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落差：從辦公室白領到澳洲公交車司機，你還願意移民來澳洲嗎？
來源：ABC 中文
在母國擁有體面工作且資歷豐富的新移民來到澳大利亞后不得不做著收入微薄、沒有保障的工作，因為他們所擁有的資質並不完全符合澳大利亞標準。
考慮到多年所學以及經濟投入並沒有帶來對等收益，對身處其中的移民來說，這就是殘酷的現實。
但對另一些移民來說，擺脫白領工作的枷鎖以及與之相伴的高壓環境，這種機會是種享受。
埃德文（Edwin）和麗塔·庫蘇馬（Rita Kusuma）就是其中之一。
他們是一對印尼夫婦，從雅加達搬到悉尼后，他們從辦公室白領變成了公交車駕駛員。
庫蘇馬太太告訴ABC，要過上「體面的生活」並不需要優異的學習成績。
庫蘇馬先生曾在印度尼西亞銀行（Bank Indonesia）從事八年的IT工作，庫蘇馬太太是一家配電公司的財務主管。
對庫蘇馬太太來說，在悉尼成為一名公交車司機除了讓她謀生之外，也給了她白領工作所沒有自由。這份工作很靈活，讓她有更多機會與家人相處。
她告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印尼語組的記者，開車意味著她不必處理堆積的公務，也意味著不會再有人希望她無償加班。
「這些會讓我們覺得工作有樂趣，」 庫蘇馬太太說。
但當家人得知她在澳大利亞轉行做別的工作時，她在雅加達的家人並不看好。
她說，一些家庭成員對她的選擇「嗤之以鼻」，一位親戚說她讓祖先「丟臉」。
她說，在印尼，一份體面的工作會給人感到有面子，所以工作所帶來的聲望就成了人們要去奮鬥的東西。
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發展研究高級講師宏蘭安（Lan Anh Hoang）告訴ABC，亞洲一些地方認為個人的成功會影響整個家庭，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何家庭會對其成員從事某些職業感到「丟臉」。
「親屬們或許並不指望[他們的親戚]在澳大利亞獲得成功會讓他們也得到經濟上的好處，但這是一種地位的提升，會給整個家庭帶來榮譽和聲望，」 她說。
宏女士解釋說，人們認為這種享有聲望的工作會帶來經濟上的穩定，比如工程、會計和商業。
她說，即使像安多（Anh Do）這樣的多領域藝術家，也會被澳大利亞越南裔社區的許多人視為「不循規蹈矩」。安多一名澳大利亞越南裔藝術家，他是ABC電視劇《安多畫筆下的名人》（Anh's Brush with Fame）的明星主持。
安多打破了澳大利亞越南裔社區傳統上對職業的期望。
對非傳統職業的負面看法甚至出現在了宏女士的課堂上，她的一些澳大利亞越南裔學生說，他們的父母對自己學這門課感到「不高興」，因為發展研究被認為「不會帶來豐厚收入」。
「[通過學習發展研究]成為商界精英並爬上社會頂層，這個可能性非常有限，」 她說。
羅伊德·林庫姆（Roydeh Lingkum）也是一名澳大利亞移民，他不得不力排眾議，擺脫家人對他職業轉變的批評。
林庫姆今年29歲，是一名生活在墨爾本的麵包師。他以前是馬來西亞沙巴州的一名道路維護主管，手下有多名員工。
林庫姆告訴ABC，他選擇「不理會」馬來西亞家人的負面看法，他要專註于新工作機會為他帶來的提升。
「只要能獨立，我真不在乎別人說什麼，」 他說。
「我對工作的好奇以及澳大利亞的機遇讓我不再去想[職業聲望]之類的事情。」
羅伊德·林庫姆放棄馬來西亞道路維護主管的工作（左）在澳大利亞成為了一名麵包師。
他說，除了家人，沒有多少人批評他的職業轉變，因為在馬來西亞被認為不高端的工作，在澳大利亞卻享有高薪。
「我覺得，在巴沙，只要能賺大錢，人們不會在乎你做什麼，」 他說。
部分移民或許會對他們能在澳大利亞找到一份不需要很高技能的工作感到滿意，但也有很多移民不得不屈就以在澳大利亞找到有償工作。
莉娜·卡巴羅（Lina Cabaero）是亞裔女性工作組織（Asian Women at Work）的一名協調員，這是一個非盈利組織，提倡改善澳大利亞亞裔女性移民的工作條件。卡巴羅告訴ABC，在這個組織中，有很多人在移民澳大利亞之後，不得不降低身段。
「我稱這個為職業降級，」 卡巴羅女士說。
她說，亞裔女性工作組織中有一位會說俄語和普通話的中國醫生，但因為英語不太好，最後她成了一名服裝業的外包工。
ABC全國問卷調查Australia Talks發現移民在就業上面臨機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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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10年在澳大利亞定居的移民更傾向於認為就業機會對他們個人來說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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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中的57%表示就業機會是一個問題，而在澳大利亞出生的人中，持這一觀點的人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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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中的68%表示更好的工作讓他們感到更開心，而在澳大利亞出生的人中，持這一觀點的人佔41%
另一名成員索菲（Sophie）告訴ABC，她在中國時是一名機器設計師，但因為語言障礙，她來到澳大利亞后成了一名工廠加工工人，後來又成了一名酒店客房清潔工。
她解釋說，儘管她在中國「從未」做過藍領工作，但為了養家糊口她「別無選擇」。
卡巴羅女士補充說，對於那些通過配偶簽證或家庭簽證獲得澳大利亞居住權的人，澳大利亞政府「並沒有充分利用」這些人的技能。
就業、技能、小企業和家庭企業部（Minister for Employment, Skills, and Small and Family Business）發言人就卡巴羅女士的觀點對ABC進行了回應，該發言人稱，政府「更注重僱主擔保移民，在這一簽證類別中，簽證申請人獲得相匹配的工作是獲得簽證的一個前提」。
體面的白領工作中的弊端對一些人來說意味著要犧牲很多。
但對於那些就業與專業不對口的人來說，從底層開始慢慢發展可能會產生持久的影響，尤其對移民們在澳大利亞出生的第二代來說。
墨爾本大學2017/2018年澳大利亞多元文化青年普查（Multicultural Youth Australia Census）結果顯示，對那些父母從事低技能工作的青年們來說，社會流動是他們擔心的一個主要問題。此次普查調查了約1920名年齡處於15至25歲間的澳大利亞多元文化青年。
「因為我父母在這裏地位不是很高，也不認識什麼人，而且他們從事的工作都相對『低端』，比如工廠工人或半職服務人員，所以很難知道如何找到工作或要去哪裡找工作，」 一位受訪者表示。
另一名受訪者稱，比起那些已經與澳大利亞社區建立更多聯繫的同齡人，移民背景讓他們的工作前景「處於不利地位」。
但澳大利亞的社會流動性要複雜得多，而且對於像悉尼的庫蘇馬太太這樣的移民來說，做一名公交車駕駛員可以保障她的孩子們「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追逐自己的夢想」。
她解釋說，家鄉的親人們並不知道那些學習不好的人也可以在澳大利亞過上高質量的生活。而且即使她想回到辦公室工作，那意味著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
「我就是這麼想：『如果連陪家人和父母的時間都沒有，那麼位高權重又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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