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倫：歐中關係的範式轉移與歷史輪迴——處於大轉折中的歐洲對華關係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所做的說明如下：近十年來，本人一直給所在大學的一碩士教學項目一研究生二年級學生上歐中關係的課程。但一直沒有機會撰寫相關的歸納整理的研究文章，此次因應邀參加研討會併為該會議的文集撰文，得以藉此機會對此問題略作梳理，因此要再次感謝榮偉，張艾枚等幾位會議主持者及文集主編者的邀請。但因時間倉促，牽涉信息頭緒甚多，肯定有諸多不足疏漏之處，也只好請專家、讀者原諒，待以後如有暇再做更深入詳盡的探討。 】
歐中關係無論就雙邊的角度還是就世界格局的整體來看，都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關係之一。而在大疫情衝擊, 美中全球”大博弈”[1], 歐洲近些年自主性不斷強化以及俄烏戰爭這種大背景下，歐洲對華立場, 雙邊關係的框架都在發生重大的變化, 自然，這種變化將會對世界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這裏我們有必要就這些變化的過程及原因略作分析。
1， 世界另一極：歐洲的崛起？
眾所周知，歐洲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西方世界”中一個重要要組成部分。作為西方文明的發源地，現代性的誕生場所，兩次大戰的主要戰場，歐洲正在進行著一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在創造出”民族國家”這個現代最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共同體形式之後，正在通過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構建一種跨民族共同體，具有某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新政治形式[2]。此外，作為一個巨大的人口與經濟體，在這種構建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其與外部的關係，在世界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種種都日漸引發人們的關注。其中，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是歐洲與美國這個傳統的跨大西洋的盟友關係，歐洲與俄國這因歷史，地緣與現實尤其是因俄烏戰爭所造成的具有緊張性，帶衝突性的毗鄰地緣政治關係之外歐洲最重要的對外關係。對美國來講，能否維繫好與歐洲這種跨大西洋的傳統盟友關係，關係到其能否在與中國的新的大博弈中最終的勝敗。反之，對北京來講，能否保持與歐洲的良好互動，對其能否成功突破美國主導的全球戰略圍堵態勢也是至關重要，因為歐洲不僅是中國最重要的產品輸出市場之一，也是其一個重要的技術引進來源地，一個從地緣政治博弈的角度講，削弱，分化美國主導的西方民主聯盟力量的最重要的著力對象，博弈場域。
我們這裏所談的”歐洲”具有兩重含義：一是指歐洲各國，二是具有特指的”歐盟”。因此談及的”歐中關係”也是具有這兩重的意涵 : 作為歐洲成員的各國家與中國的泛指的歐中關係，以及與作為一個日漸具有單一政治行動者特徵的”歐盟”與中國的關係。這兩者因歐洲現實的政治狀況以及歐盟尤其是其在對外關係上尚未達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政治體，加之有諸多方面在談及中歐關係時還是會涉及歐洲某些國家特別是那些核心國家如法德等在對華問題上的立場及行為，所以在文中討論時會對這兩種含義的歐洲時有交織，這是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
戰後歐洲建設的起步，儘管有冷戰抵禦東方共產陣營的背景，但最主要的考量，還是基於兩次大戰的血淚教訓，尋找歐洲內部的政治平衡及繁榮，避免爭端再起。所以，正如范. 米德拉爾 （Luuk Van Middelaar ）所言，基本上，一些攸關地緣政治的核心思想如強勢權力(puissance, power) 是在歐盟建設的概念中闕如的；對外關係一直是歐洲各國家的政治行為的重點但卻不是歐盟建設的重點[3]。歐洲自身的防禦且不講，就對外關係來看，歐盟從歐洲一體化的啟動煤鋼聯盟開始ECSC (1949-1951，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花了20年時間，歐洲才開始具有某種外交領域的合作(1970年代)，然後又用了20年時間這種”歐洲政治合作” 才隨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1992年）的簽訂而發生轉變，有了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然後又過了10年才啟動了第一批歐洲防務政策行動；隨著 “歐洲安全戰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2003年）的出台，再過了10年根據2009年的”里斯本條約”於2010年建立起歐洲外交機構（EEAS，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2010年)，歐洲對外關係發生重大改變，外交主體從傳統的各個民族國家開始向這個具有更重要的政治主體特質的歐盟部分過渡。就我們上面提及的第二層含義的歐中關係來講，慢慢具有了更實質性的內容。而這個數十年歐盟對外關係的演變過程也是伴隨歐盟自身在內部事務上的自我調整，自我認知，角色再定義的一個過程，如從一個主要是以經濟協作功能為主的區域性組織，經”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以及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 “[4]，”尼斯條約”，”里斯本條約”，歐盟在內部各國之間的事務上所扮演的協調整合功能逐步強化，日漸具有政治主體特性。
歐盟這種超國家政治主體的建構過程是在應對各種內外危機中，在一些富有遠見的歐洲政治家，有識之士的不斷推動下逐漸發展的。這在前些年的希臘及歐洲債務危機，俄國吞併克里米亞等事件上的應對中都有重要體現。而在經歷難民危機及英國脫歐等重大事件衝擊后，最近幾年因新冠大疫情爆發以及去年發生的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歐盟無論在經濟，衛生，防務，外交等各領域所採取的相應政策中，都大幅度提升了其整體協調的能力，對外政策的一致性得到強化。也許，說歐盟就此邁上一個新的不可逆的全面政治整合階段或許尚早，但大概率的是，儘管依舊會有各種反覆，波折，從此歐盟將在對內對外的事務協調上愈發作為一個統一政策的協調者，行動者而出現，這或許將是基本趨勢，也是新冠大疫情尤其是俄國侵烏戰爭所帶來的世界政治的最大後果之一。
這裏，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加以說明。眾所周知，儘管歐盟在世紀初就實行了歐元，但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經濟財政政策，只有”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所規定的一些所謂財政赤字不能超過3%，債務不能超過GDP的60%等相關規定。但這些在歐元實施后，在08年的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也因各國的經濟狀況的不平衡，執行上根本是削足適履，故無以為繼，不斷地被破例的，事實上已名存實亡。由此造成諸多問題，也是引發歐盟內部不同區域，國家之間彼此不滿，傷及互信及歐洲協調經濟事務的能力的一個原因。如南歐義大利，西班牙包括法國等拉丁區域國家與德國為首的歐洲北部所謂”節儉國家”之間在這方面就經常有些矛盾，德國等財政狀況較好且因歐元的實施獲取很大利益的國家卻不願更多地為些其他財政狀況不佳的國家承擔些連帶責任，使得歐元區國家在應付債務危機以及更好地利用宏觀經濟槓桿發展經濟上，彼此牽扯，受制約，不能靈活地適應各自國家的狀況以推動經濟各自以及整體的發展。
