真心實意的像當年陷害葛培琦一樣長期把吳石當成“國民黨反動軍官、特務”。

《“紅色密使”的“家國密碼”“潛伏者”吳石的傳奇人生》還寫到：“吳石升任參謀次長，繼續向中共提供台灣的重要情報。每周六下午4點，化身來台看望外孫的‘陳太太’——中共華東局特派員朱楓會前往位於台北市青田街的吳公館，將吳石準備好的情報取回，再經由秘密渠道從香港傳到內地”。而讓吳石最終暴露和伏法的關鍵人物之一，就是這個“陳太太”朱楓。這個朱楓雖為一介女流，但言談完全是老諜報人員，其狠辣程度吳石一個單純軍人絕不是對手：據吳石交代“陳太太來了幾次以後，我心中覺得不對，我曾表示以後不願再供給情報了，但她就威脅我，說如果案發起來，我反要受累。我沒有辦法，只得繼續供給”。朱楓所以被派到台灣也是機緣巧合：她前夫女兒陳蓮芳剛好隨擔任台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昌誠在台灣生活，1949年生下小孩后，寫信熱情邀請朱楓來台看望，結果卻無辜的被坑到了姥姥家，以至陳蓮芳直到80歲的垂暮之年都不能原諒、也拒絕再提起朱楓，只說：“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另傳有當年卷宗摘要和軍法處偵辦記錄記載：朱楓被捕后搜查其住處時“查獲特別通行證一紙，署參謀次長吳石”，於是始鎖定吳石——這張“特別通行證”顯然不是她托吳石太太通過聶曦為劉桂麟辦的那張出境證，而是為她自己方便使用；不過，在更為詳細的朱楓審訊筆錄中，她並沒有提及此事，故此說僅做參考。

陳寶倉，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畢業，1937年初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武漢分校教育科長兼武漢城防指揮所主任，193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參謀長，1939年春任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代理參謀長，1940年秋兼任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靖西指揮所中將主任，1945年8月任國民政府軍政部膠濟區特派員，后在國軍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任上因貪污被免職，此後懷恨在心。1948年春由吳仲禧策反並在香港加入地下民革，1948年底奉任國防部高參，次年接受中共華東局和民革派遣赴台灣開展情報工作，並與吳石合作，將大量情報交給吳石。1950年被吳石供出，在審問時一再辯解：“我和他們聯絡做工作，無非想苟全性命，我的確走錯了路，但我並沒有什麼特別材料供給他們”，但6月10日還是和吳石一同被處決。陳寶倉生前死後都不是中共黨員，只是在1951年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追認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黨員，在1952年被中共授予“革命烈士”，在1953年由中共國家副主席李濟深主持公祭並將骨灰供入“八寶山烈士公墓”。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廣場”上並肩而立的四個塑像吳石、陳寶倉、朱楓、聶曦里，陳寶倉是獲中共待遇最高的一個，而國民黨眼裡罪大惡極的匪諜、為中共立下最大功勞者吳石，即便姍姍來遲的在1973年被承認為“革命烈士”后，也仍然進不了八寶山，英靈只得於1994年在福田公墓屈就。陳寶倉如此待遇，應該和李濟深力挺有關，而當年八寶山空位甚多、尚不擁堵也不無干係。

聶曦，福建省閩清縣人，官拜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總務組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上校科長，長期擔任吳石副官，因為吳石搜集、提供、傳達情報和掩護匪諜等罪判處死刑，與吳石同時遭處決。2013年10月聶曦被雕塑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廣場”上，但不知為何，直到2025年10月“沉默的榮耀”風傳后，中共國家安全部才披露了“東海小組”聶曦等四名“烈士”的證明文件。而在台灣那邊，早在1999年6月，聶曦家屬就向台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2001年10月6日基金會判定聶曦的罪名成立，不予補償。截止今天，“行政院及轉型正義處”與“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都未撤銷當時對聶曦的判決——聶曦由“沉默的榮耀”舉世聞名后，恐怕更不可能了——，這倒真是台灣近年來少有的實事求是例子。

