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口罩80澳分——「隱藏」家中的制衣工人
來源：ABC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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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放滿糖果色線軸的車庫裡，蓋特·凱（Ghet Ky）聚精會神地在縫紉機旁工作。
garment homeworkers 關鍵看點：
在疫情高峰期，至少有一名工人被要求縫製口罩，每個工錢80澳分
澳大利亞道德服裝協會稱，在家縫製衣物的人有權獲得合理的工資
該小組鼓勵「隱藏的」的制衣工在11月25日至27日期間打電話了解他們的權利
她是一名服裝工人，在家中縫製衣服，也被稱為「外包工人」。自從越南移民來澳以來，在過去25年，自家車庫一直是她的工作場所。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她的一位僱主要求她製作口罩，並願意為每個口罩支付80澳分。
她算了算，每小時工作薪資約合七澳元，約為最低小時工資20.41澳元的三分之一。
凱女士說，她是一個周五收到訂單的，周一就要交付口罩。
凱女士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我給他發簡訊……因為我知道基本技能的最低工資是多少，不適用我的技能，基本技能工資是行業新手的基本工資。」
「每天要花費超過12個小時的工作時間，電費，最重要的是[那是]周末，你就沒有時間陪伴家人。」
凱女士知道自己的權利，但表示其他人願意接受更少的錢。
凱女士知道自己的權利，但表示其他人願意接受更少的錢。
她告訴僱主，根據她的生產成本計算和花費的時間，每個口罩2.50至3澳元是更合理的價格。
凱女士說，她最終在那個周末製作了300個口罩，而僱主同意支付她所要求的金額。
但是在那之後，他找到其他工人以更低的成本製造了其餘的口罩。
她說：「我無法降價。因為如果我降價的話，我就會蒙受巨大損失，」她說，其他人的價格可能會低20或50澳分。
凱女士說，在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一些僱主正在「利用優勢」。
她說：「在家工作時沒有保護。」
「人家給你什麼，你就的接受什麼，有時價格他們想怎麼定就怎麼定。」
這個車庫在過去25年中一直是凱女士的辦公場所。
(ABC News: Erwin Renaldi)
未知數量的「隱形工人」
對澳大利亞制衣工人的剝削一直是非營利組織澳大利亞道德服裝協會（Ethical Clothing Australia，ECA）一直關注的問題。
澳大利亞道德服裝協會全國經理安吉拉·貝爾（Angela Bell）說：「最初創建道德服裝協會認證就是因為存在大量對家庭工人的剝削。」
「欠薪和其他形式的剝削是我們二十年來不斷發現並處理的問題。」
道德服裝協會表示，像凱女士這樣的外包工人是澳大利亞制衣業中處於特別弱勢的勞動力，一方面的問題在於此類制衣工人的真實人數仍然未知。
公平工作調查專員署（Fair Work Ombudsman）表示，有3.5萬名外包工人，但紡織品服裝和鞋類（Textiles Clothing and Footwear，TCF）工會表示，這一數字接近4.5萬。
貝爾女士說：「我們估計澳大利亞的紡織品服裝和鞋類行業有成千上萬的家庭工人和外包工人，但很難量化。」
她將其描述為「隱藏的勞動力」。
澳大利亞道德服裝協會全國經理安吉拉·貝爾說許多外包工人是移民，他們沒有信心大聲講出他們的工作狀況。
澳大利亞道德服裝協會全國經理安吉拉·貝爾說許多外包工人是移民，他們沒有信心大聲講出他們的工作狀況。
「您可能有自己熟悉和喜愛的公司名牌，但實際上卻不知道這是自主生產的產品，還是將產品外包給供應商，然後再轉包給另一家，甚至還可能外包給了家庭工人。這就是使家庭制衣工隱藏的原因。」
「除非您追蹤供應鏈，否則無法真正知道誰參与了服裝產品的生產。」
貝爾女士還說，澳大利亞的服裝家庭工人主要是移民工人，尤其是越南裔和華裔社區的婦女，由於語言障礙，她們可能無法為自己的權利發聲，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權利是什麼。
她說，這些制衣工是僱員，而不是獨立承包商，有權獲得與駐廠工人相同的工資待遇，也就是說，她們應該獲得年假和退休金。
貝爾女士說：「僅僅因為這些人在家工作，並不能說明的她們的工作環境是安全的。因此，在安全方面也經常會出現問題。」
在街上聽到縫紉機的聲音
阮阮（Nguyet Nguyen）在成為道德服裝協會的外聯人員之前，曾作為外包工人縫製服裝近20年。她現在是紡織品服裝和鞋類工會的成員。
她的工作之一是尋找外包工人並評估他們在家中的狀況。
通常，當她在街上走路時聽到縫紉機運轉聲，她就會找到這些服裝工人。
她說：「我們發現人們真的像隱藏起來工作一樣。」
「沒有人知道他們來自哪裡，他們從事什麼樣的工作…他們彼此不認識。這就是問題所在。」
阮阮的工作之一是尋找外包工人並評估他們在家中的狀況。
(ABC News: Erwin Renaldi)
阮阮的工作之一是尋找外包工人並評估他們在家中的狀況。
她說，其中一些人不想透露自己的事情，而另一些人出於害怕失去工作只透露部分細節。
她說：「因為如果公司知道，就可能會停止給他們工作。」
最近，阮女士表示，她和工會幫助昆士蘭州Inala地區的外包工人楊阮（Nguyen Duong）拿回了拖欠的工資。
楊先生在越南時是一名制衣工人，於1993年來到澳大利亞。他現在在家中縫製衣服，有時在晚上和周末也工作。
從2016年開始的三年中，他的一位僱主拖欠了他服裝縫製工資15,000澳元。
楊先生說：「那個人欠我，他們說手頭緊，生意不好。」
但沒有獲得薪水並且那個公司更名后，他尋求工會的幫助。
他說：「直到去年那個時候才拿到了15,000澳元，之後疫情大流行就開始了。」
呼籲外包工人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紡織品服裝和鞋類全國秘書長詹妮·克魯斯切爾（Jenny Kruschel）表示，澳大利亞和海外時裝業員工的工作條件在某些方面相似。
她說：「無論你是在澳大利亞，還是在海外，如果你是制衣工人，都更有可能被剝削，薪水不高，從事臨時工作，而且隱形。」
克魯斯切爾表示，澳大利亞和海外時裝業員工的工作條件在某些方面相似。
(ABC News: Erwin Renaldi)
克魯斯切爾表示，澳大利亞和海外時裝業員工的工作條件在某些方面相似。
她說，制衣外包工人維護權益很重要，這樣他們才能獲得適當的報酬並享有更好的條件。
為此，道德服裝協會和紡織品服裝和鞋類於11月25日至27日開展為期三天的活動，敦促在家中縫紉的「隱藏」制衣工人撥打全國熱線電話，以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其合法權益。
這些團體鼓勵服裝外包工人匿名打電話進來，用英文之外的其他語言也都可以，如果他們想了解規範的工資和在家工作的安全情況等問題。
「外包工人打電話進來是非常重要的，或者，如果您有認識的在家中工作的家人或朋友，鼓勵他們打電話來了解自己的權利，」克魯斯切爾女士說。
凱女士對外包工人的薪水有時只拿最低工資的一小部分的事情有著親身經歷，這可能會對像她這樣的工人產生連鎖反應。
她說：「在家工作的好處是我們可以為多個供應商工作，所以當一個供應商無法提供我們需要的工作量時，我們也不會有問題。」
「但是缺點是，那些公司在我們不了解我們的權利且沒有其他供應商選擇時傾向剝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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