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媽媽自述：在澳洲，比疫情更嚴重的可能是華人的處境
來源：悉尼辣媽幫
我摘掉口罩，低著頭，匆匆地穿過停車場。不遠處，幾個白人聚在一起抽煙。我沒有與他們對視。車門落鎖的那一刻，我長舒一口氣：現在安全了。
在國內新冠疫情開始爆發的一月，我正在悉尼找工作。南半球夏天的尾聲如逐漸拉長的慢板，在波瀾不驚的節奏里終結了肆虐數月、百年不遇的山火。那段日子里，遠在國內的父母每天都守著新聞頻道，詢問我和孩子們在澳洲是否安好；難預料不過數日，就變成我一天幾次地刷新聞，告誡他們警惕正在爆發的新冠疫情。
從聖誕節直到次年三月份，都是澳洲傳統的招聘淡季。企業放出的職位數量銳減，LinkedIn上的招聘廣告更新得越來越慢。HR們拖家帶口地登上郵輪和飛機，去往世界各地享受假期。這個時間點，對於我——這個已過而立之年、有兩個幼小的孩子、來澳尚且不足五年的新移民來說，都不是求職的好時機。
關閉的海灘
很多在澳華人都有自己的生意，而我和老公都是公司職員，每一分開支都源自我們的薪水。我以前沒意識到，突如其來的失業，會讓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急轉直下，尤其房貸的壓力驟然凸顯。老公的薪水雖然不錯，但交的稅非常高，拿到手的錢也不足以讓我們這個六口之家繼續舒服地生活。於是，我把「找工作」當成了自己的工作，修改簡歷、申請職位、約見中介、參加面試，在悉尼城裡奔波往複。
出國五年，我從未像現在這樣，為大洋彼岸的祖國同胞感到擔憂。各種消息聽在耳邊，各種故事也不斷上演。在澳華人企業和團體開始大批購買醫療物資運往國內（後來在澳洲疫情爆發時，華人企業因此受到澳洲媒體窮追不捨的抨擊）。微信群里，給武漢捐款的接龍也越來越長。
找工作的焦慮，與國內疫情的曲線一起，不斷攀升。本想去澳洲本土大企業，但如我這樣曾在國內炙手可熱的求職者，換個國家卻完全是另一種情狀。除了自己「新移民」的身份會增加企業的文化認同顧慮，還有一重顧慮就是——我的亞洲面孔。
二月初，已經有個別病例陸續輸入澳洲。亞裔，尤其像我這樣二十七八歲才移民的年輕人，想去本土大企業找工作本來就是一件難事；加之中國的疫情愈加嚴重，我很擔心自己會遇到更大的阻力。我不得不儘快調整目標，只求薪金匹配、專業合適的西人公司，放棄了想進大企業的念頭。幸運的是，多數澳洲人以為新冠疫情遠在天邊，對中國發生的一切不甚了解，對我這張亞洲臉也還沒有特別的「忌諱」。
在中介的幫助下，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並迅速入職。那時我不曾預料到，如果再晚幾周，我很可能今年一年都找不到工作了。
說起來我已經三年多沒有回國了，生完二胎后也沒有機會帶回國去給父母看一眼。公婆在悉尼幫我帶了近一年的孩子，他們的簽證三月中旬就到期了。我本來計劃春節期間全家一起回去，正月十五之後再帶著父母過來。眼看著武漢的確診數字越來越長，波及的地區越來越廣，我們只好推遲了回國計劃。
我知道我今年又不能回國了。新工作的試用期是六個月，要想保住工作，轉正之前我必須乖乖呆在澳洲。很快，澳洲政府就替我們所有人做了安排。二月上旬，澳洲發布了對中國遊客的旅行禁令，所有非澳籍、非永久居民的中國人都不允許入境澳洲。
華人圈子炸鍋了。本來是旺季的中國春節，航空和旅游業的生意首當其衝地泡湯了。回國過年的留學生不得不計劃著如何「曲線回澳」。中澳兩國的春節慶典活動也取消了。華人媒體還在批評澳洲只禁中國，不禁日韓。
我父母的機票半年前就買好了，計劃三月中旬飛悉尼，與公婆換班帶孩子。現在不知道還能不能成行。中國禁令是每兩周一次評估，後來變成每周一次，所以我們周一到周四看新聞、聽廣播，周五便巴巴等著總理髮表講話。
禁令一再延期。澳洲不僅沒有對中國解禁，還禁了伊朗和義大利。我們不能再等了，於是找了移民中介，諮詢是否可以延長公婆的簽證。他們的簽證上面明確寫著「不得延簽」以及「18個月內不得停留超過12個月」的附加條件，但我們還是想試一試。如果不能獲批，他們很快就得離境，而我父母又不能入境，那我的兩個孩子怎麼辦？我不得不給孩子緊急找個託兒所，支付每天一百澳元（約人民幣五百多）的高昂費用。如果沒有老人幫我帶孩子，我和老公勢必有一人沒辦法再工作了。