王正均，福建省閩侯縣人，受聶曦介紹成為吳石副官，因為吳石搜集、提供、傳達情報在1950年3月被捕。由於無法確認王正均是否知悉真情，原判7年有期徒刑，后因吳石供述王正均可能知道其是為中共服務，遂改判死刑，1950年8月10日槍決于馬場町。大陸有一種說法王正均是中共黨員，但他何時入黨、誰是介紹人等都是一團秘。多年之後的2011年7月1日中共民政部終於下發 《民政部關於批准王正均為革命烈士》的通知，“1950年8月因執行革命任務犧牲”，家人也從此享受了“革命烈屬”待遇。2013年10月 建成的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廣場”的“無名英雄紀念碑”上名列王正均。

林志森，福建閩侯人，與聶曦有同學之誼，時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四處中校參謀，主管補給業務；因為吳石搜集、提供、傳達情報在1950年3月被捕，始判徒刑后改判死刑，與王正均同時同地處決，成為吳石案被處決的第六個、也是最後一個人，2011年被中共追認為“革命烈士  ”。

吳鶴予，日本士官學校24期炮科畢業，並以第一名畢業於陸軍大學校16期，因在抗戰期間著有勲績由蔣中正特頒給勝利勲章和陸海空軍甲種二等獎章。1950年，時任國防部第三廳少將副廳長的吳鶴予因吳石案被判刑十年，是被判刑者軍銜最高的一個。

吳石一念之差，誤入邪途，不僅毀掉了自己參謀總長指日可待的錦繡前程，更白白送掉了自己和禍害了一大票人——包括自己的親人、朋友、部下——的性命、青春與自由。不過，他最後死在了台灣畢竟還是死得其所、求仁得仁、不枉不縱。而且，他有正式審判，主持審判的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還聯名提交《轉報蔣中正總統有關被告於法庭之懺悔言詞》為他陳情；台灣各大報紙當時大肆張揚，還頗有美化、壯行之詞；他的妻子王碧奎為匪諜辦理通行證證據確鑿卻判無罪，他的幼子吳健成順利台大畢業后留學美國，后將母親也移民到美國。而以吳石在台灣被死刑定讞、斬絕無誤，在卻仍舊被中共定為“反動軍官”、“叛徒”——古今中外雙重間諜俯仰皆是，但像吳石這樣的“雙料叛徒”，只有共產黨才能創造出來——，他在大陸的兩個孩子吳蘭成、吳韶成也飽受審查與迫害。吳石當初如果幸運更不幸的從台灣脫困逃回大陸，必定或是萬劫不復、粉身碎骨，或是人間蒸發、不知所終。

不要說吳石是一個微不足道、徹頭徹尾的外來戶和 “違命侯”，就是共產黨自家的功臣元勛、烈火金剛，結局又好的到哪裡去呢？一手策反了吳石的劉曉，中共篡國后先後出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折磨、酷刑、凌辱。當年吳石的直接上司、華東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的境遇則更甚之：他在擔任中共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和統戰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僅僅五年後，就因內奸、投敵、漢奸、叛變、特務、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以死罪活口、寄下人頭的名分一直關押至死。1948年曾聯絡過陳寶倉的中共香港局負責人方方，短暫擔任華南分局書記、廣東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后即遭整肅撤職，在復出不久的文革里入監五年庾死獄中。

