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整惲代英使其涉險而殞命 中共對自己人剋扣支出不近人情
作者：龔楚
我驚聞噩耗，登時悲憤交集。以責備的語氣對他說：中央負責同志對惲代英同志的處理太殘忍，以他那副文弱書生風度和容貌，一見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廠去工作？這不是等於送他去死嗎？你回去告訴周恩來同志，他應該負點責任。後來周恩來親到旅館來看我，我亦以同樣的語氣對他說過，他當時無詞以對，竟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現在上海環境極壞，你要特別小心。這是他一貫逃避責任的慣技。
我忍著淚離開部隊，湘南暴動時的老同志劉耀文指揮幾位農民同志抬我到樂昌乳源邊界的高山上。隨行的還有十九師軍醫處長吳子玉和四個衛士。
這些純樸的農民們，在湘南暴動失敗后，逃到這十多里無人煙的深山中，靠燒賣木炭過著最困苦的生活。為著我的安全，他們特別選擇了極隱蔽的叢林內，他們七手八腳的蓋搭了一間小木屋安置我。並用他們的床板，為我鋪床；派人到胡洞替我買了五十斤白米，送了兩隻雞，一大堆青菜，好好地安頓了我們，靜心療養。他們這種難得的友誼，十足的表現了中國農民的純樸的熱情！
我在山上醫治了四十多天的時間還不能起床，忽從胡洞的小村上，傳來國軍搜山的消息，風聲鶴唳，時起恐慌。我的衛士及吳醫生，只有三枝駁殼手槍和兩挺手提機槍，隨時準備和敵人拚命。我的枕畔經常都放著自己的防身武器左輪手槍，必要時用作自殺【相關閱讀:安樂死根本安樂不了，別宣傳了】。漸漸的我已能在床上坐起，但風聲一天比一天緊，我要吳醫生和四名衛士先離去，免作無謂犧牲，但他們都不肯離去，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告訴他們要以革命前途為重，不要只顧及個人的情感而忽視了更重要的革命任務之後，吳醫生和另三名衛士，才答允先走。尚有一名衛士白從根，寧死也要跟著我，我也只好把他留下來了。於是我將所存的八百余元，提出三百元，給他們四人使用；叫他們去追趕部隊，或潛伏各地，繼續做革命工作。然後，他們才揮淚分手。
一天，我的舅父又從樂昌帶來兩份上海的申報，國內新聞版上，報導梅花剿共戰役的戰績。說紅七軍二十師師長被擊斃，十九師師長龔楚也重傷斃命。我看了心中暗暗高興。恰好腿傷新愈，已能扶杖步行；已到了可以化裝出走的時機。乃通知我的母親，由我的大姊派一艘漁船到我住的山下，由幾位農民同志抬我上船，順著武江南下，離開了那位劉耀文老同志，和一群愛護我的農民朋友，結束了荒山療冶的生活。
船過樂昌長哆，在僻靜的地方停留下來，我的母親也親到船上來看我。這時母親已六十五歲，家中經歷次的搜查和洗劫，生活已成問題。我從剩下的四百元中，給了一百五十元與母親作贍養費。談到深夜，才請她老人家回家，臨別時她再三叮囑我多寄信回家，省得她時常挂念。偉大的母親，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誰料這一次的分別，卻成了我們母子的永訣！
到了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她便與世長辭了。而我那時正在江西蘇區，無法回家奔喪，回想起來，真有無限的悲愴和哀悼。
乘著我大姊所雇的漁艇，通過國軍地區的檢查站，安抵烏石車站。由衛士白從根購買了兩張車票，候至火車將到時，我才離開漁艇，趕赴車站，乘南下火車抵達廣州，旋赴香港，下榻于彌敦酒店。
由於我曾在香港領導過黨的工作，雖時隔兩年，還有線索可尋。我首先找到了一位工人同志，轉而找到了廣東省委的連絡員，將我的情形通知廣東省委書記，由廣東省委派了一位女同志宋維靜與我連絡。於是我和黨又有了訊息。這時，我知道了國軍正發動對江西蘇區的圍剿，使我非常擔心在轉進中的紅七軍的命運，同時傷病累人，更不禁附髀興感。而我的新愈腿傷，因連日奔走勞動，又發炎了。本擬在香港療治，突然廣州的報紙又發出消息，報導紅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已傷愈赴港。這則新聞的發布，對於我的安全又有了問題，只好又再轉移另一個地方療傷。
