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低下?但有豐富的礦產…澳大利亞經濟談不上繁榮,也說不上蕭條
來源:澳洲財經見聞
前 言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國家。
作為一個締造神話的國家,澳大利亞書寫了最長時間無經濟衰退的歷史。同時,作為一個令人嚮往的國度,澳大利亞是世界上第八大富裕的國家。
然而,作為一個「騎在羊背上的國家」,澳大利亞被指經濟結構簡單,依靠原始未加工的資源出口。
同時,作為一個骨子裡還是西方思維的國度,澳大利亞又廣泛受益於移民(主要是中國)所帶來的紅利,長期遊走于東方文明和西方民主的「夾縫中求生存」。
如果說美中貿易衝突本身不足以重塑全球供應鏈,那麼新冠疫情的來襲則可以近乎肯定地緩解全球貿易的緊密程度。
另外,伴隨中國「大國外交形象」的崛起,澳大利亞經濟似乎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何以抉擇成為了當下令人頭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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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被指人傻錢多
繼上個世紀的經濟大蕭條以來,澳大利亞憑藉豐富的礦業資源和地產開發一路高歌猛進,打破了由荷蘭創造的經濟記錄,成為史上連續無經濟衰退歷時最久的國家。
然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總能聽到這樣一種聲音,即澳大利亞經濟談不上繁榮,也說不上蕭條。
總之,眼下的經濟令人沮喪之餘,也讓人覺得怪異。
一些人士指出,從很多方面而言,澳大利亞是一個「懶惰」的西方國家,具體表現在經濟增長疲軟、生產力低下、央行無能、政府缺乏改革的有效辦法……。
我們不僅擁有全球最高的家庭負債,當前的經濟增長又完全歸功了移民的紅利。
但是,繁華的背後都是沉重的代價,其中就包括不堪負擔的房價。
同時,近期發布的《哈佛經濟複雜性地圖集》(Harvard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注:哈佛的一個研究與數據可視化工具)又給了澳大利亞一個終極侮辱。
按照經濟複雜性排名,澳大利亞位列第93位,低於塞內加爾和巴基斯坦。不少人直言,這個排名真丟臉!
與之相反,作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的這一排名從全球第51位上升至第19位。
所謂的經濟複雜性指數是用於衡量國家出口結構多樣性和複雜性的重要指標。
哈佛大學的數據明顯暴露了澳大利亞經濟體中存在的矛盾,即澳大利亞雖然是全球排名第八富有的國家,但是出口結構卻和落後的非洲國家——安哥拉相似。
按照凈額計算,出口海外市場的商品中,礦產和能源佔到了大約70%。如果加上食品、酒類、羊毛、旅游業和金屬產品,這一數據激增至99%。
儘管澳大利亞高科技企業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如軟體供應商Atlassian、血液製品巨頭CSL等,但是,相對於總出口而言,澳大利亞可以說不向海外市場提供任何需要加工的東西。
於是,澳大利亞被指「人傻錢多」,雖然富有,卻似乎變得越來越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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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
今年6月,澳大利亞對華出口再創新高,達到146億澳元。這也是澳大利亞連續30個月對華實現貿易順差,達到82億澳元。
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評論,即澳大利亞非常依賴中國,或者澳大利亞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了「中國」一個籃子里。
數據顯示,在過去十年,中國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如今在它的出口總額當中佔了32.6%。
針對突如其來的新冠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關閉,澳大利亞本財年的聯邦預算赤字將達到1850億澳元,幾乎佔GDP的10%。
預計到明年6月,聯邦政府債務總額將從2019年預算的5600億增至8510億澳元,對經濟造成的衝擊僅次於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於是,這場危機暴露了政府保護下行業缺乏競爭力的問題,以及聯邦政府依靠外資的脆弱性。