再看“吳石案”中其他幾個“革命烈士”在中共建政后的遭遇：

陳寶倉親屬的家在文革中數次被抄，“烈士證書”被抄走；

朱楓在文革中打成叛徒，親屬長期受盡牽連；

聶曦弟弟聶磊，號稱也是“中共情報人員”、“抗戰期間參加了革命工作，被國民黨關押在上饒集中營長達四年時間”，后聶曦介紹其進入國軍廣州部隊工作；國軍撤退台灣時，其奉命留在廣州等待“解放”，不料剛一“解放”，就被審查結論為：“從其社會經歷來看，可能有叛黨行為；但無事實根據，可以保釋或任原職加以教育工作”，結果很快廣州公安局副局長陳坤尖銳的發現他“一個叛徒，但釋放后又不逃跑，毫無疑問是企圖潛伏，應判徒刑五年”；1963年聶磊再被定為“歷史反革命”，而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摘掉“歷史反革命”帽子后，他仍然身負“潛伏特務”的罪名。

除了吳石案，當年中共派入台灣的地下工作者，幾乎後來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劉光典就是一個典型。劉光典（1922年12月1日—1959年2月4日）原名劉鴻梁， 遼寧旅順人，1947年加入中共，1949年隨“洪國式小組”來台搜集情報和建立電台，擔任交通員；1950年3月1日洪國式落網，1954年2月13日劉光典被逮捕，后判處死刑，於1959年2月4日槍決于安坑刑場。中共遂將其定為“叛徒”，家屬成為黑五類，妻子王素蓮受盡折磨於1955年在北京過世，三個兒女劉玉芳、劉玉平、劉玉勝則歷盡滄桑與苦難。

不過，任何人的命運跌宕，都不如兩個的不同結局振聾發聵、醍醐灌頂：這兩個台灣人就是謝雪紅和蔡孝乾。謝雪紅和蔡孝乾同為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創始黨員和主要負責人，同時也是中共的早期黨員。謝雪紅曾領導中共地下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組織“二七部隊”武力反抗國民政府、創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被認為是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享有“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之稱。蔡孝乾曾任中華蘇維埃中央委員，是唯一參加長征的台灣人，1935年10月任延安的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1937年任八路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0年任解放軍政治部敵工部長；1945年9月回台工作，任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最高負責人，很快將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從七十餘人發展到約一千多人。

中共篡政后，謝雪紅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首任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軍政委員、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台灣省全國人大代表，1950年2月28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第一份《告台灣同胞書》。從1957年反右開始，她長達十幾年的厄運開始降臨，先後被打成“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共產黨叛徒、二二八逃兵”、“企圖台獨”，開除中共黨籍、多次抄家、無止無休的批鬥。最甚者在批鬥大會上，強迫下跪、“坐飛機”、毆打，昏厥了就以冷水潑醒，繼續拳打腳踢。在這樣的慘酷折磨下，謝雪紅身心俱創， 1970年11月5日年僅69歲就死於北京。

蔡孝乾被捕后，於1952年與洪幼樵、陳澤民等省委常委四人聯名發表《為宣布解散中共台灣省工委組織告全省黨員書》並召開記者會，宣布共產黨組織瓦解，呼籲所有黨員立即停止一切活動，棄暗投明、改過自新，向政府自首坦白。1953年底，四人均獲得政府核准自新，並安排工作。蔡孝乾加入國民黨，先後獲任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少將副主任兼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1982年10月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病逝，葬于陽明山公墓。

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共來了個乾坤大挪移，一改從前把自己人一勺燴歸入敵營的劣跡，不分良莠、疑罪從無、招降納叛、人海戰術，把敵人的敵人和所有死在台灣的一網兜收的宣布為黨員、烈士、自己人。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廣場”“無名英雄紀念碑”上記載的名單，與“綠島人權紀念碑”以及2013年“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的名單（遺書名單源自景美人權文化園區2007年12月10日正式對外開園時公布的1061名槍決名單）大致相同，裏面除了童叟無欺的中共地下黨員外，居然還包含當年的台獨政治犯（如陳智雄、江炳興、陳良、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等）、國民黨內派系鬥爭犧牲者（如曲超等）、循非共與反共路線抗爭的犧牲者（如貝萊、胡克飛等）等等。氣不忿的“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葉虹靈向外界發泄說：“2014年無名英雄紀念碑牆上考據有失嚴謹，中國大陸官方並未公布數字的依據，也與解密的檔案與研究顯有出入！”如此橫來紅頂加頭，不知臨死前高呼：“台灣獨立萬歲！台獨萬歲！台灣獨立萬歲！”的陳智雄和發動泰源起義、公布《台灣獨立宣言書》、組織武裝革命推翻中華民國、發誓成立台灣共和國的江炳興、陳良、鄭金河、詹天增、謝東榮五人，地下有知，情何以堪？曲衷又到哪裡訴？