儘管在08年以後因要應對希臘金融危機等一系列經濟領域的問題，歐盟在協調彼此的經濟政策上做出許多新的努力，如2014年推出的以歐洲理事會主席容克命名旨在恢復經濟，增加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容克計劃” (Juncker Plan, 又名The Investment Plan for Europe)[5]，但真正邁出決定性的一步的，大概就是2020年夏天，歐盟在第一波大疫情后通過的1. 8萬億歐元的歐盟重建基金計劃[6]。那是由歐盟成員作為一個主體去市場上籌措募集，是作為一個共同的債務主體而達成的行為，籌措的資金分配給各自成員國使用。這是長期以來一些主張歐洲建設更上層樓的有識之士不斷提出但被德國等國家拒絕的一個想法。歐洲要有統一的財政措施，這也是一些人極力主張的，贊同強化歐洲建設的馬克龍自其第一任期上台始便曾在索邦大學其有關歐盟建設的願景演說中高調談及此議題。儘管這個基金計劃離這目標還遠，但畢竟是重大突破。這種計劃如沒有英國脫歐等反歐洲建設的民粹潮流的刺激，沒有此次疫情造成的巨大衝擊，大概率還是會要拖很久的。對經濟有些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共同債務主體” 的含義，從現在起，歐洲經濟的宏觀整合將進一步地強化了。這措施的出台，因具體地向歐洲的人們展示了歐盟存在的優勢，也極大地弱化了歐盟各國反歐洲建設的民粹勢頭。
再舉一例，2022年春，因美, 英, 澳突然宣布成立Aukus聯盟，澳大利亞宣布解除與法國前些年簽訂的巨額常規潛艇合同，轉向美國訂購核潛艇，引發跨大西洋兩岸法美這傳統盟友之間，以及法澳之間的外交危機[7]。當時，不僅法國，歐盟作為整體都向美國表示了不滿與抗議，稱如此對待盟友”不可接受”。而要知道，在這些歐盟國家中，許多是與美國關係良好，親美，且基本上受美國的軍事保護的。歐盟作為整體抗議這個在外界不甚關注的新聞中，事實上是很具深意的，展現著歐盟在涉及一些重要議題作為主體維護其內部成員的利益，爭取美國更平等的對待的意涵[8]。
儘管2014年發生了俄國吞併克里米亞事件，歐盟採取了統一的制裁行動，但在俄國2022年侵烏戰爭前，歐洲各國在對待俄國的態度上是具有分歧的。對西班牙，愛爾蘭等國來講，克里姆林宮是一件遙遠的事情，而對保加利亞，希臘，塞普勒斯等國來講，俄國根本不是什麼問題。但對波蘭，巴爾幹半島的國家，瑞典等，俄國則象徵著某種威脅。……圍繞阻止戰爭爆發以及爆發后對俄國的反擊，歐洲國家空前地團結，在戰爭爆發前一日就因俄國承認烏東頓涅什克與盧甘斯克地區獨立而做出新的制裁，而在2月24日爆發戰爭后當天便做出決議，次日便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迄今已經發布九輪，最近又針對石油限價做出新決議[9]。
上述這一切都標志著，歐洲（歐盟）在邁向經濟與政治的實體化，聯邦化上邁出重要步伐。今天，人們在談論很多各種包括中國在內的所謂”崛起”，不過在筆者看來，作為具有近4億5千萬的人口，英國脫歐后依然還有17萬億美元上下的經濟體量，2022年增速竟然高過中美，具有豐富的文化與科技資源的歐盟，正在新世紀，努力實現著某種政治上的新”崛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如不遭受突然的重大麴折，我們可以大胆地預言，儘管依舊會波折起伏，歐盟成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極的趨勢將持續下去。”一直缺少政治形式或者說其成員國沒有能力給其賦予這種政治形式的歐洲，……從自己過去只是滿足於作為一種普世價值或是某些基於規則的政策協定的代表這種陪襯角色中解放出來，作為世界舞台上一個政治行動者參与到關於領土，技術，影響力，威望等諸多動蕩的事件的搏鬥中”[10]，一個政治歐洲正在浮現。
2， 重新定義中歐關係——從天真浪漫到競爭對手
事實上，在推動歐洲的自我重新認識，定義以及其對外關係的重新定位過程中，中國也起到了某種重要的作用，這裏我們通過回溯一下中歐交往的歷史，來重新審視一下這種過程所起到的作用。
過程：從敵對到夥伴
自中共1949建政到1970年代，中歐關係基本上是中共政權與歐洲各國的關係，其核心是冷戰的博弈以及是否承認中共政權的問題。儘管北京政權以及法國政府一直以來都以1964年中法建交作為中共政權在西方陣營最重大的突破，因為這是第一個西方陣營的重要國家與北京政權正式建交，但事實上，早在1950年，英國政府已經承認北京新政權，有過重要的談判，維繫了領事級的關係。當然，這與英國有一個與其他西方國家對華關係上的不同有關：有香港問題需要處理。而中英最終的建交是直到1972年才正式達成。而發生在這一年顯然不是偶然的，相當一些歐洲國家也都是在那前後與中國建交如德國，荷蘭，希臘（1972）西班牙（1973）比利時，奧地利（1971）義大利（1970）等。——1972年初尼克鬆訪華，標誌以美國為領導的整個西方陣營對華立場的一個根本性轉變，作為西方陣營的重要成員，英，德，荷這些國家在那一年與北京建交也就順理成章。那前後西方國家對華態度的轉變，是對蘇冷戰的邏輯以及國際政治現實發展長期醞釀的一個必然結果，也是北京政權進入聯合國取得原中華民國所具有的一些權益有極大的關係的。1975年，中國與當時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EC) 建立外交關係，1983年11月，中國與”歐洲鋼鐵共同體” (ECSC)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 (EEC)分別建立外交關係，中國與”歐洲（各）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ies）正式全面建交。
談及1972年前後發生的轉折這一細節之所以重要，是因其與本文有關，它對我們理解今日的歐洲對華關係也有幫助：首先，歐洲的外交走向，對華立場是與美國的外交轉向高度相關的，美國外交上的戰略與現實考量，一定會影響到歐洲各國的對外戰略。歐洲會有自己的立場，但涉及重大的國際議題，整體上不會與美國代表的方向相悖。其次，那個時代歐洲包括整個西方對華立場上的轉變，為整整一個時代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基本框架，甚至有人認為影響到後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的啟動與發展[11]；最後，這個外交接觸框架就其演變來講，前期是服務於冷戰，削弱蘇聯；后是幫助中國發展，試圖協助這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人口最多的國家消除貧困，走向現代，這不僅最終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符合西方的利益——切不要忘記中共曾一度是支持所謂”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國家，在亞非拉所有具有左翼革命的地方，多少都有中共支持的影子。中國的發展可讓西方獲得一個巨大的市場，使得世界文明水準有所提升。要知道，在發展中國家中，獲得中國這樣一個舉足輕重，進入聯合國掌握重要否決權的國家的合作，使其成為即便不是盟友，也是某種議題上的合作者，至少不會是對抗者，影響其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樣一種前景，對西方是有很大誘惑力的。此外，這種政策顯然也與一種道德的責任感，作為老牌帝國主義國家那種對發展中國家的歉疚感相連的。
西方的這種設想因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文革結束及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啟動得到強化。整整八十年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都是一種帶有浪漫色彩的黃金交流合作的時代。一方面因蘇聯支持越南吞併柬埔寨，1979年又侵略阿富汗造成整個西方世界對其擴張的圍堵。中國也因此感受到威脅，加入這反蘇聯盟之中，1979年所謂的”對越反擊戰”，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參與制裁杯葛沒有出席都是最直接的例證。此外，與美國歐洲等西方國家的相關的軍事合作也陸續展開，如美國幫助中國提升軍力，對華開展軍售的標準從P級的”友好的非盟國”到1983年上調為V類與西歐盟國相同，情報交流等等[12]，除美國外，歐洲的英，法，意等國家都對中進行了武器銷售，軍事技術合作[13]，中美，中歐的關係進入蜜月期。