今年3月和5月期間,澳大利亞有 87萬人失業,另有100萬人減薪。7月最新的失業率攀升至7.5%,為1998年1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於是,一些經濟學家指出,眼下我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變得前所未有。
畢竟,不能永遠實施工作補貼(JobKeeper)。同時,JobKeeper自身並不能創建所需的數百萬個新工作。另外,政治上也不允許政府通過疫情后時代的緊縮政策來償還債務。
由於政府干預的規模過大,澳大利亞政府究竟需要花多少錢似乎還沒有定論。
然而,有一點可以肯定,即澳央行行長Lowe所言,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負債總需要有人來買單。
如果生產力下降的趨勢沒有得到扭轉,就不能保證經濟的增長速度快於我們債務成本的增長速度。
從這一角度而言,澳大利亞的確十分依賴中國市場。
然而,從政治層面而言,澳中兩國還是存在根本意識上的差異。
有人說,澳大利亞骨子裡還是一個西方國家。
伴隨中國經濟實力的崛起,「大國姿態」開始展現,兩國政治上也開始越走越遠,繼而累及經濟。
克里斯·凱利(Chris Kelly)是澳大利亞本土一名大麥農場主。
他說:「在過去,我們都很喜歡中國人,愛死他們了。澳大利亞每個種大麥的人都喜歡中國人,因為他們讓我們富了起來。」
去年,澳大利亞生產了超過800萬噸大麥,用作釀啤酒和做豬飼料。中國買下了當中超過一半,並且付的還是高額溢價。
但是,事態隨後迅速發生變化。
年初,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加征80%關稅,隨後又發生了暫停牛肉進口、警告學生/遊客不要前往澳大利亞等……。
對於澳大利亞經濟而言,可以說眼下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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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澳大利亞經濟

過去幾十年,全球貿易急劇增長。
在這個過程中,澳大利亞無疑是受益者。
然而,如果說去年美中貿易衝突本身不足以重塑全球供應鏈,那麼新冠疫情的來襲則可以近乎肯定地緩解全球貿易的緊密程度。
麥肯錫(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16%-26%的出口(約佔企業全球採購額的四分之一,按2018年美元計價值2.9-4.6萬億美元,或4.1-6.4萬億澳元)可能「正在鬆動」。
簡言之,這些商品的生產不是轉移至國內本土生產,就是轉移至新的地點。
穆迪(Moody)本周分析也得出了以下結論,即新冠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全球貿易關係的根本性轉變。
供應鏈將變得更加穩健、更加分散、並且更加註重區域性。
波士頓諮詢集團也于上月底發表了自己的分析報告。據其估計,今年全球貿易將減少3萬億美元(從18萬億降至15萬億美元),直到2023年才回恢復至2019年的水平。
換言之,貿易流動可能會發生巨大變化,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可能會下降,而美國、歐盟、印度和東盟之間的貿易額則會相應增加。
同樣,澳大利亞的貿易模式也可能發生巨大轉變。
一方面,澳大利亞與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能源煤貿易下降;另一方面,澳大利亞與中國和印度之間的鐵礦石貿易持續增加。
全球貿易和全球化的未來形態對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穩定至關重要。
一開始,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對所有人(特別是中國)發起了貿易戰。隨後便是新冠病毒的全球爆發;再到近期,美中關係進一步出現惡化。
考慮澳大利亞貿易風險敞口,這種情況對澳大利亞尤其重要。
波士頓諮詢集團表示,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過去20年中,製造業佔澳大利亞GDP的比重已從13.8%下降至5.6%。
本土製造業的大幅減少讓澳大利亞幾乎所有行業的企業和消費者都依賴進口增值產品。
在報告中,波士頓諮詢集團稱澳大利亞為全球供應鏈的「最後一站」。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大流行對供應的影響如此之快,如此之重。