話回到最開始。其實，鄭麗文誤打誤撞出現在吳石牌位周邊，倒還真的不能只怪她：追蹤溯源，禍根早已經種下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開始了重新評價兩蔣時代的風潮，一路跟著鄧小平平反文革冤假錯案“對歷史宜粗不宜細”的毛招學，潦潦草草，粗枝大葉、眉毛鬍子一把抓，把貨真價實的共匪、敵軍間諜、在今天的兩岸仍然都要被判處極刑的吳石也算成了“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在這個過程中，今天大罵鄭麗文不肖國民黨的民進黨同樣脫不掉干係：2003年3月，民進黨立委林育生等提議，基於“化解仇恨、撫平傷痛、記取歷史教訓之情懷並對受難者表達慎重哀悼”，政府應為“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設立紀念碑，行政院長游錫堃隨即指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研究推進；后經邀集政府和社會各界代表組成“建碑委員會”、呈報行政院核可、內政部召開會議研商、行政院同意並撥付經費，最終於2008年3月27日在台北市介壽公園西北側、凱達格蘭大道與懷寧街交叉口處建成揭碑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成為第一個為“白色恐怖時期”設置的國家級紀念碑。紀念碑上有銘文如下：

“台灣實施戒嚴期間（1949年5月20日—1987年7月14日）及其前後，有許多仁人志士遭受逮捕、羈押或槍殺，時間長達四十多年。此種慘痛事實形成恐怖氣氛，籠罩整個社會，成為台灣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影響社會發展至深且巨，史稱‘白色恐怖’。昔日威權體制下，統治者高高在上，迫害人權，剝奪自由，造成無數生命的隕落、家庭的破碎和種種不公不義，舉國上下遂長期處於不安與恐懼之中。1990年代之後，在國人流血流汗，持續努力下，台灣走出威權統治，逐漸形成自由民主的社會。保障人權，追求社會公平正義，是民主國家所服膺的普世價值。我們不僅要追求歷史真相，追究責任，更應記取教訓，使執政者不再重蹈覆轍。因此建立紀念碑，祈願台灣從此成為民主、自由、人權和正義的國家”。

被“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追懷的“許多”受難“仁人志士”的名單中，赫然就有吳石。

無獨有偶，由當年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柏楊發起、在行政院長蕭萬長主持下動土，於1999年12月10月由李登輝總統親自揭碑的“綠島人權紀念碑”，以及另一個由過去警總景美看守所改建成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中2018年5月18日舉行揭牌儀式的“景美紀念碑”，也都正式將中共間諜和“革命烈士”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王正均、林志森以及在其他匪諜案件中被處決的劉天民等人一概列入了遭國家迫害致死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名錄。

除了名譽上，還有更實在的呢。2019年，台灣監察院請法務部及其下轄最高檢察署研議是否就當年軍事法庭對吳石等12人的審判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並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查明罪刑宣告是否要撤銷、是否要塗銷有罪前科紀錄及修訂相關法律。同年促轉會宣告吳石案所涉之方克華、吳鶴予、江愛訓、林志森、王濟甫、王正均之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處分等於民國106年（2017年）12月29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施行之日）視為撤銷，並依照《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給予各人補償。還是同年，監察院發布報告，稱原初審有三大缺失、複審有八大缺失，故對已提出補償申請的方克華、吳鶴予、黃德美、王碧奎家屬和江愛訓本人予以補償。稍早中華民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發布公告：“有關王正均共同將軍事上之秘密文書圖表交付叛徒之有罪判決暨其刑及沒收之宣告正式撤銷。家屬將可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提出國家賠償，惟大陸地區之受裁判者家屬申領者，補償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二百萬元”。 