指導性文件及對雙邊關係的定義
但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中共鎮壓之後，激起全世界的抗議。西方採取對華武器禁運以及中斷往來等一系列制裁措施。這也是當代中歐關係發展上第一次重大的停頓。而冷戰的結束也使得在西方某些人眼中的中國的戰略價值地位下降。但不久，一些前共產陣營國家轉型出現的困難，特別是鄧小平的南巡，重啟經濟改革，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讓西方重燃希望，那個與中國交往促使中國發展及和平轉變的基本假設再次成為西方，歐洲與中國交往的指導思想，論證基礎。
1994年歐洲決定與中國關係重新解凍。是在這種背景下，1995年歐盟出台了第一個對華政策指導性文件”歐中關係長期戰略” 發布，開始試圖賦予歐盟對華關係一種理念框架。後來，每隔三年左右會根據形勢的變化發布一個相關對華政策文件，規範歐盟對華的外交政策及行動。如1996年”歐盟對華新戰略”；1998年的”面向二十一世紀穩定與建設性長期歐中夥伴關係”；2001年的”歐盟對華戰略：1998年聲明執行情況與今後使歐盟政策更為有效的措施”；2003年的”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中歐關係中的共同利益和面臨的挑戰” ；2006年的”歐盟與中國：更加緊密的夥伴，承擔更多的責任”。2016年6月，時隔十年後，歐盟又發布了”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文件，重新系統規劃了歐盟對華政策。這之前，在2013年歐盟還曾與中方共同發布過一個”中歐2020合作戰略規劃”。
在這之前的2003年，為回應歐盟方面的對華政策文件，也對外宣示其政策，中方也曾發布過一個”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14]，後於2014 年，在2013雙邊合作發布的文件之後，單獨發布一個”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對歐盟政策”[15]的第二份政策文件。2018年12月，在歐盟即將發布其具有重大轉向的對華政策新文件前三個月，中方又發布過第三份”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16]。
這裏，我們不再去細緻地分析這些文件的具體內容，許多也是帶有各個時期的形勢的痕迹，反映著當時雙邊各自內部的政經狀況，雙邊關係，對彼此的認知，也反映著當時國際的形勢。我們只就一般趨勢加以歸納，進而展示歐盟對華政策的重大的階段性變化。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體現在對中國及雙邊關係的定義上。在以往歐洲這些對華文件中，有”所謂的’三次推進’，即’建設性夥伴關係’、’全面夥伴關係’以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7]，這三次推進中，”建設性夥伴關係” (1998文件中)的定義出台，正值中國內部的經濟改革全力推進，市場化進展力度空前之時。而同時，一年前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從泰國開始波及整個東亞，甚至俄國，巴西等。中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穩定自身的經濟，且有助於穩定了整個亞太經濟，在國際上好感度大幅提升，尤其是在精英決策層，認為中國是一個國際事務上的負責任的行動者的看法開始流行。這或許是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后北京政權第一次如此得到國際的認可。而不能忘記的是，也是1997，江澤民作為十二年來也是”六四”鎮壓后首次訪美的中國元首，於10月29日與美方發表”中美聯合聲明”共同聲明，宣布將強化兩國合作，致力於”建設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次年柯林頓回訪中國。中方為加入世貿在做不懈的努力，包括談判簽署”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在這種氛圍下，大西洋彼岸的歐盟出台這樣類似的文件，對歐中關係作與美方同樣的定義顯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而就”全面夥伴關係”（2001年的文件定義）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2003年文件中定義）的出台來講，也同樣是具有當時重要的中國內部與國際背景的。一方面是中共”三個代表”理論的推出，不斷在官方文件及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中聲明要”尊重與保障人權”（這最終導致2004年在人大第十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列入憲法）。經濟開始啟動高速增長，對西方投資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從外部環境上看，中國在經過多年談判后，於2001年加入世貿；”九一一”恐襲后及時堅定地站在美國及西方反恐陣營一邊，成為世界反恐聯盟中的一員。中美高層互訪頻繁（1999年朱鎔基訪美，2002年小布希訪中，2002年江澤民再次赴美做工作訪問）中方且因準備迎接奧運，開放度加大。中國與歐美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熱絡期。
而歐盟方面，因歐元的啟動，第一次向前蘇聯陣營東歐國家東擴在即（2004），參与阿富汗及伊拉克反恐戰爭, 歐中雙邊經貿合作穩步地增長, ——到”全面夥伴關係”提出的次年2004年，歐中就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歐洲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與第二大出口國。中歐各領域的合作急劇增多；歐洲希望看到一個合作, 開放, 負責, 逐步走向自由繁榮的中國出現， 從 “夥伴”進而到”全面夥伴”關係的提出也就順理成章。
對話機制及議題
為落實雙邊關係上的這些設定，中歐陸續從九十年代起就建立了一系列雙邊協調機制，如自1998年開始的雙邊領導人的年度會晤，為其中最重要者。而經貿方面，2008年起建立了中歐經貿高層對話，為經貿領域最高級別對話機制，其下還設立些次級性的經貿混委會、貿易政策、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對話機制。安全方面，有自2005年開始的宏觀安全戰略問題對話機制，這個機制從2010年起從副部長級提升為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此外還有中歐人權對話（自1996），中歐能源對話 （始於2007），2005年，中歐發表氣候變化聯合宣言，建立了氣候變化【相關閱讀: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4)：環保主義(下)】夥伴關係，2006年，中歐氣候變化工作組啟動，2010年，雙方為此建立氣候變化部長級對話機制。2020年中歐領導人峰會決定將其升級為中歐高層次環境與氣候對話。科技方面的合作可謂最早的合作之一，始於1981年，十年後1991 成立中歐科技合作工作組，1998年改為中歐科技合作指導委員會，定期協商政策及行動措施。2012年決定升級為全面創新合作對話，次年開始第一次對話。中歐法律事務對話機制 （2016），中歐數字高層對話（2020年）……這裏我們無法細數中歐雙邊的對話協調機制到底有多少，進展，每次具體的討論內容及成效，但僅就數量來看，就足以說明雙邊關係交往的密度。據中國住歐大使在2016年一個講話中稱，中歐雙邊的各種對話機制那時就已達六十多項[18]。迄今據官方的最新說法已經達到70多項[19]。