移民中介說希望不大，只能一試，先逐個申請移除兩個附加條件，通過之後再辦理延期。我馬上寫了申請，極力陳述父母不能如期來澳、公婆不應該奔赴疫區、我和老公不能丟工作。想必移民局業務量劇增，類似我們這樣的情況，華人中不在少數。我們先獲得了28天的過橋簽證，准許暫時居住，等待簽證被批或被拒。
同時，武漢封城，中國封境，我收到了南航的簡訊，說父母來澳的航班已經取消，請儘快申請退票。過年那幾天，爸媽已經把行李收好了。給兒子買的小衣服和小鞋子，給女兒買的繪本和玩具，都整整齊齊裝在了箱子里。我媽嘆氣道，你總說現在地球變小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我們就能見面，事實上澳洲還是很遠的，來一回還要辦簽證、做體檢，不是想見就能見。再晚幾個月，孩子的鞋子就穿不下了。
特殊時期，自然是彼此的安康最重要；疫情退去后，何愁見不到面。我這樣想著，但這次疫情來勢洶洶，家裡不是老人、就是孩子，誰也不知道不幸是否會突然降臨。
女兒所在的幼兒園裡，多數都是華人小孩。雖然政府禁止中國公民入境，但澳籍和永久居民還是可以自由往來，只是在過去兩周有過中國旅行史的人，需要在家隔離14天。
一次去接孩子，我照例詢問了一個華人老師，有沒有海外回來的小朋友。她不無擔憂地說，有一個從澳門回來的小孩，上午老人送來的時候，我們說需要隔離14天，孩子被帶回去了；下午孩子又被媽媽氣沖沖地送了回來。華人老師無奈地說，這位家長還投訴到了園長那裡，說自己交了錢理應得到托兒服務。中國老師只有三個，其他十來個澳洲老師也覺得她們反應過激。
不僅如此，另一個華人老師戴了口罩，還被勒令摘掉，說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這裏的幼兒園按天計費，不去也要交錢；即使有政府補貼，我們一個月也要交1300澳元（人民幣近6500元）。我給當醫生的朋友打了電話，她說自己的兩個孩子都已經不去上學了。也許這個時期，只有在一線的醫生才知道疫情不是兒戲，而廣大的澳洲人依然覺得病毒只會找亞洲人，對華人社區的警告不屑一顧。我真擔心這樣下去，澳洲就是第二個義大利。
在我給幼兒園打電話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孩子退學了。接電話的是五十多歲的園長助理。我詢問了幼兒園是否有計劃關閉，是否有為孩子測量體溫，是否有減免費用的計劃。沒說幾句，這位為人和善的阿姨開始情緒激動。
「我理解你想減掉入學天數甚至退學的想法」，她說：「我們的一切行動都聽衛生部和教育部指揮，現在我們必須開著。但是，越來越多的孩子不來上學了。」
她絮說了很多，言語中充滿著焦慮和傷感。「這所幼兒園已經服務社區四十多年了，我沒想到再過幾周它可能就要被迫關閉，永遠消失了。」
我想起微信群里，家長們討論著如何與園長談判、給她們施壓，也描述了最後一天接孩子的時候，幾個年輕的老師哭著跟孩子說再見的場景。我最終也沒有忍心退學，而是把一周五天改成了一周兩天。
下班回家，聽孩子爺爺說在街上遇到了幼兒園的一個華人老師，幾天前已經被裁員了。她可是女兒最喜歡的老師啊。
我的新公司有四十多人，只有我和另一個部門叫Cathy的女孩是中國人。她比我早入職兩個月，也還在試用期內；家裡有一個三四歲的兒子，也是老人幫著看。
中午休息的時候，我們經常一起吃飯，用中文聊天。旁邊的西人同事也聚在一起刷Facebook和Twitter，聊時事談八卦，不時迸發出吵人的笑聲。此時，中國已經全面封境，伊朗和義大利依次淪陷，日本為了奧運會繼續嘴硬，英國的「群體免疫」備受批評，紐西蘭禁止郵輪靠岸，美國忙著做各種對全球疫情沒有幫助的事情。
在澳洲，大片的餐館已經倒閉，企業開始成千成萬地裁員，各行各業失業的人數與日俱增。政府會議不斷，社會群體吵成一鍋粥，與總理意見不同的州長們公開叫板、各行其是。三月中旬，澳洲政府宣布禁止所有非澳籍人士入境——在中國疫情已經快要結束之時，我們總算「封國」了。
