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检阅红卫兵”与天安门广场的失控时刻
来源: 来稿 作者: 余墨渡简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距离8月18日第一次接见，仅仅过去12天。
第一次接见之后，北京很快开始为更多外地学生进京作准备。8月19日晚，周恩来要求国务院有关方面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全国学生来京串联和接受接见。8月24日，北京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办公地点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个机构下设大量分站和接待点，对进京学生实行包吃、包住、包交通、包医疗和“包做思想工作”的“五包”，并从外地调入大批公共汽车和司机补充北京交通能力。
由此，红卫兵进京串联迅速从学生自发行动，转变为一项由国家行政系统大规模组织和财政保障的政治活动。8月26日，周恩来亲自参加联络总站成立大会。
第二次接见与第一次相比，一个重要变化是接见方式。
第一次接见时，红卫兵主要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远距离观看城楼上的毛泽东。许多学生反映距离太远，看不清领袖面容。于是8月31日的接见改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篷汽车进入广场，在预先留下的通道中行驶，让学生能够近距离看到他们，然后再登上天安门城楼。
广场事先经过组织。参加接见的学生分片坐下，中间留出车辆通道，通道两侧由解放军士兵负责警戒。组织者反复告诫学生，车队经过时不要站起来，更不能冲上前去与毛泽东握手。
但真正开始接见后，这些规定很快失效。
来自成都的大学生罗茂城后来回忆，车队进入广场后，靠近通道的学生首先按捺不住站了起来。广播不断要求大家“不要站起来，坐下”，但前面的人一站，后面的人便看不见，也只能跟着起身。很快，广场上的人群一层层站了起来。
当时22岁的魏亚南从哈尔滨来到北京，住在北京林学院，专门等待第二次接见。8月31日天还没有亮，学生们就起床吃饭，每人领到两个夹着咸萝卜丝的大馒头作为午餐，随后乘军用卡车进入市中心。下午，他们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东北一带。
组织者仍不断提醒，毛泽东座车经过时任何人不得站立，更不能拥上前握手。但当敞篷车真正驶近时，现场情绪迅速发生变化。
魏亚南记得，似乎有人喊了一句：“毛主席站着检阅，我们不应该坐着。”
前排学生随即站起。
后面的人视线被挡，也纷纷起身。很快，人群开始向车队方向涌去。警戒的士兵立即站起来，手挽手组成“人墙”，试图阻挡学生，但在不断向前推进的人群冲击下，警戒线很快被冲开。
大批学生涌到毛泽东座车周围，整个车队被堵住，无法继续前进。
魏亚南当时也随着人群向前挤。他后来回忆，自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量靠近毛泽东，最好能够同他握一次手。围到座车附近的学生纷纷伸出手臂，毛泽东没有表现出明显不悦，而是弯下身来，与能够接近自己的学生握手。
这种反应进一步刺激了人群，越来越多的人向前拥挤。
魏亚南说，当时他已经能够清楚看到毛泽东的脸，距离只有几米，但始终无法真正接近汽车，只能不断伸长手臂，希望能够碰到他。
车队一度长时间无法移动。
魏亚南看到，周恩来开始亲自指挥士兵开路，不停挥手、喊话，但广场上“毛主席万岁”的声浪几乎淹没了一切。扩音器随后响起：“红卫兵战友们，现在，保卫毛主席的时候到了！”
这实际上是在要求学生停止向前拥挤。
随后，大批警卫人员从天安门方向跑来，在人群中开出通道。车队终于重新启动，绕行广场后返回天安门。
当天，《人民日报》记者林晰也在现场。
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华表附近的摄影平台上，可以从较高位置俯瞰广场。他看到毛泽东的汽车被红卫兵围得“水泄不通”，但当时他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对周围正在发生的混乱并没有认真记录。
车队脱离人群后，毛泽东以半躺姿势坐在车中，缓缓驶向金水桥。林晰后来回忆，那是自己一生中距离毛泽东最近的一次，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多年以后，他重新回顾这次采访，却认为自己作为新闻记者是“失职”的。
如此重要的历史现场，他没有认真记录警戒线怎样被冲破、学生怎样拥向汽车、士兵怎样维持秩序，也没有寻找当事人采访。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领袖本人吸引，周围发生的一切反而变得模糊。
这种反省，其实比当年的正式新闻报道更能说明1966年的社会心理。
林晰后来写道，每次接见结束后，广场上都会留下成千上万只在人群中被踩掉的鞋子。若把当时人们对毛泽东的狂热比作宗教信徒对神灵的崇拜，并不过分。他多年以后仍然困惑的是，一群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的人，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烈的个人崇拜。
8月31日晚，毛泽东等人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和周恩来随后讲话，公开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
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代表将分期分批到北京，并表示全国大串联将推动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
这意味着，学生大串联已经不再只是局部和自发的现象，而获得了中央明确支持。
此后数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不断涌向北京，毛泽东也连续多次接见红卫兵。交通、食宿和组织接待由国家系统大规模承担，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流动。
因此，8月3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拥堵，并不仅仅是一场偶然的秩序事故。
它显示出一种正在迅速形成的政治状态：正常组织纪律在极端政治热情面前变得异常脆弱；个人崇拜已经能够让大批青年在瞬间冲破原先设置的秩序；而这种群众狂热，又并不是完全脱离国家机器独立发生的。
一方面，政府建立接待系统、调动交通工具、提供免费食宿；另一方面，中央领导人公开接见并支持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也被宣布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
群众运动与国家动员，由此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座车被红卫兵围困，只持续了几十分钟，也没有酿成严重事故。
但从历史回望，那几十分钟留下了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一边是试图维持秩序的军人和广播，一边是已经无法按照命令坐下的青年；一边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接待系统，一边又是随时可能冲破组织控制的群众运动。
站在这一切中心的，则是一个已经被无数青年视为近乎神圣存在的政治领袖。
1966年8月31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
随后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天安门广场上这场短暂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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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钱江《第二次“检阅红卫兵”，天安门广场“突发情况”记者亲历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