吳子玉醫生離開樂乳邊境的荒山後，便在廈門海軍醫院工作。他與我取得連絡后，使通知我到廈門去繼續治療。我為安全計，將我的衛士白從根託交廣東省委照顧，單身赴廈。冒充廣西民團的軍官，因剿匪受傷。在國軍海軍醫院診斷，極過七日的療治及檢驗。結果，醫生認為腿內有碎骨沒有取出，該院無X光設備，應轉赴上海療治。於是我又離開廈門，和吳子玉醫生同往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偕吳子玉醫生到達上海。按照廣東省委給我的中共中央通訊處，寫了一封長信報告中央。這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由周恩來代理（周由蘇聯回國不久），見我抵滬，即派聶榮臻到旅店與我連絡，介紹我到福民醫院療冶，經施過手術，將腿內碎骨取出，僅七天便已痊癒。但腿部神經麻木，須繼續電療。
當我出院時，聶榮臻告訴我，本年二、三月間，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黨內叛徒向國民黨特務告密，捕去殺了。惲代英同志因犯了錯誤遭處分，派去某紗廠任支部書記，也被國民黨特務抓去殺害了。去年夏天，彭湃同志在廈門，冬天，羅綺園、楊瓠安兩同志在上海，均先後被國民黨特務捕去殺了。你現在這裏療養，中央為了你的安全，特派黃X同志經常和你連絡，你亦須特別謹慎行藏為要。我驚聞噩耗，登時悲憤交集。以責備的語氣對他說：中央負責同志對惲代英同志的處理太殘忍，以他那副文弱書生風度和容貌，一見即知不是工人，怎能派他到工廠去工作？這不是等於送他去死嗎？你回去告訴周恩來同志，他應該負點責任。
後來周恩來親到旅館來看我，我亦以同樣的語氣對他說過，他當時無詞以對，竟顧左右而言他，只是說：現在上海環境極壞，你要特別小心。這是他一貫逃避責任的慣技。使我為之不勝嘆息！
出了醫院后我住在河南路一家小旅館內，第二天，紅七軍負傷在滬療傷的幹部，都找到了我。王震在古州作戰時打斷左腳，來到上海才醫治好。他有妻又有孩子，因為地位不高，中共中央每天只給他生活費二元，住旅館和食飯都包括在內。又二十師五十八團閻參謀長，在隆安作戰也打斷了左腳，亦來上海剛醫好，生活十分困難。我對他們抱著無限的同情，常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還有何畏、李顯兩人，他們都是負了重傷，到上海來治療的。因為中央的照顧並不周到，生活非常困苦。尤其是楊英，他的身體本不很好，而且槍傷肺部，因為生活費太少，住在一間公寓，欠下房租伙食錢很多，急得幾乎要自殺，見到我便哭起來。我見他境況可憐，便為他結清房租伙食，要他與我同住到旅店共同生活。於是我的負擔更加重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有一天，上海某小報刊出一節新聞，略雲：“共軍十九師師長龔楚因傷抵滬療養，中央政府已派邵力子來滬，勸導龔氏入京”。中共中央聞報后，立即派黃某來協助我遷居，一天之內搬了三間旅館，最後才遷入老把子路一家白俄人開設的公寓內的二樓一個騎樓大房間去住，並著我暫時隱避，不要外出。這時，七軍在滬幹部，已陸續被派去各地蘇區。當時有：何畏派去鄂、豫、皖蘇區，李顯、吳子玉派去閩贛邊區，仍回七軍工作。
剩下我和王震、楊英、閻某等，皆因身體尚未康復，仍留滬休養。王、閻兩人左腳已斷，雖然駁好，王、閻的左腳都短了寸許，行路極為不便，他們要穿上特製皮鞋，行動才可自如，我亦是傷左腳，但沒有縮短，步行如常，算是我的幸運。
在這期間，還有兩件事值得暑述，一是陳豪人（廣西行動委員會書記），他在東調江西途中，在連縣即以赴上海和中央接洽為詞，離開紅七軍經廣州、香港轉赴上海，中共中央以他擅自脫離隊伍，予他嚴重警告處分。他不服，與中央爭論，中央置之不理，經我調解后，中央已答應給他返回蘇區工作，但他又以中央給他的信稱他為先生而不稱同志，堅不接受，我雖儘力勸導，亦未能消除雙方意見，陳豪人便由此脫離了黨。