排隊在政府部門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
華人群體急壞了。我們知道這次疫情不是「大號流感」，不是年輕人免疫，不是亞洲專有；我們也知道戴口罩至關重要，但依然沒有人戴口罩。在西方觀念里，戴口罩的人就是病人；如果沒病就不需要戴口罩。於是澳洲社會很自然地分為了兩個陣營：一邊是大聲疾呼、不斷請願的華人，一邊是我行我素、不戴口罩的西人。
父母不斷叮囑我，不管別人如何，你一定要戴口罩。但是，整個辦公室的人都若無其事，如果就我戴口罩，會被認為是生病了而勸回家休息的。我不想失去這份工作，即使鋌而走險。
Cathy顯然比我勇敢。一天早上，她戴著一個黑色的口罩進了辦公室，說：「孩子都不去上學了，老人也不敢出門，但是我每天還在外面跑，他們的隔離有什麼意義。」
午飯時間，我又見到了她，她已經摘掉了口罩。我問怎麼回事，她說：「壓力太大了。一上午好幾個人過來問我怎麼了，主管跟我說不舒服可以請假。另外戴著口罩也影響溝通，我打電話客戶也聽不清我說什麼。」
我們邊吃邊聊。旁邊的同事看著手機哈哈大笑。我瞥了一眼，屏幕上是一張調侃疫情的圖片——調侃的對象是中國，我還看到了F開頭的單詞。
我問Cathy：「我們是不是該說點什麼」？
Cathy說：「你能說什麼？就當沒看見吧。」
可能是顧慮我們，同事很快關掉了圖片。我心裏很不舒服。幾年前剛到澳洲時，我也經常跟Facebook上出言不遜的網友爭論；如今我已經很少這樣做了。
我的處境跟Cathy一樣。早在幾周前，我老公的公司已經開了會，就遠程辦公的事情做了安排。二月底開始，他就在家上班了；孩子們也都留在家裡，老人出門買菜都是口罩手套全副武裝，只有我一個人出入寫字樓。
我想，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把我自己隔離起來？想來想去，沒有一個可行的方案。家裡只有一套房子，住酒店太貴，何況我還有那麼小的孩子。所以我每天不停地洗手，避免和同事交談、吃飯，但臉上還要裝作跟他們一樣地鎮定自若。我盼著總理什麼時候能強制企業必須在家上班，這樣家人才算真的安全了。
我們的生活，被疫情新聞切割成塊。
華人媒體——那些頭部微信號更新得更加頻繁。除了疫情數字，一些華人受攻擊的消息也不時出現。悉尼地鐵上，戴口罩的小夥子被白人婦女辱罵；珀斯校外，留學生被不明身份的男子毆打；墨爾本街頭，女孩被吐口水、扯頭髮；甚至有華人的車被點燃，燒得只剩一半……辱華標語也不時出現。有兩個華人小夥子暫停了工作，每天載著水槍和油漆桶到處轉悠，看見這樣的標語就上去清理。
新公司離家很近，每天只需要開車15分鐘就能到。因為是新員工，我沒有公司樓下的停車位，而是得步行10分鐘去一個公共停車場。
公司的車位在停車樓的頂層。因為是外部人員，沒有電梯卡，每次我都得從入口進去，繞著車道一圈圈走到頂層。以前不覺得有什麼，現在卻不得不跟白人同事結伴而行，獨自經過時也得倍加小心。到了入口處，我摘掉口罩，低著頭，匆匆地穿過停車場。不遠處，幾個白人聚在一起抽煙。我沒有與他們對視。車門落鎖的那一刻，我長舒一口氣：現在安全了。
回家路上，廣播里反覆播放著總理的講話：如何帶領澳洲應對疫情，如何撥款挽救經濟。停車等紅燈的時候，望著眼前經過的行人，我忽然擔心有人會衝著車裡的這張中國臉，豎起中指。
有個朋友說，要送孩子和老人回國去「躲一躲」，一直到澳洲疫情結束。這時，澳洲已經取消了90%的航班，州和領地也各自封了邊界。僅有的幾個往返中國的航班，機票價格已經漲了好幾倍，一票難求。
我也曾萌生過把老人孩子送回去的念頭。但是路途遙遠，我不放心；兩國也不知何時才能恢復正常航班。更重要的是，兩個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的，回國需要辦中國簽證，而現在領事館已經不再接受簽證申請了。就算我們想回國，也回不去了。
疫情對澳洲經濟的影響，很直接地體現在了澳元的表現上。這幾年，人民幣兌澳元的匯率一直在5上下波動。華人們會伺機而動，在匯率低的時候，把銀行、微信、支付寶賬戶里的人民幣，通過外匯公司兌換成澳幣，賺取匯率差，此時小數點后每一位的細微變化都舉足輕重。