儘管這些對話機制涉及範圍極廣，討論的問題甚多, 但就其大端，我們可以歸納大體上有下列一些問題 : 雙邊經貿問題 ; 關於人權, 民主,法治國家的問題[20]，以及與此相關的西藏,新疆問題,這幾年香港問題也凸顯; 至於具特殊意涵的台灣問題, 是北京眼中”中歐關係中最重要的問題[21]. 這個問題在所有中方對歐文件中都有明示,而歐方也一直持支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反對北京武力改變現狀, 但尊重中方關於台灣的主權方面的看法的立場。台灣問題因俄國侵烏戰爭，兩岸近幾年的僵局，北京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近來日漸成為國際政治關注的最大的熱點之一。也正因這種威脅，且因歐洲政界，民眾對中共政權的厭惡感日熾，加之晶元的生產供應問題，台海，南海的海運暢通直接會影響到歐洲的經濟商貿利益等因素[22]，歐洲對台支持的聲音近來急劇升高，中歐之間圍繞台灣議題的政治角力也在增多。台灣問題今後會越來越成為中歐之間一個棘手的對弈問題。此外，有關於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的問題, 這是一九八九年中共武力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后歐洲做出的決定, 自那以後,雖然中方不斷地在各種領導人會晤場合包括在正式文件中反覆強調希望歐盟解除此禁令,但迄今未果, 今後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下,更不會有變,儘管在過去三十年, 歐洲一些國家還是通過些變通的方式在此方面有過一些不甚重要的交易。至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曾一度成為一個很重要的關於禁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問題, 這些年因西方的壓力也因北京因自身的發展成為一個國際事務的重要參与者, 有更多的國際利益牽涉, 在這方面也相對謹慎起來, 以免傷及自身利益, 這個問題似乎現在相對弱化了。
而中歐對話要解決的另外一些問題如環境與氣候, 可持續發展，知識產權保護，自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網路安全，教育文化等等議題，因意識形態及地緣政治色彩相對淡，是中歐雙方討論中相對容易達成合作的話題。但另外一些問題就爭議性較大，如南海問題，中國的能源攫取問題，華為問題，”一帶一路”的問題，中國在非洲的角色，以及國際體系改革中其到底是起正面還是負面的作用問題，這些在歐洲各國的輿論中，歐盟內部都有很多的爭論，也反應在歐洲的對華政策上。
經貿：從”壓艙石”到”威脅”
這裏，我們再稍加討論幾句經貿問題。中歐經貿從1989年235億美金髮展到2022年前十一個月就達7898億歐元的規模，可見變化之巨，關連之深。 “經貿”常被人稱為是中美關係上的所謂”壓艙石”，在中歐關係上亦是如此，但因歐盟作為一個聯盟組織，且各國經濟水平不一，各國在對華經貿利益上差別甚大，所以實現一個統一的對華經貿政策並不容易。如2022年德中貿易達到2980億歐元，占歐盟對華貿易三分之一[23]，這不可能不影響到德國對華的經貿立場甚至是政治立場。近年來，對德國經濟過於依賴中國市場及供應的批評在德國日漸高漲，俄烏戰爭造成的德國能源依賴危機，也極大強化了德國人要分散貿易對象的意識。顯然現實上，要改變這種貿易現況似乎並不易，但從政府到民間，德國人似乎都已明了要改變這種狀況的必要性且在加速做出相關努力。從歐盟這些年的整體趨勢看，是各國在與中國進行雙邊的經貿交往會談的同時，也注重通過歐盟層級加深強化雙邊的經貿關係，處理相關事務，增加歐洲整體的砝碼。這是一種雙軌的處理方式。經過七年談判在2020年底達成的”中歐投資保護協議”就是一個例證[24]。歐中貿易關係看上去發展大體順利，但其中也隱含著諸多隱患，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歐盟對華累積的高額赤字（參見下圖），以上面的所引的最新數據看，在這十一個月的貿易中，歐盟27國對華出口2099億歐元，而自中國進口5799億歐元；赤字為3700億，占同期歐盟27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4183億歐元中的88% [25]。
這是一個多年存在的問題，中方指責是歐方的責任，因歐洲對一些高技術附加值的產品實施銷售限制，而歐方則常常批評中方的理由，認定這種狀況是與中國對歐實施的貿易保護以及中方對外貿的各種非市場性出口補貼，稅務上的優惠等不公平競爭等問題相關，因此這也是歐盟迄今仍然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26]，這些問題在多個歐盟對華報告及官員的相關談話中都有涉及。這也可以理解為何即便是在川普時期，歐美關係一度不佳，歐洲對川普政府在國際事務上的許多單邊做法有批評，但在美國對華貿易戰問題上卻保持沉默的一個原因：因為至少在歐洲人看來，中方是沒有很好地履行加入世貿的協定，進行了許多非公平的貿易競爭；美方的不滿不是沒有道理。
經貿上的這種失衡，在歐洲人眼裡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僅因其像在美國一樣可能會成為造成經濟與社會上的種種後果，同時因某些方面產業鏈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對歐洲自主也構成某種威脅。以往，似乎人們更多地以為掌握高科技才是維持自主的關鍵，這當然依舊如此。但2020年以來的新冠大流行帶來的某些物資如口罩，清洗劑，測試及藥物所需的化學元素的短缺，以及由於中國嚴厲的防控措施導致歐洲生產因某些物資無法及時抵達而發生的困難，都將歐洲置於一種非常被動的局面。”現實向我們強力展示：在大疫情中，一種戰爭經濟的邏輯高於一種市場經濟的邏輯”[27]。這極大地刺激了歐洲近幾年來本已逐漸意識到的經濟對華依賴問題的嚴重性，這兩三年來，歐洲已經在加緊採取各種措施調整這種局面，試圖在保持歐洲的經濟自主，維護”經濟主權”上有所作為。而俄國侵烏戰爭所造成的能源方面一時的困窘，更強化了歐洲人這方面的意識。從中歐關係的發展角度看，經貿這個過去幾乎是百分之百正面，有利推動穩定雙邊關係的因素正在相當大程度上反轉成為歐洲人眼中某種影響雙邊關係的負面因素，構成某種威脅，安全的考量正在壓倒純經濟利益的計算。這種趨勢事實上從疫情前已開始，只是沒有到達如今這種程度。幾年前，因中方對歐洲的大量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併購，因中國”一帶一路” 的擴張對歐洲的影響，已經引發歐洲人的警覺，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16年中國公司以45億歐元的價格併購德國Augsbourg的頂尖的機器人公司之一Kuka，稍後, 德國，法國，義大利三國的部長緊急發函給歐盟執委會，就此表示擔憂，后歐盟設立控制外國投資的委員會，加以監管。自那以後，歐洲各國藉此否定了相當多的中方收購案。顯然，這些行動強化了彼此的不信任與懷疑，以往那種浪漫的友好合作的氛圍一去不返。
政治立場的變化
至於政治上中國近些年尤其是習近平主政后所採取的對外咄咄逼人的擴張性戰略，”一帶一路”的推出，新疆出現的人權侵犯，國內的大規模抓捕律師，法治國家倒退的各種表現，中國普遍的言論控制，傳統毛式意識形態的宣傳，個人崇拜的泛濫，在南海，台灣等問題上的強硬表態，對香港依據一國兩制制度享有的自治的破壞，特別是2018年修憲廢除任期制，讓歐洲的精英與普通人對華的觀感逐漸惡化，負面感大增。2019年3月習近平赴義大利，法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或許也可視為因美國的壓力增大他試圖利用因川普的政策帶來的歐美之間的分歧爭取更多的歐洲的合作與支持之舉，且因當時義大利成為第一個簽署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西方重要國家，這更讓他的歐洲行引人關注。然而在歐洲，事實上風向已變，一個新的中歐關係時代已要開啟[28]。
