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功與名：澳洲華裔密碼女郎的一生
來源：大澳網
每年4月25日為澳新軍團日(ANZAC DAY)，起源於一戰期間在加里波利戰役中陣亡的澳新軍團士兵，現在，每年的這一天，人們佩戴鮮紅的虞姬花(poppy)，來緬懷為澳大利亞犧牲的所有已故軍人。
二戰期間，約有超過600名華人在澳大利亞應招入伍，他們中有男性，也有女性。然而，他們的名字被後人所記住的，卻寥寥無幾。
01、白澳政策中出生的中國女嬰
1927年，澳大利亞悉尼，一個粉雕玉琢的女嬰呱呱墜地了，她有著和她父母祖先一樣的黃皮膚和黑眼睛，「華裔」這個身份，從降臨的那一刻起就跟隨並影響著她傳奇的一生。
女嬰的父母都是華人，所不同的是，母親出生於新南威爾士州的一個小鎮，是個土生土長的澳籍華人，她的家庭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很多年了；而父親，一個廣東青年，卻是在他13歲時才從中國漂洋過海來到這片南方大陸的。
這是「白澳政策」統治下的澳大利亞。因為不是白種人，女孩的父親根本沒有資格成為一名「澳洲人」，他生活在這裏，卻永遠都是「外國人」，而這樣的有色外國人，往往被主流社會視作「敵人」。而因為與這樣的人結婚，女孩的母親也被取消了澳洲國籍，並因此而不得不定期去警察局報到。
凱瑟琳父母的結婚照
這名女嬰出生的時候，這個華人家庭已經有了三個女兒。傳統文化令他們極其渴望一個傳宗接代的男孩，然而，這次又是一個女兒，他們的第四個女兒。
他們仍然喜愛這個可愛的女孩，給她取名叫凱瑟琳(Kathleen)，全名凱瑟琳·泉·馬內(Kathleen Quan Mane)。
在凱瑟琳之後，他們又增添了第五個女兒，取名多琳(Doreen)。
當時正值澳洲經濟大蕭條的世代，所幸的是，這個有著五個女兒的華人家庭經濟條件並不拮据。從有限的資料中無法得知凱瑟琳的父親從事何種生意（必然是自營生意，當時的環境下他幾乎不可能獲得任何職業），但從父母的結婚照便可窺見，這是個富裕的家庭。
優渥的家庭環境給了凱瑟琳和她的姐妹們一個快樂的童年。在凱瑟琳的回憶中，幼年時代的她們幾乎什麼也不缺。父母在家中維持著地道中式的生活方式，一日三餐都是中餐，家人們之間說廣東話。
父母把女孩們送進學校，給她們良好的教育。在家庭之外，凱瑟琳和姐妹們與白人女孩一起上學、玩耍，從她們那裡學到了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嚴苛的白澳政策環境下，家境富裕的華人孩子仍然過著無憂無慮的童年，現實世界中那些冷酷醜陋的東西似乎被某種無形的保護傘阻隔在了她們的生活外面。也許，金錢就是那把無形的保護傘吧。
02、穿上軍裝，為澳大利亞而戰
1945年，二戰已然接近尾聲，剛剛年滿18歲的凱瑟琳加入了澳大利亞空軍婦女輔助部隊(WAAAF)，成為一名密碼破譯員。
小妹多琳也在同時參軍，成為同一支部隊的辦事員。據記錄，包括她們倆在內，當時在澳大利亞入伍參戰的有21名華人女兵。
父母對凱瑟琳姐妹能夠入伍感到非常自豪，並對她們非常支持。雖然到這時為止，以至於今後的餘生，父親都沒有機會成為澳洲公民，他卻並沒有因此而怨恨這個國家，他為女兒能夠為這個國家而戰感到寬慰。
寬鬆的家庭，開明的父母，友愛的姐妹，這一切顯然令凱瑟琳成長為一個性格開朗、充滿自信的少女。與那個時代東方女孩普遍的羞澀內斂不同，在她的軍裝相片上，她看上去姿態大方，笑容燦爛。
穿上軍裝的凱瑟琳，時年18歲
也許正因為開朗大方的性格，凱瑟琳迅速適應了軍營生活，並與其他的女兵——幾乎全是白人——相處得十分融洽。及至大半個世紀以後，90多歲的凱瑟琳回憶起在WAAAF的日子，所有的艱難困苦似乎都已經忘卻了，剩下的只有與戰友們在一起朝夕相處的美好回憶。
「剛進部隊的時候，我是有一點不安，但姑娘們都很友善，不論是我還是我的妹妹都沒有遭受過任何種族歧視。」老年的凱瑟琳回憶道。
1945年，WAAAF的女孩們在宿舍門口
1943年，一群WAAAF女兵剛剛執行完任務
03、密碼女郎的神秘人生
與妹妹的部隊辦事員職位相仿，凱瑟琳剛入伍時也接受了秘書職位的培訓，可是率真大胆的她卻覺得好不容易參軍了卻當一名秘書，這似乎缺乏挑戰性，她想做點不一樣的事。
妹妹多琳建議說：「你去試試密碼破譯培訓怎麼樣？」。
多琳的話啟發了凱瑟琳。密碼破譯，這聽上去很酷。於是，她去試了這項培訓，並順利結業，之後便成為了一名密碼破譯員(code breaker)。
老年凱瑟琳在回憶往事時解釋道：「密碼破譯，其實就是一種翻譯。我們把英文譯成密碼或密碼譯成英文。你會覺得自己很重要，你在做重要的事。而且，你不被允許向別人談起你在做的事，這樣就顯得更重要了。」