三月下旬的某一天，澳幣忽然暴跌到了3.91，據說這樣低的匯率上一次發生在二戰時期。我和老公緊急打了幾個電話，又聯繫了國內的家人，讓他們打車去銀行給我的人民幣賬戶轉帳；之後聯繫悉尼的外匯公司要求換匯。心急火燎地過了大半天，老公終於來電說，外匯公司已經沒有配額了，因為換錢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又問了其他幾家外匯公司，一律滿額。僅僅過了一晚，匯率便回升到4.2，接著又開始向著5一點點上升。這一戲劇性的事件在朋友圈被刷屏，那些因為沒有及時換錢而哭暈在廁所的華人，我們也是其中一家。
三月底，老公收到公司的通知：全球各個分公司，高管停薪、中層減半，普通員工獎金推遲發放、所有升職申請一律暫停。六月份就是財年底，按照澳洲傳統，公司需要漲一定百分比的工資來應對通脹，可想而知這個也取消了。
沒過多久，新的政策又出來了——裁員。所有臨時合同的員工一律裁撤。他們組一個已經做了十幾年的老員工也被迫離開。
今年五月，老公在這個公司工作就要滿十年了。按照勞動法可以多拿三個月的薪水，或者有薪假期。之前我們已經計劃好，等他拿到這筆錢就換工作，而現在，能夠不被裁員已是萬幸，何況澳洲已經不允許兩人以上共處一室，哪還有工作可以找。此前，他的部門經理已經幫他把升職報告交上去了，疫情結束前應該是聽不到迴音了。
不出一周，新政策又出來了。公司讓員工自願減少工作時間，每周可以工作二到四天。如果是四天，可以拿到90%的薪水。我們商量后，還是決定不報名。10%的錢也很重要。
他們公司的主要客戶是航空企業，可想而知，股價大跌。但畢竟是跨國大公司，一切流程還比較緩和。而我就沒那麼多選擇的餘地了。
三月的某個周六的下午，我忽然接到了老闆的電話，他說總理剛剛發表講話需要關停所有非必需的經營，我們公司很可能要開始在家上班了。他問我是否願意在家上班，家裡是否有電腦。我順著他一起抱怨了總理的決定「很瘋狂」，但掛掉電話后，我欣喜若狂地開始收拾書桌、清理電腦，為遠程辦公作準備。
在家工作僅兩周，公司的新政策出來了：工作時間從五天減少到三天。自然，薪水也減少40%。我還是試用期的員工，又是澳洲職場地位較低的華人，如果有一天公司裁員，那我是首當其衝。同組裡另一個女孩也是新員工，但她是澳洲當地人。即便擁有地域優勢，她也很緊張自己會職位不保。澳洲人沒有儲蓄的習慣，大約有50%的澳洲人銀行戶頭裡連1000澳元的現金都沒有，無怪乎經濟稍有動蕩，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就能擠爆政府辦公樓的大門。
除去醫療物資外，澳洲的生活物資也暫時出現短缺，超市連廁紙都開始限購，但依然有華人代購搶奶粉甚至和上前阻止的顧客大打出手。視頻一經發布到Facebook，華人群體再次被推向輿論的浪尖。
疫情初期，瘋狂搶廁紙的澳洲人
四月的一次講話中，總理說了一句「感謝華人在疫情初期對控制蔓延所作的貢獻」。確實，最先預警的是這個群體， 閉門不出的也是這個群體。如果我們像西人一樣，不顧指數增長的確診數字依然聚集在邦迪海灘，那麼澳洲現在的疫情不堪設想。
第二天，不出意外地，沒有一家當地媒體報道總理的這句話。全澳2400萬人口，華人只有120萬；我們的意見不被主流社會聽取，更沒有權威媒體為我們發聲。
走筆至此，我驚訝地發現，二月到四月竟如此漫長，彷彿已經過了半年之久，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度日如年」。有時看著兩個年幼的孩子，一臉天真地坐在一起玩耍，對窗外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就不由傷心。2020本該是多麼圓滿的一年啊。
如今，北半球春暖花開，我所熟悉的城市一個個都開始復工復產，而南半球的秋天才剛剛來臨。我們還需要以強大的內心，應對紛至沓來的那些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