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央行窮盡彈藥之時,澳洲經濟開始「摸著石頭過河」
來源:澳華財經在線
( 圖片來源:《澳華財經在線》)
ACB News《澳華財經在線》5月31日訊 COVID-19將以多種方式縈繞在澳洲社會和經濟中,市場總是期待發現在漫長而黑暗的隧道盡頭有光。
上周五,維州開始進入為期七天的嚴格封鎖。就在同一天,市場彷彿無視了封鎖對經濟的衝擊,ASX 200刷出了又一個新高。
弔詭的是,仍未走出疫情陰影的2021年,卻似乎充滿了更光明的經濟前景和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在活躍的資本市場上閃閃發光。
在短期內,財政刺激措施的不同路徑和速度將決定各國的相對經濟表現。明顯的對比正在顯現。美國仍在加大刺激措施的力度,而中國則專註于正常化,澳洲的主要財政刺激政策也告一段落。
從長遠來看,雖然許多與疫情有關的問題仍然沒有答案,但對投資者和市場觀察者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所有這些債務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縈繞的後果是什麼?
財政當道,貨幣退後
疫情發生之前的十年中,澳洲財政緊縮的負面效應一定程度上被降息所抵消。澳洲基準利率從2011年的4.75%降至2019年底的0.75%。澳元從1美元以上跌至70美分以下。與此同時,財政赤字也從2009-2010年度的545億澳元減少到2018-2019年度的10億澳元以下。
在疫情之前,澳央行已經將基準利率推到1%以下。現在,基準利率已經接近零了,而且澳央行無意繼續降息。為緩解抗疫支出的財政赤字壓力,抑制債券利率和澳元的上漲,澳大利亞央行已經將其持有的澳元資產(包括國債)增加了近四倍。這是對疫情的有力回應,但央行的彈藥已經部署到了極致。短時間內,央行無法停止購買政府債券,更無法削減債券頭寸。如果經濟在未來四、五年內需要額外的刺激,央行將無法提供。
經濟大權再次回到了財政部。今年和去年的巨大預算赤字提醒人們財政政策的力量。澳洲決策者積極利用政府開支來應對COVID-19大流行病是必要的,有助於防止危機變得更加嚴重,但也為新的經濟周期,或許也為之後的經濟周期樹立了一個鮮明的先例。
澳洲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
疫情意味著澳洲需要重新編寫政策手冊。經濟復甦的老路已經變得坑坑窪窪,崎嶇不平。政策制定者被迫找到一條新的道路。這導致了一個重大的轉變,即政府成為最後的支出者,並在政治上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擺脫任何緊縮性財政的概念。
全球金融危機(GFC)之後的漫長復甦表明,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刺激增長或通貨膨脹,卻向市場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澳洲曾試圖走上政策正常化的道路,但這是短暫的。
由於各種結構性因素壓制了價格,在疫情之前,政府支出也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選擇,因為長期以來通脹率一直很低。因此,當COVID-19疫情發生時,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救援是緊密協調的。
由於基準利率實際上被削減到了零,而且是實際的負值,這給了政策制定者更大的空間去支出,增加大量的財政赤字和越來越高的政府債務水平。
COVID經濟衰退具有獨特性。它不是像過去那樣由經濟失衡或金融不穩定引起的,而是由關閉全球經濟的大部分以保護公眾健康的政策決定引起的。因而澳洲政府必須擔負起一個責任,即抵消或至少試圖修復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並重建經濟信心。
新的現實是,大多數經濟體現在將在持續較高的債務水平下運行。最近的財政大手筆意味著全球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達到了自戰爭時期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一些人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可持續的。
十年前,經濟學家Rogoff 和Reinhart認為,超過90%的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將拖累經濟活動,並減緩增長速度。他們認為,高水平的債務將對利率前景產生負面影響,增加債務成本,消耗商業信心,並對經濟活動造成拖累。
然而一場疫情襲來,人們發現債務水平實際上可以遠遠高於這個水平,而且副作用有限。這並不是說沒有負面影響,只是說不太可能有一個闕值,讓沉重的債務負擔突然變得不可持續。
債務的絕對水平仍然很重要,但越來越受到關注的是償還債務的成本。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 「債務與GDP」,還有「利息與GDP」。
當實際利率如此之低時,利用槓桿投資回饋經濟是有意義的,尤其是考慮到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的規模。風險在於,「更長期的低利率」的假設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鑒於現在央行和政府之間的攜手合作,貨幣和財政政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交織在一起。
市場對所有這些債務也有了更大的容忍度。在COVID-19危機之後,低利率和自由支出受到金融市場的歡迎。對債務上升、流動性過剩和資產泡沫的擔憂被推到一邊,投資者樂觀地看向另一邊。股票投資者擁抱了債務與GDP之比的上升,而債券市場也不再對其談虎色變。
股市「擠壓」債市
在過去,財政「揮霍」的政府面臨著被債券市場懲罰的風險。同時修復財政狀況而又不能過早取消財政支持之間尋找平衡,也成為澳洲政府一項具有挑戰性的任務。如何擺脫所有的債務?
理論上說,有三種現實的手段來降低政府債務水平。一是通過提高稅收和減少支出來償還債務;二是通過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和在不增加稅收的情況下產生更多的稅收來增加債務;三是通過提高通脹率來降低名義債務水平。
對於澳洲這樣人口老齡化的經濟體來說,難減少支出,因為需要資金來支撐社會安全網。提高個人稅收在政治上是具有挑戰性的,而增加公司稅,雖然是非常熱門的話題,但很難保證。
只要工資上漲,生活水平沒有受到擠壓,那麼通脹消除債務是可行的,但持續的高通脹水平非常難以控制。
通脹的前景也非常不確定。美國等國的大規模刺激計劃是在私營部門活動增加的時候實施的,這提高了通脹加速的可能性,但從長遠來看,過去限制價格上漲的力量可能會重新發揮作用。
鑒於較快的復甦、較低的病例數和正在進行的疫苗【相關閱讀:顯微鏡學家發表對四家疫苗公司的成分分析】推廣,澳洲政府正在尋求使預算回到正軌。澳洲刺激措施的縮減,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這種財政差異將在未來幾個季度變為經濟差異。
隨著時間的推移,低利率轉化為股票市場更高的估值,因為較低的貼現率被用來計算未來的收益。隨著股票投資者越來越習慣於債務,發達的股票市場可能會成為一個收入來源而不是資本增值的投資組合工具。通過派息和回購,股東獲得了比以前更多的回報。
所有這些債務的結果是,政府債券作為收入來源的作用被嚴重削弱,在今天的投資組合中構成了更大的風險而不是回報,而股票則更加承擔起投資回報的重任。這樣的結果是,投資者會在投資組合中擴大另類資產的比例,過去主流的資產類別不可避免地受到邊緣化的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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