一名工作中的女密碼破譯員
因為這份工作的嚴格保密要求，大部分密碼破譯員似乎養成了緘默的習慣，並將這個習慣保持終身，即使在戰爭結束后，他們也鮮少向人談及在戰爭中做過的工作。及至最近一些年，才有人對他們產生了興趣和關注。
2018年，一位美國作家Lisa Mundy寫了一本書，名為《密碼女孩：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婦女密碼破譯者的不為人知的故事》( Code Girls: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merican Women Code Breakers of World War II)。該書講述了二戰中約有一萬名年輕的美國女性密碼破譯員，她們為美國軍隊提供了挫敗日本和德國襲擊所需的情報，從而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而這些史料，是從不久前剛剛解密的一些機密文件中獲得的，在這之前，雖然戰爭已結束半個多世紀，世人對此幾乎一無所知。
在英國，聞名於世的布萊奇利公園(Bletchley Park)曾經是二戰期間的密碼破譯中心（別名X電台），這裏雲集著天才數學家和精巧而先進的輔助設備，世界上第一台巨型計算機就誕生在那裡。而在那些密碼破譯員中，有75%都是女性，據記錄，約有8000名女性在二戰期間的布萊奇利公園工作。
英國布萊奇利公園的女密碼破譯員們
而在澳大利亞，二戰期間最大的密碼破譯中心位於昆士蘭州布里斯班郊外Ascot鎮一座私家莊園，先後容納了4000人在此工作，同樣的，大部分密碼破譯員也為女性。
當時，在這座莊園的車庫中安裝了巨型計算儀器，正是現代計算機的前身，它們在戰爭期間被用來破解敵方密碼，並於1943年4月截獲並解碼了一個日本信號，被及時傳遞給美國，幫助美國成功剿滅了山本五十六。
題外話，這座滿載歷史的莊園曾於2020年掛牌出售。
二戰中曾作為密碼破譯中心的昆士蘭鄉村莊園
為何密碼破譯員多為女性呢？
一方面當然因為男性軍人多被派往海外前線作戰，本土工作人員極為匱乏，另一方面，女性細心聰穎的特徵大約也令她們格外擅長解碼的工作吧。
當然，絕非任何女性都可以勝任這項工作的，她們必須擅長數學、外語和機器操作技術。因此可以推測，凱瑟琳必然也是這樣一個女孩，受過良好教育，有充分的文化基礎，頭腦聰明，擅長學習新知識。
同時，她還必須忠於職守，熱愛祖國，有冒險精神，同時也能守口如瓶。
守得住秘密這一點，可能比什麼特質都更為重要，畢竟，這是一項絕頂機密的工作。
當這些密碼女孩在公共場合被問到她們是做什麼工作的時候，她們通常只會說自己是個秘書或辦事員。有一位女密碼破譯員在戰後嫁給了一個男人，那個男人直到去世都以為自己的妻子在戰爭中是一名清潔工，而對她曾經從事的重要工作一無所知。
直到戰爭結束很多年以後，密碼破譯員的工作才得以大白于天下，昔日的密碼女孩們才被允許在澳新軍團日參加遊行。
04、鏗鏘玫瑰、時代先鋒
凱瑟琳和多琳姐妹是她們那個時代真正的勇士和先鋒，她們不僅掙脫了身為華裔的種族禁錮，勇敢地走進幾乎全部由白人組成的軍隊，另一方面，她們也打破了身為女性的性別禁錮，畢竟，絕大多數女人在戰爭中往往只能扮演在後方撫養孩子等待男人從前線歸來的角色。
凱瑟琳所服役的澳大利亞女性輔助空軍（WAAAF）在1941年3月組建，組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用女兵替代在澳洲本土服役的男兵，從而讓更多的男性軍人到海外去作戰。可見當時參軍的適齡男性已經數量嚴重不足。
WAAAF是二戰中最大的婦女軍隊，在1941年至1945年戰爭結束之間，約有27000名婦女參加了WAAAF。這支軍於1947年解散，並於1951年改組為澳大利亞女子皇家空軍（WRAAF）。
WAAAF的徵兵廣告
當時的澳洲國防軍設計了各種色彩鮮艷的徵兵海報來鼓勵年輕婦女參軍，最終有共計超過66000名澳洲婦女參加了海陸空三軍，在當時的近百萬澳洲軍人中，女性所佔比例不到7％。這是澳洲歷史上第一次允許女性入伍。
成千上萬的澳大利亞年輕婦女離開家園走進軍營，從事以護理和文秘為主的工作。婦女的技能為軍隊帶來巨大的價值，然而她們獲得的薪酬卻只為同等職位男性的三分之二，這種基於性別的不公，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天經地義的。
1945年戰爭宣告結束后，這些女兵往往很難回到社會上謀求一份普通的工作，許多人被要求照顧返鄉的男性軍人，並且往往選擇嫁給他們組建家庭。那些經歷過血雨腥風的退伍軍人大多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創傷，他們有的難以相處，有的甚至有不同程度的暴力傾向。因此，很難說這些婦女後來都擁有了幸福的餘生。