3，歐盟對中國的三重性定義：合作者，競爭者與對手
三重性定義
如果我們延續借用歐盟對華關係的政策文件來測度雙邊關係的方法，我們看到，一個重大的範式性轉變在近幾年發生，它具體體現在2019年3月12日歐盟出台的最新文件”中歐——戰略展望”中，它成為標誌性的事件[29]，那恰逢習近平抵達義大利訪問前10天。這是一個以歐盟執委會高級代表名義，代表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以及歐洲執委會聯名發出的文件。在該文件中，儘管開篇依舊宣稱歐洲仍致力於構建與中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一如2013年發布的”中歐2020合作戰略規劃”所表達的那樣。文件且陳列歐中共同具有的相似立場及主張，但卻與以往不同的是，以一種更直截了當的方式表明中方選擇性使用國際規範對國際秩序可能造成的破壞，中國持續地改善其軍事能力試圖建設世界上最先進軍隊的企圖，大規模的軍演及信息操作威脅到歐洲的安全，破壞了彼此的信任。且以一種嚴肅的語氣再次重申歐盟所有成員國在對華事務上必須協調一致的立場，還特意點出中國與中東歐建立的所謂”16+1″機制的歐方參与國”都有責任確保相關事務與歐盟的法律，規則和政策一致”。關於這一點，我們稍後馬上會再提及。文件強調，中方有責任支持聯合國的三大支柱：人權，和平與安全，發展，這也是歐中合作的基礎。此文件在提出相關的十項行動外，最重要的是在其發布的新聞通稿中給出一個全新的歐中關係的明確的三重性定義：在符合歐洲的共同目標，環境，氣候，和平等各種關係全球人類的相關事務上，中國是合作者；在科技及經濟等領域中國是競爭者；而在制度上是對手，換句話講就是在普世人權價值與民主制度問題上是對手，儘管那個詞彙的選擇 systemic rival 還是外交式地保持某種彈性 [30]。
這個”合作者，競爭者及對手”定義一出現，在整個歐洲乃至中國，世界都引發高度關注，法國”世界報”撰文評論說，”終於，歐盟委員會明確中國的性質，視中國為它應該被視為的國家了”[31]。數天後，當習近平來法訪問，當面向馬克龍，默克爾，歐盟理事會主席容克就歐盟是否認定中國為制度性對手詢問時，默克爾與容克還顧左右而言他，而一年前剛當選的少壯總統馬克龍則直言回應 : 是的[32]。——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第一次，本是中法的雙邊高峰會談，被馬克龍富有創意地請來默克爾及容克共同參与，將其變成某種小號的中歐（法德）高峰會談，以此來強化歐洲對待中國的整體一致的態勢及力量。自此文件發布以來，我們看到，歐盟整體上的對華戰略日漸清晰，在相關領域所制定的各種措施開始具有一些協調可循的邏輯。如2021年陸續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除具有提升整個歐洲的全球地位，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之意涵外，顯然帶有明確的對抗中國的地緣政治色彩，如”歐盟印度-太平洋地區合作戰略”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Indo pacific”)[33]，針對”一帶一路”計劃的”歐洲全球門戶”戰略（European Strategy of Global Gateway Partnerships）[34]。歐洲絕大部分國家的對華立場更加協調一致，統合到此文件的立場上來。
香港2019年夏的持續抗議事件，在整個西方世界面前再次展示出中方咄咄逼人的戰略及蠻橫的態度，重新喚起人們對天安門事件的記憶及更多人對北京是否會推動其政權的現代化上、多年的經濟現代化演變到底是否帶來些政治上的正面改善產生強烈懷疑。隨2020年爆發的大疫情，以及中方相應的處理如在疫情的起源以及溯源上表現出的種種與國際組織的不合作態度，抗疫上暴露出的那種體制上的弊端及非人道的特質，愈演愈烈的”戰狼外交”——因媒體的報道，此詞彙甚至已被許多關心一點時事的歐洲普通人所知曉，進入歐洲不同的語言；北京與威權國家的相互支持，都極大惡化了北京政權在歐洲人心中的形象，各種民調顯示歐洲人對中共政權的反感甚至敵意都急劇飆升，占絕大多數[35]。 也是在這種背景下，有些特立獨行性格的小國如立陶宛因過去對共產主義的痛恨記憶，對中俄緊密關係的不滿，也因對民主與自由價值的認可，加之些經貿的考量，政治上開始向受大陸壓制的台灣傾斜，允許台灣以台灣名義在立陶宛設立辦事處，導致北京強烈反彈，用各種手段包括經貿懲罰打壓立陶宛[36]，而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引發整個西方包括歐盟集團的不滿及抗議，歐盟還撥一億多歐元款項為因受到北京懲罰性制裁而受到損失的立陶宛企業進行補助[37]。有傳聞稱在2022年法國作為輪值主席期間，由法國挑頭歐盟在進行制定反制外國對歐盟成員因政治原因進行經貿懲罰的相關法令。而現在這已經成為現實：2023年6月6日，歐盟正式通過反經濟上的脅迫的法律，秋季生效[38]。北京將在與歐洲博弈中失去一個極其重要的砝碼，除非北京不再想與歐洲國家進行經貿往來，但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北京的歐洲戰略：邊緣，遞進，分而治之
談到立陶宛及歐中關係就必須提及自2012年起由中方提議設立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 所謂”16+1 機制”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儘管北京一再宣稱這個機制的設立”沒有地緣政治考慮” [39] ，但事實上，這個機制某種程度上講很好地體現了筆者稱之為北京的”歐洲邊緣戰略” ：以中東歐與南歐的邊緣國家為對象，以經貿利益為切入點，且利用這些歐盟內部相對弱勢的國家，入盟稍晚，歐洲認同並不穩固的國家對歐盟的某些不滿，價值觀磨合上的問題——如匈牙利，波蘭出現的威權民族主義傾向，拉攏其進行各種合作，擴大北京在歐盟內部的影響，削弱歐盟在對華問題上的整體行動能力。
某種意義上講，中方對歐的戰略長期以來一直是相對穩定與清晰的：那就是服務中國的發展及崛起，服務於中共政體的穩固這核心利益。為達成這種目標，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成效的策略，如上面提及的”邊緣戰略”，通過經貿，文化等外圍來逐漸滲透影響政治這種從外到內的”遞進策略”，”分而治之策略”等等。一方面在一些重大的原則上宣示與歐洲共同的立場，比如在國際事務上主張多邊主義，重視聯合國的機制與作用，將自身至於霸權受害者的位置，強調歐中彼此為利益互惠者等等。同時，以一種歐中各為古老文明的傳承者為標榜來爭取歐洲的同情，迎合歐洲人的某些文化優越感，以此來削弱美國的軟實力。另一方面， 在具體操作上，利用歐洲與美國之間，歐洲內部的分治狀況從內外兩方面謀取中方最大的利益。所謂”摻沙子”，”打楔子” 手段。為其所用。
在歐洲建設問題上，為應對美國的壓力，中方希望歐洲建設能有某種進展，能獲取更強的自主，協調能力；而當自己面對歐洲時，卻又不希望其能夠協調整合；這是北京對歐政策中一個深刻的矛盾。歐洲近年來也日漸明了中方的做法，因此通過各種方式盡量整合歐洲對華的立場，維繫好德法核心國家與相對邊緣國家在這方面的行動一致性。也是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在2019年那個文件中，在強調歐盟國家對華需要整體一致行動時，會特意點出這個”16+1 機制”。因為那曾經是北京分化歐盟內部整合特別是對華政策協調立場上的重要一步。要知道，一直到最近些年，因各種原因，在16+1機制的東歐許多國家是與北京關係良好的，甚至如匈牙利等一直是在歐盟內部替北京辯護，維繫北京利益的。十六個國家中，十個是歐盟成員，剩下的多半在申請加入。2019年，因希臘的加入”16+1″機制達成其高峰（17+1），后影響開始下滑。一方面，這些國家中較重要的國家如波蘭前些年與中方過從甚密，但這些年逐漸疏遠北京，而尤其是自俄國侵烏戰爭后因在此事上與中方的立場相左，更顯如此。而因立陶宛2021年3月的轉向退出，后2022年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也相繼退出后，此機制現成為14+1，甚至峰會時一些國家領導人也託故不出席，影響日衰。而作為另外一個成員捷克剛剛當選的新總統，也在就任前循川普模式，與蔡英文通話致意。故可見的未來，這機制可能會名存實亡。這尤其是在中國諸法大使盧撒沙野那番關於東歐一些前蘇聯國家地位未定論后，東歐國家與中方的敵意已達頂點，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改善的可能，這些國家也會成為歐盟內部反中的重要力量。
