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式性騷擾：精英職場的「食物鏈」，坑了多少人？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在桌子下，他的手伸向了我的大腿中間。」
其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女法官回憶起自己參加過的一場行業人士聚餐的噩夢，「他性騷擾了我。我毫無疑問覺得這是犯罪，我沒有同意他這麼做。」
對於一些人來說，對於戴森·海頓（Dyson Heydon）的性騷擾多名女性的指控曝光無疑是個巨大的衝擊。
2003年進入最高法院的戴森·海頓，兩年後，他被控訴性騷擾前助理 / 來源：Andrew Meares
很難想象，作為一個自身在職業上有著非常高聲望的澳洲法律從業者，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竟然會做出這樣不合情理、甚至有可能是觸犯法律的行為。
但可能對於更多的人而言，這個消息也並不會令他們感到過分驚訝。
因為如果你了解過一項2018年由澳洲人權協會發起的調查，那麼你就會已經知道：在澳大利亞，15歲以上的人群中共有高達72%遭受過性騷擾。在過去一年中，有23%的女性與16%的男性表示曾在工作場合被性騷擾。
來源：humanrights
另一項2018年由國際法律協會發起的調查中則顯示，在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太平洋群島，有將近一半的女性律師表示曾經在工作場合遭受過性騷擾。
實際上，像法律行業這種在澳洲具有金字塔文化的精英職場中，男性一直以來都站在「食物鏈」頂端掌握著主導的話語權，女性的弱勢地位卻往往導致其淪為被圍獵玩弄的「獵物」；而職業晉陞中對於個人關係網的強烈依賴，無疑又加劇了這一現象。
這導致性騷擾成為了一個在澳洲法律界及其他精英職場公開的秘密，一個很多人其實心知肚明，卻又充耳不聞的「上位的代價」。
而想要改變這個醜陋的現象，就或許得從文化遺毒的系統性根源著手。
1
「男人的世界」
在澳大利亞，法律職業在傳統上是為了男性而保留的。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女性在澳洲一直都被禁止學習法律，更不用說從業了。直到1915年，第一位澳洲女性法律從業者才在昆士蘭州被官方正式承認。又過去了很多年之後，女性才開始充當法官的職位。
不過近年來，澳洲女性學習法律的勢頭逐漸在崛起。
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法學院註冊學生男女比例近乎相等，到了如今，女人學法律甚至大有趕超男人的趨勢：據Pitcher Partners於2019年發起的一項統計調查，約有60%的澳洲法律畢業生為女性。
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在法律行業中的地位就真的提升了。在更具影響力的高等職位之中，女人的身影仍然寥寥無幾。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亞法律改革協會發現，女性法律工作者更容易集中在那些更低端、報酬更少的初級崗位。
時至今天，這個現象仍然存在：在新南威爾士州，女合伙人在所有律師事務所中只佔了約四分之一，在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中只佔了11%。而在全澳大利亞，僅有23%的大律師（barrister）性別為女。
除非澳洲政府下定決心改革這一行業性別多樣性的匱乏，不然這便永遠將是「男人的世界」。
2
當整個職場文化默認了性騷擾的存在
隨著男性逐漸在職場中「搶佔高地」，不管他們是在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的情況下，一種以男性偏好與偏見為主導的職場文化也隨之形成了。
比如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高院女法官被律師打斷的頻率比她們的男同事更頻繁。
這種男性在女性講話時喜歡插嘴打斷對方的行為，更廣泛地反射到職場文化的潛規則中，就是一種典型的男性「宣示主權」的方式。
性騷擾則是另一種。
實際上，像法律這樣一個具有高度競爭性、又以表現為導向的金字塔式結構的職業中，一直都默許著這種行為的存在。因此，當有關性騷擾的指控被公開時，總有人會覺得大家是大驚小怪，這種行為早就是「公開的秘密」。
這種文化導致的兩個後果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性騷擾在澳洲職場屢禁不止。
首先，那些受到騷擾的人們被理所當然地要求遵守這一「潛規則」，要麼接受這種行為，要麼離開；
其次，證人自己也認為不宜公開指證這種行為。
實際上，除非我們能從這一文化的根源做出更徹底、更廣泛的改變，這種不道德、不合法的行為只會在這個封閉的系統內繼續孳生、繼續禍害別人。
3. 澳洲精英職場晉陞之路的關鍵
其實在澳大利亞待久了，你就會知道決定一個人職業天花板的高度的關鍵，很多時候並不在於個人能力的高低，而是在於「關係網」的深淺。
點擊閱讀更多：《看不見的「玻璃頂」：亞裔能攻破澳洲主流社會的精英層嗎？》
比如對於初級律師而言，督導關係對於職業生涯的未來尤其重要。雖然大學會為在校生打入關係網提供實習機會，但很多時候獲得晉陞不僅僅需要一個導師，更需要一個擔保人。這個擔保人一般來自所謂的「內部人士」，他們的手裡也握著能夠幫新人打開職場新大門的金鑰匙。
澳洲法院的金字塔結構 / 來源：legal studies
女性本來在打通這種「關係網」上就已經往往會遇到更大的阻礙，而恰巧，這些掌握著職場晉陞生殺予奪大權的「內部人士」又大多數是男性。
這導致有一些女性雖然本來自己有能力有資格去填補這些令人垂涎的職位，但一旦到了那裡，她們就不得不為了維持自己的晉陞之路，而付出相應的「桃色代價」。
於是，在這種默認性騷擾的職場文化中，新人遇到相應的情況也往往沒有勇氣叫停、不得不忍了下來。
「其他人都忍了，我為什麼不能忍呢？」 一名在匿名接受調查中表示曾遭受過性騷擾的女性從業者黯然感嘆。
當然，一些忍不了的女性也有可能就此離開了職位。但這不僅導致了有才華的職業女性流失，也更加鞏固了男性在澳洲精英層中的主導地位。
這相當於一個惡性循環。
結語
儘管女性在澳洲精英職場的乘風破浪之旅仍然艱險重重，但這次前高院法官的性騷擾控告曝光與對其進一步採取行動，仍然激起了一大片浪花。
這或許是弱勢群體終於站出來反抗這種「吃人」的食物鏈職場文化的一小步，這或許也是挑戰整個澳洲法律系統與重建文化基準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