最近幾十年中，整個台灣就是如此的歷史虛無、是非顛倒、視聽混餚，連不多的清醒者都置若罔聞、裝聾作啞、埋頭掩耳，又如何能奢求不學無術、利欲熏心、一團漿糊的母夜叉和瘋婆娘鄭麗文會明白事理、大義覺迷呢？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海峽兩岸好像處於兩個時空：大陸一邊吳石案家屬們不懈爭取“烈士和黨員”的名位，政府則從寬錄取、慷慨不吝、照單全送，而且還大力弘揚、肆意傳頌英烈偉業；而台灣一邊“烈士和黨員”的家屬們則始終要求撤銷冤獄、摘掉匪帽、正名平反、國家賠償——聶曦親屬聶尚驥等人1999年6月，陳寶倉親屬陳靜方、陳君亮等人2000年11月，都向補償基金會提出昭雪和補償申請——政府則從寬錄取、能撤盡撤、能賠全賠，而且還特地使勁吹噓轉型正義、“對歷史負責”。

大陸和台灣的自我荒唐和相互荒誕，無非都是在迎合各自的實際需要罷了。而歷史的真相，就在這些為現實政治服務的人為操作、蓄意裝扮、各取所需下，一點點扭曲、遺忘、湮滅、消失，永遠無法複原。除了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一類人鐵證如山、辨無可辨外，大批像王正均、林志森這種人，對大陸來說究竟是黨員烈士還是糊塗替死、對台灣來講到底是罪有應得還是無辜錯殺，眾說紛紜，恐怕永遠也鬧不清楚了。

多少年來，台灣政黨紛爭，為了選票和執政打得一地雞毛，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卻糊裡糊塗、一團漿糊。相比之下，一黨專政、極權邪惡的共產黨卻一點也不糊塗。你看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無名英雄廣場”“無名英雄紀念碑”上寫的清清楚楚、明白無誤、觸目驚心：

黑暗裡，你堅定地守望心中的太陽；長夜裡，你默默地催生黎明的曙光；虎穴中，你忍辱負重，周旋待機；搏殺中，你悄然而起，斃敵無形。你說熱的心會把冰雪融清，你說戰士的墳墓比奴隸的天堂更明亮……你說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願意把牢底坐穿；你說願心血化為光明的紅燈，將黑暗的大地照得亮亮的；你說我們是天生的叛逆者，要把這不合理的一切打翻。

顯然，共產黨對歷史的仇怨從未原諒，對自己的初心從未改變，對自己的使命從未忘記，對自己的目的從未放棄。

如今，中共《沉默的榮耀》式的傲慢宣傳，應該使長久以來懵懵懂懂，完全搞不清楚自己要追求的“真相”、要追究的“責任”、要記取的“教訓”究竟是什麼，始終緣木求魚、刻舟求劍、南轅北轍的在死胡同里繞來繞去出不來的台灣人夢醒了。畢竟藍營的中堅力量都是老國民黨的遺族和後人，他們再數典忘祖，也不會徹底釋然當年倉惶辭帝廟的國破家亡；畢竟綠營還必須以中華民國為台灣獨立的根源和基石，他們再念念不忘“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宿怨，也不會永遠不懂“企圖顛覆中華民國者就是自己的寇讎”；中共在這個時候緊鑼密鼓的吹捧和緬懷毀滅了成千上萬國軍先烈性命、斷送了中華民國大好未來的“在台灣隱蔽戰線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吳石們，不但不會讓台灣人民“對祖國統一、民族復興有了深切期盼和堅定信念”，相反會提醒台灣人民重新覺悟到國民黨和中華民國與共產黨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血海深仇，恍然領悟到鄭麗文之流的行為等同於認賊作父、叛黨叛國——2024年“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人權紀念碑上吳石的名字遭到移除，不過是春江水暖的一例先知罷了。

