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目！澳洲老人不想在失智中缓慢告别世界！计划赴瑞士“终结自己”，只因这一条法律限制…
“我不想在记不起她的时候，还活着。”——约翰·格里菲思（John Griffiths）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记忆与选择权的故事。一位澳大利亚老人的人生十字路口，不是病痛，而是即将丧失的清晰意识。
一张去往瑞士的“单程票”：他在为未来下赌注
约翰·格里菲思，曾是莫纳什大学的工程讲师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的研究员。
如今，年逾七旬的他，花大部分时间陪伴妻子瑞秋（Rachel），在养老院里为她朗读莎士比亚与诗歌。
“我赞美她的护理员，他们非常专业、体贴……但无论如何，她失去了自主权。”
他越来越担心自己也会踏上相同的旅程。虽然医生目前认为他神智清晰，但他将在未来一年接受痴呆症评估。
一旦被确诊，他不想活下去
于是，约翰开始考虑瑞士——全球极少数允许非本国公民、自主选择安乐死【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的国家之一。他的选择并非轻率：费用高达2万至3万澳元，还不包括旅行和住宿；
需要接受多轮评估，证明“心智能力健全”；
时机至关重要：太早，浪费生命；太晚，失去资格。
安乐死在澳洲：合法，却不包括痴呆症患者
截至2025年底，澳洲除北领地外已全面合法化自愿辅助死亡【相关阅读:安乐死、自杀都有罪 无法解脱痛苦，反而陷入更悲惨的境地】（VAD）。但对痴呆症患者来说，这项权利仍是遥不可及。
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能力”做决定。
“你必须在仍有意识时申请，否则就太迟了。”——约翰·格里菲思
这一点，正是全球范围内对VAD最棘手的议题之一。
他不会在妻子还在时“先走一步”
虽然内心早已在瑞士和现实之间反复权衡，但约翰明确表示：“在她走之前，我不会考虑离开。我觉得太自私了。”
这种情感的承诺，让人动容。记忆在她身上已经消散，但他仍紧握不放。
世界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欧洲国家允许痴呆症患者通过预先指示（Advance Care Directive）签署文件，在病情恶化时实施VAD。
但现实远比文件复杂：2023年荷兰，痴呆患者VAD仅占3.7%；
比利时在2018–2021年，仅0.95%的VAD属此类病人；
大多数只在早期阶段完成实施；
三分之二的家属反悔，不愿“替亲人做决定”；
荷兰一名医生因依据病人指示实施安乐死，曾面临刑事调查。
医生与家属：从支持到退缩
澳洲神经心理学家凯莉·拉德（Kylie Ladd）参与了Go Gentle澳大利亚慈善组织的研究。她指出：“一旦真的面对亲人‘不再清楚发生什么’，很多支持者都会动摇。”
一项调查显示，当情境变得具体，大多数人对痴呆症VAD的支持度明显下滑。
“公众支持，在纸面上很高；现实中却极低。”
道德困境：签署那一刻的“我”，还是之后的“我”？
哲学问题越来越多：
预先签署的决定，是否仍代表后期“失智”的那个人？
谁有权定义“尊严地离去”？
如果无法预见自己患病后的真实感受，那之前做出的决定，是否还有效？
拉德博士坦言：“这不只是法律或医学问题，而是伦理难题。”
技术替代医生？死亡是否能“自主完成”？
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安乐死倡导组织Exit International创始人，曾在全球多个国家推动“终点科技”：他支持以科技手段完成死亡，不再依赖医生；
曾开发出“最后的避难所”（The Last Resort）；
使用后，相关工作人员一度被以“协助自杀【相关阅读:安乐死根本安乐不了，别宣传了】”调查，后被释放。
“你自己掌握生死，而不是交给医疗系统。”——他如是说。
尽管备受争议，但他指出：“哪怕不会被执行，仅仅签下那纸文件，也会让患者获得极大的心理安慰。”
记忆若散，我仍爱你
当谈及未来，约翰坦然：“我不知道法律应该怎么写，也不知道将来会做什么决定。”
“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希望能以我自己的方式，安静离去。”
他深爱的瑞秋，可能永远不会记得他们曾一起读过的诗，但他记得。他还记得他是谁，也记得她是谁。
直到那一天来临，他会等她先走。
划重点总结：
VAD已在澳洲合法，但痴呆症患者仍被排除在外
瑞士允许“非病人”安乐死，但费用与门槛极高
哲学与伦理挑战仍在，全球尚无一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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