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打贏這場戰疫，澳大利亞能抄前兩次世界大戰的「作業」嗎？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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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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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十年沒下過6%：「一戰的響應方案是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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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的不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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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保通脹還是充分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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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前言
郎先生（Dan Long）已經一百歲了。他現在住在悉尼的Caringbah，是一個過著悠閑田園生活的普通老人，偶爾寫寫詩。
很難想象，在半個多世紀之前，他曾親身經歷過一場令他與死神擦肩而過的戰爭。那是1944年的某一天清晨，彼時的他還是來自英國軍隊的一名士兵。他所在的小組在向柏林進軍的路上遭遇了德軍自殺小隊的圍擊，全組人員除了他以外無一生還。
「我被炸到一個彈坑裡，顯然是被敵人誤認為死了。如果我那時沒有失去知覺，那麼我早就被殺了。」 郎先生回憶起時隔多年的場景仍然心有餘悸。
儘管如此，但朗先生還是認為，這場與新冠病毒的戰爭可能比當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糟糕。他說，「在二戰期間，我們遭受和經歷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但沒有一種像新冠病毒這樣。」
這些在澳洲老一輩的人們真的太不容易了。他們出生在「西班牙流感」和「大蕭條」的時代陰影中，又經歷了戰爭的洗禮，不知吃了多少苦——對於澳洲的年輕一代來說，他們原本對這樣的災難或許並沒有什麼深刻感觸，但這次的新冠疫情爆發改變了一切。
連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上周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回憶經歷過大蕭條時期的祖母，並描述當年他的家庭是如何扛過難關的時候，都不由地濕潤了眼眶。
實際上，隨著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的爆發與蔓延，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採取了類似「戰時響應」的策略；
與此同時，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也在逐漸靠攏戰爭形態。
雖然沒有人能確定這場「戰疫」究竟會在什麼時候結束，但此時此刻的我們也不得不需要提前去考慮並計劃這個問題：疫情過後的經濟體系重建與復甦。
那麼若要想打贏當下的這場戰，澳大利亞是否能抄前兩次世界大戰時留下的「作業」？哪些是經驗，哪些是教訓？哪些是該照做的，哪些又是不該做的？
1
失業率十年沒下過6%：「一戰的響應方案是個錯誤」
在昆士蘭大學的經濟學教授John Quiggin（奎根）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響應方案就是個錯誤。「戰爭結束后，世界各國政府迅速地尋求回歸戰前金本位和自由市場的世界。但對於那些從前線回來的士兵以及那些在與戰爭相關行業中工作的人，根本沒有什麼措施能確保這些人能夠找到新的工作。
這導致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蕭條。」奎根補充，「澳大利亞的失業率在1921年達到了驚人的11%，並在之後的十年內從未低於6%。」實際上，正是因為一戰後許多人民並沒有獲得原本期待的戰後安全和繁榮，這也為1922年在義大利奪取政權的墨索里尼，以及1923年發動第一次政變未遂的希特勒等獨裁者的上位奠定了基礎。接下來，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這個錯誤又都被進一步地放大——並直接導致了在1939年更大規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還好，總算沒有太晚意識到這個錯誤的存在。實際上，早在二戰還未結束的時候，各同盟國就已經下了決心確保這次戰爭過後、將不會重蹈一戰後的蕭條與不公。在全球範圍內，1944年舉行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不僅設立了固定匯率制度，還建立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些機構的成立初衷，是為了防止國際金融危機、允許各國政府保持充分就業。——而這些政策與目標，也總算維持了戰後25年之期的經濟快速發展。