行文最後，我實在忍不住要對馬英九、鄭麗文說幾句話：如果你們確信兩代蔣公的遺願和誓言都是過時的老調和屁話，那麼就仔細聆聽、體會一下你們敬仰和愛戴的共產黨老祖宗們的肺腑之聲、肝膽之言吧：

吳石：

共產黨下級幹部不近情理，因為下級幹部多，所以不近情理的事也特別多，將難以統治天下；

謝雪紅：

處理台灣問題須考慮到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特殊環境，以中國民族主義來要求台灣是不近人情的；台灣人與大陸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特殊的政治要求；

中共如果來台灣，就會發生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是一個獨立民族；台灣自治、高度自治、台人治台，自治是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的要求，反對自治就是台灣人民和台灣歷史的罪人。

如果馬、鄭對歷史一無所知也不明所以，那就請看、請聽一下當代一個6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的人生經歷和肝膽之言：

金堯如（1923年9月—2004年1月18日），前中共黨員，早年為中共領導下的學生運動領袖，1947年3月被派到台灣協助蔡孝乾參与組建中共台灣省工委，並任工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47年12月因躲避特務逮捕逃到香港，1950年2月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新聞室宣傳戰線書記，專司中共在香港的輿論和統戰工作，不久擔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文革受整肅，后復任《文匯報》總編輯，為發動海外工商界到中國投資經商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5月他與香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起給中央中央發電報反對戒嚴，5月21日《文匯報》以開天窗形式發表社論，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六四鎮壓后，《文匯報》一干人受到中共整頓，1992年5月1日他幫助許家屯從香港逃往美國，不久后聲明退出中共、移民美國，並一直用演講和寫作反對中共。1997年10月11日在紐約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髮起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擁抱著主講人辛灝年流淚說：“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

謝雪紅是台灣共產黨創始人，是台灣社會主義革命先驅，是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創立者，跟著共產黨最後遍體鱗傷、家破人亡。蔡孝乾是台灣共產黨創始人，是長征幹部，是八路軍和解放軍重要領導，是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創建者，最後向國民黨投誠自新、懺悔改過，得以善終，你馬英九是什麼人？你鄭麗文又是什麼東西？你們跟著共產黨跑又能有什麼好果子吃？還別提謝雪紅和蔡孝乾，就是金堯如你們又怎麼比？金堯如復任香港、大展身手、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時候，馬英九還在美國大學里給國民黨做情報員、告密、打小報告呢，鄭麗文還穿開襠褲呢。金堯如說他少時相信共產主義是少年幻想症，如果今天還信就是老年痴獃了：馬英九今天遠遠超過了金堯如徹底認清和拋棄共產黨時的年紀，在老年痴獃之外，還要加上老不成器；鄭麗文少時信奉台灣獨立，老臉皮厚了羡慕、追求起共產黨來，56歲的年紀說她患上了老年痴獃未免太早也未免對她太慈悲為懷了，毫無疑問她是賣身投機、厚顏無恥。

朱楓的繼女陳蓮芳、《沉默的榮耀》中的“阿蓮”，是一個規規矩矩過日子、不多問政治是非的家庭婦女，她在幾十年之後、85歲垂暮之年都既不原諒朱楓、也對當年的告發絕不後悔，始終念叨一句話：“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馬英九你一個前國民黨主席、台大畢業生、哈佛大學博士，連一個家庭婦女的節操和智慧都不如，慚不慚愧、丟不丟人呀？你又對得起對國民黨從一而終的“阿蓮”嗎？

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