這些在二戰中服役的女性，為國家、為和平獻出了自己的青春歲月，她們中的很多人都認為，那是她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那必然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1945年澳大利亞婦女服務部隊(AWAS)慶祝勝利
05、往事並不如煙
戰爭結束后，凱瑟琳和妹妹多琳加入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被派往中國從事人道主義工作。
雖然這對姐妹倆在那之前從沒去過中國，但我相信，從小家中的中華文化和傳統習俗，尤其是中餐和中文環境，一定令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的她們倍感親切，賓至如歸。
那是父親的故國啊！
這一去，竟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79年，已年逾半百的凱瑟琳才回到澳大利亞與家人團聚。
因為在二戰中服役的貢獻，凱瑟琳被任命為澳大利亞女子皇家空軍西澳分部的名譽秘書，直到2016年這一分部被關閉為止。
凱瑟琳和多琳這對澳洲華裔軍旅姐妹花的故事，和幾乎所有華裔軍人的事迹一樣，被淹沒在浩淼的歷史長河中，直到2018年才第一次被澳洲廣播電台（ABC）報道。當ABC的記者來到凱瑟琳家中採訪時，她已是91歲了。
當白髮蒼蒼的老人捧起自己當年那張入伍紀念照，相片中的少女笑靨如花，數不盡的歲月頃刻流轉，往事如煙，如幻如夢。
女人的一生，兩個國度的情緣，近一個世紀的歲月，就這樣匆匆掩卷嗎？她在戰爭中到底經歷了什麼，戰爭之後呢，在中國的三十年她怎樣度過，她的愛情呢，家庭呢？
我不甘地四處搜尋，竟又有了驚喜的發現。
那是1947年5月4日星期日的悉尼報紙The Sun的內版，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小則簡短的新聞，似乎概述了一些女性（不知是否同為WAAAF的女兵）的近況，其中提到了凱瑟琳，也提到了多琳。
我珍惜地、如饑似渴地將那短短几行字反覆讀了好幾遍。
「泉·馬內太太的女兒凱瑟琳畢業於佰伍德科學學院。去年七月她隨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前往中國進行救助戰爭孤兒的工作。」
「她的妹妹多琳，另一位UNRRA職員，則在漢口從事救助工作，她準備到上海去參加姐姐的婚禮。」
「葉先生畢業於上海醫學院，留校擔任教職，他在與凱瑟琳結婚後將前往美國繼續深造。」
從這則簡短的新聞中可以獲得以下信息。
當時仍是白澳政策下的澳大利亞，馬內先生作為「外國人」沒有資格被提及。
凱瑟琳畢業於悉尼近郊的佰伍德科學學院，是現佰伍德女子高中(Burwood Girls High School)的前身。她果然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也許是她的父母、尤其那位一生不被這個國家承認的父親，所能給予她和她的姐妹最好的人生禮物了。
凱瑟琳是在1946年7月來到中國。
1947年，凱瑟琳與一位葉姓的上海醫學院教授結婚。
多琳當時在漢口工作，準備去上海參加姐姐的婚禮。她們姐妹倆一同參軍，一同去中國，必定是彼此最親密、給予最多支持的家人。
短短几十字的簡訊，給予我無限安慰。而簡訊旁邊配有一張凱瑟琳的戎裝照片，看上去比兩年前那張要成熟了一些，卻仍然是她那標誌性的笑臉，如紅色虞姬花一般燦爛而熱烈。
這是一個在二戰中為澳大利亞而戰的年輕華裔女孩。她聰慧而美麗，勇敢而堅強。
她是一位真正的勇士，白澳政策中的亞裔身份，男女不平等年代的女性身份，這些都沒能桎梏她的成長和追求。
她對澳大利亞的愛忠誠而無私，而她同樣也熱愛著給予她文化血液的中國。她在中國結婚成家，度過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十幾年。
她從事過不為人知的機密工作，在戰爭結束后則對這段經歷保持緘默——和世界各地許許多多「密碼女孩」一樣，緘默如石。
她也和許許多多曾經為這個國家而戰的華裔軍人一樣，度過了默默無聞的餘生。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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