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檢閱紅衛兵」與天安門廣場的失控時刻
來源: 來稿 作者: 餘墨渡簡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距離8月18日第一次接見，僅僅過去12天。
第一次接見之後，北京很快開始為更多外地學生進京作準備。8月19日晚，周恩來要求國務院有關方面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全國學生來京串聯和接受接見。8月24日，北京成立「首都紅衛兵聯絡總站」，辦公地點設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這個機構下設大量分站和接待點，對進京學生實行包吃、包住、包交通、包醫療和「包做思想工作」的「五包」，並從外地調入大批公共汽車和司機補充北京交通能力。
由此，紅衛兵進京串聯迅速從學生自發行動，轉變為一項由國家行政系統大規模組織和財政保障的政治活動。8月26日，周恩來親自參加聯絡總站成立大會。
第二次接見與第一次相比，一個重要變化是接見方式。
第一次接見時，紅衛兵主要從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遠距離觀看城樓上的毛澤東。許多學生反映距離太遠，看不清領袖面容。於是8月31日的接見改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乘坐敞篷汽車進入廣場，在預先留下的通道中行駛，讓學生能夠近距離看到他們，然後再登上天安門城樓。
廣場事先經過組織。參加接見的學生分片坐下，中間留出車輛通道，通道兩側由解放軍士兵負責警戒。組織者反覆告誡學生，車隊經過時不要站起來，更不能衝上前去與毛澤東握手。
但真正開始接見后，這些規定很快失效。
來自成都的大學生羅茂城後來回憶，車隊進入廣場后，靠近通道的學生首先按捺不住站了起來。廣播不斷要求大家「不要站起來，坐下」，但前面的人一站，後面的人便看不見，也只能跟著起身。很快，廣場上的人群一層層站了起來。
當時22歲的魏亞南從哈爾濱來到北京，住在北京林學院，專門等待第二次接見。8月31日天還沒有亮，學生們就起床吃飯，每人領到兩個夾著咸蘿蔔絲的大饅頭作為午餐，隨後乘軍用卡車進入市中心。下午，他們被安排在天安門廣場東北一帶。
組織者仍不斷提醒，毛澤東座車經過時任何人不得站立，更不能擁上前握手。但當敞篷車真正駛近時，現場情緒迅速發生變化。
魏亞南記得，似乎有人喊了一句：「毛主席站著檢閱，我們不應該坐著。」
前排學生隨即站起。
後面的人視線被擋，也紛紛起身。很快，人群開始向車隊方向涌去。警戒的士兵立即站起來，手挽手組成「人牆」，試圖阻擋學生，但在不斷向前推進的人群衝擊下，警戒線很快被沖開。
大批學生涌到毛澤東座車周圍，整個車隊被堵住，無法繼續前進。
魏亞南當時也隨著人群向前擠。他後來回憶，自己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就是盡量靠近毛澤東，最好能夠同他握一次手。圍到座車附近的學生紛紛伸出手臂，毛澤東沒有表現出明顯不悅，而是彎下身來，與能夠接近自己的學生握手。
這種反應進一步刺激了人群，越來越多的人向前擁擠。
魏亞南說，當時他已經能夠清楚看到毛澤東的臉，距離只有幾米，但始終無法真正接近汽車，只能不斷伸長手臂，希望能夠碰到他。
車隊一度長時間無法移動。
魏亞南看到，周恩來開始親自指揮士兵開路，不停揮手、喊話，但廣場上「毛主席萬歲」的聲浪幾乎淹沒了一切。擴音器隨後響起：「紅衛兵戰友們，現在，保衛毛主席的時候到了！」
這實際上是在要求學生停止向前擁擠。
隨後，大批警衛人員從天安門方向跑來，在人群中開出通道。車隊終於重新啟動，繞行廣場后返回天安門。
當天，《人民日報》記者林晰也在現場。
他站在天安門廣場東側華表附近的攝影平台上，可以從較高位置俯瞰廣場。他看到毛澤東的汽車被紅衛兵圍得「水泄不通」，但當時他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毛澤東本人身上，對周圍正在發生的混亂並沒有認真記錄。
車隊脫離人群后，毛澤東以半躺姿勢坐在車中，緩緩駛向金水橋。林晰後來回憶，那是自己一生中距離毛澤東最近的一次，當時激動得熱淚盈眶。
多年以後，他重新回顧這次採訪，卻認為自己作為新聞記者是「失職」的。
如此重要的歷史現場，他沒有認真記錄警戒線怎樣被衝破、學生怎樣擁向汽車、士兵怎樣維持秩序，也沒有尋找當事人採訪。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領袖本人吸引，周圍發生的一切反而變得模糊。
這種反省，其實比當年的正式新聞報道更能說明1966年的社會心理。
林晰後來寫道，每次接見結束后，廣場上都會留下成千上萬隻在人群中被踩掉的鞋子。若把當時人們對毛澤東的狂熱比作宗教信徒對神靈的崇拜，並不過分。他多年以後仍然困惑的是，一群長期接受無神論教育的人，為什麼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個人崇拜。
8月31日晚，毛澤東等人重新登上天安門城樓，林彪和周恩來隨後講話，公開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
周恩來宣布，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一部分中學生代表將分期分批到北京，並表示全國大串聯將推動文化大革命進一步發展。
這意味著，學生大串聯已經不再只是局部和自發的現象，而獲得了中央明確支持。
此後數月，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不斷湧向北京，毛澤東也連續多次接見紅衛兵。交通、食宿和組織接待由國家系統大規模承擔，數以百萬計的青年開始在全國範圍流動。
因此，8月31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擁堵，並不僅僅是一場偶然的秩序事故。
它顯示出一種正在迅速形成的政治狀態：正常組織紀律在極端政治熱情面前變得異常脆弱；個人崇拜已經能夠讓大批青年在瞬間衝破原先設置的秩序；而這種群眾狂熱，又並不是完全脫離國家機器獨立發生的。
一方面，政府建立接待系統、調動交通工具、提供免費食宿；另一方面，中央領導人公開接見並支持紅衛兵，全國大串聯也被宣布為推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
群眾運動與國家動員，由此結合在一起。
毛澤東座車被紅衛兵圍困，只持續了幾十分鐘，也沒有釀成嚴重事故。
但從歷史回望，那幾十分鐘留下了一幅極具象徵意味的畫面：一邊是試圖維持秩序的軍人和廣播，一邊是已經無法按照命令坐下的青年；一邊是高度組織化的國家接待系統，一邊又是隨時可能衝破組織控制的群眾運動。
站在這一切中心的，則是一個已經被無數青年視為近乎神聖存在的政治領袖。
1966年8月31日，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
隨後發生的一切，將遠遠超出天安門廣場上這場短暫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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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錢江《第二次「檢閱紅衛兵」，天安門廣場「突發情況」記者親歷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