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高官落马罪名越来越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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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 上报 20260704
近年来，中共官场内高官落马的新闻几乎成为常态，但比落马本身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所背负的罪名越来越千奇百怪。从过去的「贪污受贿」、「权色交易」，到如今「低级红」、「高级黑」、「搞迷信活动」、「妄议中央」、「两面人」，甚至是「团团夥夥」、「对抗组织审查」等，这些语意模糊、政治色彩浓厚的「罪名」，其实透露出中共体制内部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与统治焦虑，尤其是来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强烈不信任。
以2024年落马的重庆市前政法委书记陆克华为例，中纪委不仅指控其受贿，还破天荒地点名其言行属於「低级红」、「高级黑」的错误，成为第一个因这种「政治风格问题」被处理的省部级高官。这样的通报措辞，让人不禁要问：执政十三年的习近平，为何对自己提拔出来的各级干部，还是如此怀疑他们的政治忠诚？我认为，这里不仅有习近平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极权体制本身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在中共官僚体系中，干部的忠诚并不是透过公开竞争或制度审查来确认的，而是透过表态、表演和对上级的服从来获得升迁。这导致大量干部表面上喊口号、学习文件，实际上内心可能毫无认同。中共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要「防止阳奉阴违」、「避免政治上不老实」。然而，这恰恰说明问题无解：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表达、强调「统一思想」的体制中，忠诚永远只能是表面化的，结果就是领导者永远无法安心。
我们知道, 现代治理讲求专业性与效率，而中共干部系统却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这种情况在习近平主政後更为明显。他提拔大量所谓「之江新军」的亲信进入核心位置，但地方与基层的干部仍多来自旧派系，甚至很多人在表面忠诚下，仍保持实际利益上的自我运作。干部如果太能干，可能会被怀疑有「政治野心」；如果太忠诚，往往只是表面服从、缺乏执行力。因此，越来越多干部陷入「不作为」、「等着看」的被动状态，导致政策执行层层打折。这样的局面，自然会让最高领导者更焦虑，更怀疑所谓「忠诚」。
习近平上台以来，打虎拍蝇无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贪腐势力。但当「反腐」变成一种政治斗争工具时，整肃的目标往往是「不够忠诚」或「不站队正确」的人，而不是单纯的贪腐。这使得干部不敢讲真话、不敢有个性，只能高调表态、私下怀疑。这样的结果是什麽？官场出现大量「两面人」──表面拥护，实际应付；会议上笔记记得工整，回头照样推三阻四，消极怠工。习近平越是严厉强调「政治忠诚」，底下人就越知道这是「表忠心秀场」，忠诚越是变得廉价与虚伪。
除了体制内部的问题，整个中国社会也在加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青年失业率、高企、科技制裁与中美对抗、地方债务风险积聚……这些问题交织，使习近平无法单纯依靠政绩来巩固政权。当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挑战增加时，当局转而寻求一种「纯粹的忠诚」，来当作稳定压力锅的「政治阀门」。但忠诚不是万能药，它无法解决经济、民生、教育等根本矛盾。用「讲政治」来取代治理能力，只会让问题越积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这些「另类罪名」，如「妄议中央」、「搞团团夥夥」、「沉迷迷信活动」、「高级黑」等等，本质上都是模糊空泛、缺乏法律界定的话语武器。一旦有人在派系斗争中失势，这些「罪名」就能轻易加诸其身。这不仅造成寒蝉效应，也让官场生态更加扭曲。官员们学会了「讲政治」的技术：如何用最热烈的语言表达最虚伪的立场，如何在形式上学习习近平讲话却在行动上阳奉阴违。这是一场忠诚秀场，也是一种政治伪术。
陆克华的「低级红」「高级黑」并不是特例，而是这种政治生态下产生的必然现象。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位官员落马，而是这种政治机制下「忠诚被扭曲、能力被忽视、治理被牺牲」的整体逻辑。这些千奇百怪的罪名，不过是中共体制「忠诚焦虑症」的一种大规模表现。在一个无法容忍多元、无法建立信任机制的权力体系里，所谓的忠诚只能被表演、被怀疑、被利用。而这种焦虑，将不断催生出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罪名与惩处，也将让整个体制越来越陷入不信任、无效率与恐惧的恶性循环中。
※作者成长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後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後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後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