2
二戰後的不同選擇
自有中央銀行以來，獨立性一直都是爭論的熱點。在過去，澳大利亞聯邦銀行（CBA）曾經行使著澳大利亞央行的職責。
1960年，這個職責被移交給了澳聯儲（RBA），並由該機構管理澳大利亞的貨幣政策、聯邦政府結餘與交易的銀行。當時的澳聯儲屬於國有，而一直到近半個世紀之後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才在霍克、基廷和霍華德政府的帶領下相繼逐漸地完成了私有化的轉變。
但戰爭，也能使一個國家在管理經濟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依賴政府。這是因為，澳大利亞經歷過大蕭條災難的「前車之鑒」，也見證了在二戰的經濟策略中對於所有可用資源的充分調動，這包括那些長期失業和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人們。這一點，也在戰後發布有關充分就業的一則「白皮書」中被強調：「儘管可能與戰前相比，人們會需要更多的住房、食品、設備和其他各種產品，但並非所有有能力工作的人都能在戰後找到工作或安全感。
比如在1919年至1939年的二十年中，平均每年有十分之一渴望工作的男女失業。在一戰後蕭條最嚴重的時期，超過25%的人成為了無產出的閑散人員。但相反的是，在二戰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發展額外生產力的需求卻並沒有受到來自財政或其他方面的阻力。」而在今天，隨著澳大利亞「全城戒嚴令」初顯成效、新增病例的曲線被逐漸拉平，雖然澳洲政府已經在竭盡全力挽救局面，但數不勝數的澳大利亞人早已或即將面臨著失業的命運。這場戰疫過後，會有多少澳大利亞人能回歸就業市場？又有多少人可能永遠回不來了？
3
先保通脹還是充分就業
實際上，大蕭條與戰爭的這些過往，都清楚地告訴了我們一個真相：在一個複雜的現代經濟體中，在因為疾病或年齡而失業或失去工作能力的風險面前，沒有人能夠倖免。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識到這一點。自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的幾十年裡，一些帶著腐蝕性的思想早就已經悄然捲土重來了，比如許多人對於領取福利金的失業者進行的激烈抨擊。
來自墨爾本大學的經濟學家史密斯（Warwick Smith）表示，「在實現充分就業期間，我們把失業看作是一種集體責任，並採取了相應的行動。但在如今，我們卻把失業看作是個人的失敗，也仍然採取了相應的行動——即懲罰失業者，儘管失業的人數實際上多於工作崗位的數量。」
實際上，在當今這個時代、在這場科技進步促成的共同繁榮中：任何人其實都應該被一視同仁地接納，而不是再去斤斤計較，有哪些人「值得」被幫助、又有哪些人「不值得」。
二戰後，澳大利亞的公共債務出現了巨幅增長，飆至GDP的100%。不過隨著名義GDP和實際GDP的穩健增長，人們也並沒有把債務放在心上。
這是因為，如果經濟按照每年7%的速度增長，那麼增幅就能在十年內翻一番。這也意味著，在第一年相當於GDP60%的債務，在十年結束時便會變成相當於GDP的30%。
而一旦經濟持續保持3.5%的潛在增長、通貨膨脹也達到3.5%的情況下，就可以實現7%的經濟增長。但歷史已經證明：澳洲經濟若要實現如此迅速的增長，那就意味著，政府不僅需要放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延續貨幣政策由通脹目標主導的方針，也需要致力於發展充分就業。
奎根指出，「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安排輕重緩急，並將恢復和維持充分就業置於保持近年來的超低通脹目標之前。——這可以體現在澳聯儲和政府開始採用名義GDP目標，不管是在物價水平還是經濟增長率層面。」
END
「增長，幾乎已經成了澳大利亞的一國宗教與信仰…有沒有人能告訴我，新冠疫情會抹去澳大利亞對於這個宗教的信仰嗎？」 一名用戶在相關話題下難掩絕望地留言。
是啊，這場戰疫終有一天將會過去；這道令澳大利亞進入計劃經濟形態的封鎖令，也終會解除。但封鎖令解除之後呢？為了那個持續多年的「信仰」，澳大利亞是否仍然會急不可耐地回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懷抱？
還是會從前兩次世界大戰的響應方案中吸取經驗與教訓？
正如著名哲學家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曾經說過：「那些不能從歷史中吸取經驗的人，終將重複那段歷史。那些不能記住過去的人，終將重複他們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