中方的歐盟邊緣戰略也體現在其對待南部歐洲幾個國家的關係上。如09年歐洲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於2010年蔓延到葡, 西，意等國時，胡錦濤適時到訪葡萄牙，簽署多項經貿合同，贏得葡方的極大好感[40]。后中方企業大舉進攻葡萄牙，購買戰略資產如中國三峽電力公司自2011年以來已經持有23%股份成為葡萄牙電力公司最大股東。但在2019年卻在準備買下76.7%股份進行全面控股的時候, 因一種懷疑的氛圍已經浮起，收購案被股東大會拒絕。此外，在華為的5 G 設備安裝上，本來德法英等諸多歐洲國家並沒有就設備安全問題給與美國式的關注，但自2018，2019年後在美國的遊說下，這些國家最終出於國家安全理由，放棄華為。隨拜登上台特別是俄烏戰爭后，美國與傳統歐盟盟友的關係重新修復，迅速強固，與中東歐的前共產主義陣營的關係也大大增強。這場戰爭也極大地強化了歐洲人對北京政權的懷疑甚至是敵視：我們經常在報章雜誌及各種媒體上看到，聽到人們拿普金與習近平做類比，講普治下的俄國與習領導的中國的體制相似性。民主陣營對抗威權與極權專制的陣營的意識再度在民眾意識中發酵傳播。歐洲人在對待中國事務上”不再幼稚”，這類的表述在一些專家學者以及政治家口中者這兩年不斷被重複著[41]。……
4，合作不可少，競爭會加劇，敵意將加增——再回”對手”，歐中關係新時代的開啟
在結束本文時，我們就歐盟對華的再定義是如何發生的以及今後可能的演變趨勢再略作總結。要知道，長期以來，歐洲相距中國遙遠，且歐中關係中也不具有與美國爭奪所謂世界霸權，領導權的問題，正如中方在所有場合總是喜歡重申的”中歐彼此之間沒有重大利益衝突”這一點來看，也確實不無道理。歐洲民眾對遙遠古老的中國及文化常常抱一種帶些異國想象的好感，也並不感受到什麼來自中國的直接威脅。但歐洲對華的地緣政治理念最終還是發生了上述提及的重大變化，這是一個整體的多面向的事態發展演變的結果，也與時代氛圍有關。無論如何，這些年習近平強勢在世界宣傳中國模式，在東亞及世界範圍內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最終不可能不造成與歐洲國家某種衝突，這是由國家利益更是由歐洲所信奉的價值與制度性質所決定的。大眾因中國的作為以及新冠疫情，對華的態度也發生極大的變化。其次，上面說過，本可以作為雙邊關係的動力源及潤滑劑的經貿關係，矛盾也日漸增多，尤其是最近這些年中國的營商環境的變化帶來的各種問題強化了這方面的問題。
這裏我們或許可提及一個小細節，再加以說明——這個中國是”制度對手(systemic rival)” 的看法，最初卻不是由政治家首先提出，而是由德國工業聯合會（BDI）這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德國經濟組織在2019年年初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報告認為中國正在試圖創建一種非市場，非自由化由黨控制一切重要的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模式；靠補貼，市場封鎖來限制競爭，損害非中國公司的利益。[42] 事非偶然，最終這樣一個變革性的概念由一個經濟組織率先提出，可能就是因為利益的現實直接衝撞，讓這些在雙方最具實際厲害關聯交往第一線的行動者，這些企業家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國經濟乃至政治體制的轉向，模式的本質。
最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巨大調整，對歐洲對華的立場也自然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歐洲自然會尋求自己在中美之間的恰當的自主，但因各種文化傳統，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包括同盟者關係等因素，歐洲對華關係是絕不可能再延續舊有的框架。大概率是會與美國保持相當大部分的同調。因為說到底這是符合歐洲的利益與價值標準的。華盛頓有關對華的戰略調整的討論，事實上自奧巴馬時代就開始，尤其是第二任期時達到高潮。這種對華政策的調整，到川普時代因貿易戰，雙邊關係的惡化，進入一個新的實施階段。且不講那些各種相關文件，國務卿蓬皮奧2020年夏在尼克鬆圖書館所做的演講，宣告自尼克鬆時代開啟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43], 就是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而同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加大，中國經濟發展三十年來給中美關係發展不斷添加動力，但現在因經濟也因地緣政治安全等原因，這種動力也在不斷減化；反過來，經貿科技競爭已經成為雙方全方位競爭的重要部分。七十年代設定的基本框架與後天安門時期以來美國的對華互動模式全部面臨挑戰，需重新設定。這種設定過程尚未全部完成，但拜登上台後新的基本框架漸漸成型。從拜登及其團隊的相關人士的聲明中，我們看到其對華立場，與歐盟對華三重定義有極大的相似性，跨大西洋兩岸對華政策看來是具有某種相互影響的效果。只是美國在壓制”對手”這一點上，因各種動因，要更強烈地加了重音，採取了更廣泛有力,直接的相關措施。也許，歐盟這個對華政策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某種主導西方整體對華政策的基調。
俄烏戰爭徹底改變了歐洲也將改變世界，現在也極大地強化了美歐同盟，為其重新注入活力與動能，重塑了美國的領袖地位。但就歐盟來講，尋找某種自主，不管世界包括美國發生什麼，不僅在經濟上，也在政治，軍事上，都能給自身帶來某種發展，安全保障的機制與能力，這已成為一種歐洲的願望，俄烏戰爭也極大地加速強化了這種進程。馬克龍在剛剛結束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呼籲歐洲要結束”那種地緣政治上(孩童般）的不成熟狀況”[44]。但他也強調這是要在強化美國領導的北約內部的合作的前提下達成，兩種互補。——川普給歐洲人造成的心理陰影依舊沒有散去。事實上，即便還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兩三年，一些未雨綢繆，準備未來的舉措已經展開，如從法國到德國包括已經脫歐的英國等歐洲國家都已強化了在印太的軍事存在，以便確保亞太的力量平衡和國際海運的順暢。這是由現實的利益，面臨的共同挑戰，價值與制度的差別等因素所決定的。這些自然可能也會在歐中關係上增加新的變數及緊張。中國在俄烏戰爭上的態度，更強化了歐洲人北京的懷疑甚至是敵意，將習近平與普金並列，將俄國體制與中國類比的論述比比皆是。
美國與歐洲都表示無意挑起新冷戰，但一些基本的結構性邏輯，特別是習近賓士下的中國的新極權主義的發展趨向，都將事實上給雙邊關係增加向這種准冷戰或者新冷戰的方向發展的動能。當然未來，北京也一定會努力改善與歐洲的關係，爭取拉住歐洲，至於效果則是值得懷疑的。整體趨勢來看，儘管歐洲各國對華政策可能繼續會保有不同的色彩，也會有不同調的地方，分歧，但整體基調卻會有相當的共同點[45]。歐洲與中國在一些全球議題如氣候與環境，公共衛生上的合作是不會也不應缺少的，但雙方經濟與科技上的競爭會日益強化也是可預見的，因價值與制度的差異所帶來的緊張似乎只會加劇。在這三重定義之間，歐洲能否不僅在概念定義也能在具體的措施與行動上找到恰當的符合這三重定義的對應著力點，維持好足夠的平衡，達成自己的戰略目標，這將是對歐洲人的重大考驗。
曾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對手，經過多年做”夥伴”的努力，現在儘管”夥伴”依舊在提，但更具真實內涵的雙邊互動是又回到”對手”的定位。一個歷史的輪迴，註定給中國也給世界的帶來深遠的影響。
