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当校长比当州长挣钱！大学高管薪酬曝光！17位校长年薪破百万，最高接近150万澳元
澳洲大学高管的薪酬，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
最新公布的2025年薪酬数据发现，在接受统计的38所澳洲大学中，共有233名大学高级管理人员的总薪酬超过所在州或领地领导人的薪酬。
其中，17所大学的校长（Vice-Chancellor）2025年总薪酬超过100万澳元。
全国高等教育工会（NTEU）主席艾莉森·巴恩斯博士表示，大学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公众的期望严重脱节”。
最高接近150万年薪！
其中，Flinders University校长Colin Stirling教授以约148.5万澳元位居前列。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前校长Karen Nelson的2025年总薪酬约133.8万澳元，不过其中包含离职相关的遣散及休假等款项。
University of Sydney校长Mark Scott教授2025年的总薪酬约为122.25万澳元；
UNSW校长Attila Brungs约119万澳元；
Macquarie University校长S Bruce Dowton约105万澳元；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校长Alex Zelinsky约104万澳元。
仅在NSW，就有多名大学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薪酬超过州长Chris Minns。
相关统计显示，NSW共有69名大学高级管理人员的完整薪酬待遇高于州长2025年约43.15万澳元的基本工资。
维州也出现类似情况。
Monash University和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两位校长2025年的总薪酬均约118.5万澳元；
RMIT校长约116万澳元，
Deakin University校长约109万澳元。
高昂薪酬引发争议
如此高昂的薪酬引起争议：大学高管的薪酬，到底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
澳洲大学近年来承担的确实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学管理。大型大学往往拥有数万名学生、上万名员工、大量研究项目和数十亿澳元的运营规模。
University of Sydney就表示，其管理规模超过7万名学生、1万多名正式员工，年度运营预算超过30亿澳元，因此高层岗位的薪酬需要参考机构规模、职责以及外部市场水平。
但另一方面，大学毕竟不是普通商业公司。
澳洲公立大学同时承担公共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并获得大量公共资金支持。随着国际学生数量、学费收入以及大学商业化程度不断增加，高管薪酬与大学实际表现之间如何建立更加透明的联系，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NSW议会近期一份关于大学的调查报告就指出，高管薪酬的持续上涨与大学的“企业化、商业化”趋势有关，并认为目前部分薪酬决定机制缺乏足够透明度。报告建议进一步考虑独立机制，对大学高管薪酬进行规范。
学生群体对此也有自己的关注点。
对于正在澳洲读大学的留学生来说，校长一年拿多少工资，当然不是最直接的问题。更现实的是，学校的钱究竟花在哪里，以及这些支出最终会不会影响到学生身上。
近年来，澳洲大学一方面面临运营成本上升、财政压力和国际学生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学生又在面对不断上涨的住宿、交通和生活成本。
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费利克斯·休斯表示，薪资数据显示“大学高管与学生在校园内面临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脱节”。
他说： “大学校长们拿着百万澳元的薪水，而校园里的学生却连饭都吃不上，连个栖身之所都难以保障，这样的大学制度肯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看看这些人造成的治理破坏，他们竟然比州长们赚的钱还多，这简直太不合适了。”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还曾因员工欠薪、管理和治理等问题受到质疑。
这也是为什么高管薪酬一旦突破百万澳元，就很容易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报道中的“总薪酬”并不完全等同于固定年薪。
澳洲大学年度报告披露的数字通常包括养老金（superannuation）、绩效收入、长期服务假期、遣散费以及其他一次性款项。
因此，个别高达100万甚至300万澳元以上的数字，可能包含离职补偿等一次性支付。
例如，Adelaide University一名前校长2025年的总薪酬达到约311.2万澳元，其中就包括超过110万澳元的离职相关支付以及长期服务假期等项目。这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目前，澳洲政府已经在推动大学治理改革。2025年公布的大学治理原则中，政府提出要提高大学治理透明度，并与各州、领地及相关机构建立大学校长薪酬框架。
新的治理原则还提出，大学应确保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公众预期、行业基准以及大学自身规模和复杂程度相匹配。
2026年，政府也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将提高大学对校长薪酬以及顾问支出的透明度作为治理改革的一部分。
一国党全国教育发言人兼维多利亚州上议院选举候选人科琳·哈金表示，如此优厚的薪酬将令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感到惊讶。
哈金女士说：“澳大利亚纳税人被当成了傻瓜。”
“大学已经建立了一种严重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商业模式，这使得它们在保持国际学生人数高企方面有着强大的经济利益。
“大学的建立是为了教育澳大利亚人，而不是为了让高管阶层发财致富。”
现阶段，澳洲大学越来越像大型机构运营，国际学生收入、科研经费、学校排名、成本控制和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对于留学生而言，这些变化最终都会通过学费、课程资源、校园服务以及大学整体运营方式体现出来。
而随着政府开始进一步介入大学治理和高管薪酬规则，未来澳洲大学如何平衡“市场化管理”和“公共教育责任”，可能还会继续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讨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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