顯然,從新冠大流行的經驗來看,針對藥品、醫療設備、以及衛生有關用品的供應,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國家都將從此尋求更高的安全性。
中美之間針鋒相對的衝突日益加劇,又加上美國大選在即,無論是出於國家安全,還是大選造勢,中美之間的這種情況在11月份之前都不太可能減弱。
然而,作為美國的盟友和西方經濟體鬆散聯盟的一部分,澳大利亞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國。一方面,中國是澳大利亞礦業資源的最大客戶;另一方面,我們的農產品以及很多成品也主要出口中國市場。
因此,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之上,澳大利亞所面臨的風險最大。
全球貿易流動和關注點從「即時(just in time)」採購的效率轉向供應鏈的彈性和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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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並不孤單
然而,在這件事情上,澳大利亞並不孤單。
據穆迪估計,中國占發達經濟體進口總額的20%至25%。其中,美國、歐盟和日本從中國的機械進口佔40%。美國、日本和韓國從中國的抗生素進口佔比25%。
毫無疑問,重建這些供應鏈,以推動供應來源多樣化、或者實現「重新在岸生產」不僅極具破壞性,而且成本很高。
對於這些威脅,中國也無法倖免。
過去十年間,中國持續努力在減少對澳大利亞鐵礦石的依賴,繼而提高了從巴西進口鐵礦石的份額。然而,即便如此,中國獲取自然資源的途徑依然高度集中。
數據顯示,澳大利亞仍佔中國鐵礦石和精礦供應的59%。另外,中國也受到某些技術進口的影響。以計算機晶元為例,中國在2018年進口了3120億美元。
與此同時,中國作為許多全球供應鏈網定點的作用正在發生顯著變化。
一方面,隨著中國日益變富。中國的目標也自然更為雄心勃勃,旨在成為提高價值,佔據全球技術領導地位。這樣一來,既往低成本生產商的地位已被其他地區所取代。
另一方面,早在中美貿易衝突和新冠大流行爆發之前,中國產品受全球貿易和市場開放影響的弊端業已存在。
雖然龐大的國內市場給其提供了一定的緩衝,但全球貿易的萎縮給中國造成的傷害,甚至超過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的傷害。
進言之,各國已經對新冠疫情暴露的脆弱性做出了重大回應。
例如,美國和日本已將數十億美元的刺激計劃用於激勵企業在岸生產/採購關鍵產品。
麥肯錫指出,今年前三個月,貨物貿易已經下降了13%。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結論,隨著疫情的全面影響變得更加顯著,全球貨物貿易可能會進一步下降。
隨著公司重組供應商網路,五年內全球產品採購的四分之一將出現「大搬家」。
另外,報告也指出,環境和全球經濟的變化正在增加企業遭受衝擊的頻率和程度。
數據顯示,過去一年發生了40起天氣災害,每起事件造成的損失超過10億美元。
平均而言,目前破壞性事件每3.7年發生一次,最極端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一直在上升。麥肯錫預計,每十年平均損失一年利潤的40%以上。
在過去30年中,貿易的全球化加速發展,當時貿易的增長速度是全球GDP的兩倍以上。
然而,這一增速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有所停滯,現在卻在明顯減速。同時,伴隨新冠疫情的出現,再加上經濟大國之間的貿易衝突,全球供應鏈重新設計並不是在痴人說夢。
全球貿易的初衷是改善發展中經濟體大量人口的生活,同時降低發達經濟體中商品的價格。然而,整個全球化過程無論是對全球,還是對單個經濟體均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影響顯然並非全是積極、正面的影響。
結語
雖然澳中外交關係變得緊張,但兩國關係的經濟邏輯仍然存在。
然而,地緣政治秩序的破壞意味著,澳大利亞在獲得更多權利的同時也消耗著從中國發展獲得的紅利。
疫情之下,澳大利亞人遭受了巨大的健康和經濟衝擊。澳大利亞人民的生活不僅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對未來前景的希望也還是變得渺茫。
為了「滅火」,政府透支著未來的資金。但是,為了實現澳大利亞人期望的繁榮和安全,眼下似乎需要更多的政治和國家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