2023年一月底二月中改定於台北，7月中再次修改於巴黎
[1] 關於”大博弈”，參見筆者，”大博弈——拜登歐洲行之後的世界”，FT 中文網，2021年，6月29日https://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93006?archive 以及”拜登主義的形成與美國重奪外交高地——淺析拜登執政百日來的外交趨向與對華政策，載 « 中國：歷史與未來”網站，2021年5月1日，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3 兩文現都已收入筆者新出的文集”如何理解當今動蕩的世界——大變動，大重組，大博弈”，紐約，博登書屋，2022, 12月。
[2] 關於歐洲整合，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存在，如曾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熱門話題迄今也依舊具有影響的研究領域” 區域主義”（Régionalisme）都是與歐洲整合的歷史經驗息息相關的。
[3] Luuk Van Middelaar, Le Réveil géopolitique de l’Europe, Ediction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22. pp. 14-15。
[4] “阿姆斯特丹條約”，全稱為”修正歐洲聯盟條約、建立歐洲共同體的各項條約和若干有關文件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乃歐盟各國經過多年協商，為彌補1951年簽署的”巴黎條約”，1957年簽署的”羅馬條約”和1992年的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的不足於1997年簽署的，將民主，尊重人權，自由與法治作為條約的基礎，針對移民與難民，就業，環境，性別，消費者權益等進行了一系列規範性改革。首次設立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代表”，這個代表後來由”里斯本條約”設立的全面代表歐洲外交與防務事務的”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取代。這個代表也同時為”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和”歐洲防務機構管理人”。”阿姆斯特丹條約”后隨經各國認可簽署生效，但因過於嚴格，事實上並未得到很好落實，后經”尼斯條約”（2003）及”里斯本條約” （2009）的簡化改革，一些基本原則才得以落實。歐洲的對外，對內事務的整合才得以大幅跨進。
[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investment-plan/
[6] 張倫”歐盟建設中歷史性的一刻——從歐盟通過經濟復甦計劃談起”，FT 中文網，2020年7月23日。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8657?archive
[7] 關於此事件法國的反應, 見筆者”澳大利亞的戰略投名狀，亞太’北約’的形成”， FT 中文網，2021年9月27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94065?archive 。 亦收入”如何理解當今動蕩的世界——大變動，大重組，大博弈”，紐約，博登書屋，2022, 12月。
[8] 見歐盟主席以及歐盟各國外長就此發布的一系列談話及共同聲明 :
https://www.france24.com/fr/europe/20210921-crise-des-sous-marins-quelle-position-commune-de-l-ue-face-aux-%C3%A9tats-unis
https://www.lepoint.fr/politique/sous-marins-l-ue-souligne-un-manque-de-loyaute-des-etats-unis-20-09-2021-2443970_20.php
[9] EU restrictive measures against Russia over Ukraine (since 2014)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fr/policies/sanctions/restrictive-measures-against-russia-over-ukraine/
[10] Luuk Van Middelaar，同上 , p，74。
[11] 參見陶然，蘇福兵，”關鍵歷史轉折點與初始制度差異——中蘇轉型的比較”文中”1972：中蘇轉型的關鍵歷史轉折點”一節。無論我們是否全部同意作者對中西方關係的改善與改革開放的邏輯推論，但對1972年中美關係的改善對中國後來改革開放的順利發展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這一點還是沒有異議的。載”二十一世紀”2019年2月號，總一七一期。
[12] 陶文釗，中美關係史, 第三卷：1972—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pp, 95，180—187。
[13]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西方的軍事技術合作”，https://fuwu.12371.cn/2012/07/24/ARTI1343113642497705_all.shtml
[14] “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 2003年10月，”http://www.gov.cn/test/2005-06/30/content_11219.htm
[15] “深化互利共贏的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中國對歐盟政策”，2014年4月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02/content_2651490.htm
[16] “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 2018年12月，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2/18/content_5349904.htm
[17] 房樂憲，關孔文，”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政策內涵及態勢”，載” 和平與發展”. 2017年12期。
[18] “中歐法律事務對話機制在北京啟動”， 2016年6月23
http://eu.china-mission.gov.cn/gdxw/201606/t20160623_8191656.htm 這些機制，另可參見中國政府網站
[19] 中國外交部：”中歐關係”2023年4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sbgx_679934/
[20] 關於人權對話，自歐盟因新疆問題制裁中國官員而中方也推出反制裁已自2020年停止，最近有消息稱不久將於本月恢復此方面的對話，見法廣2023年2月14日相關報道。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0214-%E6%8A%97%E8%AE%AE%E5%BF%BD%E7%84%B6%E5%A4%9A%E4%BA%86-%E6%96%B0%E7%96%86%E8%87%AA%E6%B2%BB%E5%8C%BA%E4%B8%BB%E5%B8%AD%E5%8F%96%E6%B6%88%E6%AC%A7%E6%B4%B2%E4%B9%8B%E8%A1%8C
[21] 最近2月8日中國住歐盟大使還在與歐洲智庫的一個會面會中提及, « 台灣問題是中歐之間最大的問題 », 見 台灣聯合報, 2月12日報道.
