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憤怒了 發達國家右翼勢力崛起將改變全球經濟
2016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從英國史無前例地選擇退出歐盟，到奧地利即將選出一名右翼政客作為總統，一直到特朗普令人意外地一步步接近總統寶座，全球政治局勢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所有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選民們對主導過去幾十年政治格局的不滿情緒所推動的。這種不滿被巴克萊形容為“憤怒的選民”。
巴克萊在最新研報中稱，普通公民有一種觀點，即在文化和經濟領域的鴻溝擴大的環境下，政界和公共機構的“精英們”並不能精確代表自己的偏好。這令選民們感到生氣和憤怒。總而言之，憤怒是所有人的憤怒。
在長達73頁的報告中，巴克萊外匯策略部門負責人Marvin Barth團隊深入分析了到底是什麼導致了西方發達民主國家的憤怒，它會對市場和未來政治前景進一步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下圖是巴克萊報告中的一部分，它提供了其認為引發西方普通民眾日益增長的憤怒的各個因素。每一個問題所共同涉及的一個核心因素是經濟和政治的全球化，儘管它們的影響實際上比人們預期的要更加有限。
關於“選民的憤怒”對經濟造成的影響，巴克萊總結稱：
即使是程度相對溫和的去全球化，也可能會使得全球經濟增長的步伐減緩；
新興經濟體可能會出現更多的通脹放緩現象；
發達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很可能模稜兩可，而新興經濟體的財政政策則可能呈現
出更加擴張性的特點；
全球儲蓄可能會下降；
實際利率可能攀升。
關於“選民的憤怒”對金融市場可能造成的影響，巴克萊寫道：
全球名義利率應當會上升，核心國家尤為如此。分化應該會增加；
G10國家貨幣表現會超過新興經濟體，但各個幣種的表現分化將會加強。日元明顯表現突出，新興經濟體貨幣和歐元則將表現不佳；
全球需求放緩應會主導大宗商品價格前景；
股市和信貸很可能因為營收增長放緩和利潤縮減而面臨糟糕前景，但更為廣泛的部門和國家的表現可能更為分散；
肥尾效應很可能出現，因為市場正逐漸消化選民的憤怒，但長期內市場波動性增加不大可能出現。
西方發達國家中間黨派支持率的崩潰
選民的憤怒的崛起最清楚地表明了近年來西方發達社會對中間派政黨的支持在坍塌。
對此，巴克萊給出了解釋：
我們通過選民對中間派和中間偏左派政黨的綜合投票份額來衡量普通民眾對政治的憤怒；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選民們對中間派和中間偏左派政黨的綜合投票份額平均減少了12個基點。其中，幅度最大的是澳大利亞，減少了62個基點。只有日本和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國在這方面沒有出現明顯的下滑；
事實上，上述投票份額減少是從2000年早期就開始了，發生在金融危機之前，但近幾年在明顯加速下滑；
對於當前的這種投票份額減少，我們並沒有發現歷史先例，甚至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代也沒有出現過。
現在，西方民主發達國家的選民們對自己國家的政府和公共機構的信任度在降低。下圖是1958年以來選民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變動情況：
對於上面這張圖，巴克萊解釋道：
所有擁有不同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的選民們已經對政府、商業、新聞機構和其他機構失去了信任，但受教育程度較低和低收入群體在這方面的表現更為惡化。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74%的美國人相信“多數被選舉出來的政府官員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他們認為，這些政客不那麼明智，不那麼誠實，更多的是比普通人和商業領袖更多的自私和懶惰。
來源：華爾街見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