另一件事是，我在上海因避免各方特工人員的耳目，行動極感不便，後由閻參謀長介紹一位時雨金先生和我認識，他是安徽人，與閻是同鄉，年約三十余歲，是上海一家皖商公商號的老闆。據閻說：他是上海青幫中有地位的人物，他和我見過面后，很熱心維護我，因為國民黨的特務和租界內的“包打聽”都有他的人，消息非常靈通，凡有關對付中共人員的行動，他都能很快的通知我，而且每逢夜間必須外出時，他派人或親身陪同我去，我在上海幾個月的期間，他並沒有受過一點禮物，反而常常要請我吃飯。他為我所花的錢，以我的估計還要多過中共中央，他那種俠義行為，正是義薄雲天，至今還未能忘懷。
我四月下旬到上海時，身上尚存有大洋二百元，住醫院期間，所有費用是由中共中央支付的，出院后，每天給我的生活費三元，包括旅館開支在內，另每日電療費二元，那時的生活，在極其節省的情形下，尚可維持，但天氣漸熱，我和吳子玉均須添置衣服，同時要幫助七軍在滬療養的幹部，我自己的存款很快的便用光了，而我的妻子因得聞我在滬療傷，特由廣州趕來上海探視，我和她在廣西結婚後僅一個月，因政局變化，她便回廣州娘家居住。別了兩年，異地重逢，自然是感到快慰！但生活費的增加，黨中央並沒有為我解決。我曾經為此向中央報告，但中央始終沒有增加我的生活費用，迫不得已將電療的次數減少，以維持日常必需開支。有時我想起我在廣西工作時，為黨籌措了五萬元港幣，毫無保留地貢獻給黨為活動經費，另外支持香港日報亦用過一萬多元。我拋棄家庭溫暖，為革命流血，現在必需的醫療費和生活費都無法維持，未免太刻薄。幸好我的妻子尚能深明事理，生活雖苦亦無怨言，且精神亦很愉快，使我稍為安慰。
那時我在上海的環境，生活固然是十分困窘，而安全問題又隨時受到威脅，遇有什麼風吹草動，又得迅速遷移住址，當時若非有時雨金這位朋友的俠義幫助，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記得有一個晚上，我和妻子及楊英同志正在一家影院看電影，中共的特工人員突然通知我，要我馬上離去，他們預先準備了一部的士，我一出門外即上車離去，車行轉彎抹角，兜了很多圈子，才送我到一家旅店暫住，過了一天才將我們的行李送來，後來我就遷入哈德路一個弄堂內，住在一家樓上，但仍是不敢常出，天天攜著幾本書，一束報紙，跑去兆豐公園閱讀，消磨這些苦悶的日子。
七、八月間，正是國軍向閩贛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時期，每天的報紙都報導圍剿蘇區的消息，我素來自命是一個革命戰士，雖知健康末復，仍須休養，但總覺得逃避遠地，不免有慚愧之感，於是我決定再回前線去，免得悶居上海。我將這個意思告訴聶榮臻，他聽了非常高興，他說：“紅七軍早已到了江西蘇區，江西蘇區中央分局來了好幾次信，請你早日回去。但我們因你沒有完全康復，所以沒有告訴你。現在你要去，實在好極了。待我報告中央負責同志，解決一切交通費和進入蘇區的路線，再通知你”。
五天後，聶榮臻到我的旅店中見面，要我先到香港，由香港派交通員送我入蘇區。同時托我的妻子帶一位三歲女孩到香港，交給她的爸爸，並謂：有一個小孩作掩護，路上比較安全；最後他交給我一筆旅費，然後說道：“你是黨的重要幹部，曾經為革命付出重大的犧牲；所以應該買一張西餐房的船票，以免被敵發覺。你的嫂子對革命沒有貢獻，只能住三等艙，以免浪費。給你的錢便是依照這個原則預購的”。我聽了很不高興，覺得他們太不近情理，太不體諒為革命犧牲者的心情。
那是一九三一年的八月，我身體健康雖未恢復，負了重傷的左腳，行路仍很吃力，但為了減少精神上和生活上的痛苦，當我拿到了這筆旅費時，我就決定冒著危險，將兩張票錢合併，改買兩張唐餐房票，乘太古公司港滬輪船，離開了上海。
來源：龔楚將軍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