[22] 如英國政府相關機構預測，如北京攻打台灣，會造成英國國民生產總值四年內減少2%，10年內減少5.2% 台灣”自由時報”，2023年2月22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218544
[23] 德國”南德意志報”2023年2月8日報道 ，參見https://news.bjd.com.cn/2023/02/10/10330740.shtml
[24] 但達成不久因歐方因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幾名官員，導致中方反制裁，此協議現已懸置，無法通過實施。
[25] 中國商貿部住歐盟辦事處1月19日引歐洲統計局數據http://e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301/20230103380198.shtml
[26] 自1998年歐盟已經將中國從非市場經濟國家名單中剔除，但將其列入特殊的非市場國家，不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2016年，在761名歐洲議會議員中有546名議員投票以壓倒性的票數否決了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2016/05/160512_europe_china_mes
[27] Luuk Van Middelaar，同上，p. 36.
[28] 對這種變化，筆者多年前已有預感，故在2018年11月于哈佛大學召開的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研討會期間以及給”明鏡”電視所做的訪談節目中，都明確表達”中歐關係不可能好了”的判斷。參見”中美對抗格局下歐洲如何選邊站隊？”2018年10月29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lCFXOzFXRg&t=1582s
[29] EUROPEAN COMMISSION：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EU-China – A strategic outlook”， Strasbourg , 3, 12, 2019,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19JC0005
[30] Commission européenne – Communiqué de presse”L'UE fait le point sur s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et propose 10 mesures” file:///C:/Users/Lun/Downloads/L_UE_fait_le_point_sur_ses_relations_avec_la_Chine_et_propose_10_mesures.pdf
[31] «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appelle enfin un chat un chat et la Chine un “rival systémique” » Le monde 2019年3 月20。據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一些歐洲人士記憶，中國方面的各方高層人士感到震動，不斷探尋這文件的含義及相關背景。見Luuk Van Middelaar 書，p, 49。
[32] “It’s true, the French president said. You are a rival”. 見2020年華爾街一篇詳情報道，”Pushback on Xi’s Vision for China Spreads Beyond U.S. Countries that once avoided upsetting Beijing are moving closer to Washington’s harder stance”, In Wall Street Journal, 2020年12月20日https://www.wsj.com/articles/pushback-xi-china-europe-germany-beyond-u-s-11609176287
[33]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Indo pacific”,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strategy-cooperation-indo-pacific_en
[34] “Global Gate”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stronger-europe-world/global-gateway_en
[35] 參見皮尤這幾年來在歐洲國家相關調查數據。
[36]關於此事有中外文的許多報道，可參加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172684
[37] https://www.lefigaro.fr/flash-eco/lituanie-l-ue-autorise-des-aides-aux-firmes-touchees-par-les-sanctions-chinoises-20220426
[38] “歐盟通過反經濟脅迫措施，反他家經濟制裁”， 法廣。2023年6月6日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30606-%E6%AC%A7%E7%9B%9F%E9%80%9A%E8%BF%87%E5%8F%8D%E7%BB%8F%E6%B5%8E%E8%83%81%E8%BF%AB%E6%8E%AA%E6%96%BD-%E5%9A%87%E9%98%BB%E5%85%B6%E5%AE%83%E5%9B%BD%E5%AE%B6%E7%BB%8F%E6%B5%8E%E5%88%B6%E8%A3%81
[39] 6年再啟程，”16+1合作”利於歐盟一體化推進”，
http://www.gov.cn/xinwen/2018-07/11/content_5305506.htm
[40] “葡各界高度評價胡錦濤訪問成果” http://news.cntv.cn/china/20101108/100532.shtml
[41]見法國戰略智庫刊發的研究員Marc Julienne的文章 « La fin de l’innocence », https://le1hebdo.fr/journal/chine-l-envers-de-la-mdaille/382/article/la-fin-de-l-innocence-5112.html?_app_id=5112&_app_type=article&st=La+fin+de+l%E2%80%99innocence&sd&si 以及德國經貿部長在就德中貿易與路透社記者的談話
https://www.dw.com/zh/%E5%BE%B7%E5%9B%BD%E7%BB%8F%E6%B5%8E%E9%83%A8%E9%95%BF%E5%BE%B7%E5%9B%BD%E5%AF%B9%E5%8D%8E%E8%B4%B8%E6%98%93%E6%94%BF%E7%AD%96%E4%B8%8D%E5%86%8D%E5%A4%A9%E7%9C%9F/a-63114635
[42] 成朝庭 « 西方v 中國: ‘制度性對手’還是’系統性對手’ FT 中文，2022年9月4號 https://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97178?full=y&archive 據該文介紹，這個報告的撰寫人斯蒂芬•邁爾（Stefan Mair）後轉任德國最重要的國際政治和安全問題研究機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負責人，對德國的對華政策具有重要影響，想必也最終也影響到歐盟這個文件中對華的定義。
[43]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Remarks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Communist China and the Free World’s Future”
https://sv.usembassy.gov/secretary-michael-r-pompeo-remarks-at-the-richard-nixon-presidential-library-and-museum-communist-china-and-the-free-worlds-future/
[44] “Cette situation de mineur géopolitique européenne ne peut plus continuer”，citation du discours du président Macron, Conférence de Munich sur la Sécurité : le discours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le 17 février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pCOTXMT02E
[45] 關於各國的對華政策，可參見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及上海歐洲學會於2023年2月發表的最新研究報告”歐洲對華政策報告（2022）”。
張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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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9,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