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5月12日聯邦預算案公布僅剩不久，阿爾巴尼斯政府內部正圍繞一攬子關鍵稅改方案展開最後階段的討論。其中，涉及資本利得稅（CGT）優惠、負扣稅以及家庭信託制度的調整，已成為當前全澳最受關注的政策議題之一。
此次稅改的核心難點，在於如何在多重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政府希望通過減輕個人所得稅負來緩解民眾壓力；另一方面，又必須控制不斷膨脹的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DIS）支出——該項目規模已攀升至約520億澳元。
目前，利息、維修費及市政費等支出可全額抵扣，而資本利得僅需一半繳稅。
同時，房地產投資相關稅制的調整也被視為緩解住房問題的重要一環，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理想的稅制改革
從原則上看，一項理想的稅制改革應當實現三點：更簡單、更高效、更公平。然而現實情況卻較為複雜。當前不同群體之間的稅負差異明顯，例如職業、年齡乃至收入結構不同的人群，所承擔的稅率差距較大，所謂的「橫向公平」仍有欠缺。
與此同時，一些長期存在的制度安排也引發爭議。例如，養老金賬戶餘額在200萬澳元以下的退休人群，其投資收益可享受免稅待遇，這被部分觀點認為是代際之間的不公平體現。不過，由於這一問題高度敏感，主流政黨普遍迴避觸碰。
如果改革設計不當，反而可能適得其反。比如，僅針對房地產投資調整稅收，而對股票或其他資產類別區別對待，或者人為偏向新房而忽視存量住房，都可能導致制度更加複雜，甚至誘導投資者通過「鑽規則空子」來規避稅負，最終對改善住房負擔能力幫助有限。
專家的改革意見
針對這些問題，有專家提出了更為系統性的改革思路。其中一種方案是建立「二元所得稅體系」，即對所有投資類收入（包括利息、分紅、房產收益及資本利得）統一徵收約20%至25%的稅率。同時，投資支出只能用於抵扣對應投資收益，這意味著傳統的負扣稅機制將不復存在。
另一種思路則源於「Henry稅改框架」。該方案建議將現行50%的資本利得稅折扣下調至40%，同時將利息收入納入優惠範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兼顧普通儲戶的利益，並解決目前「支出可全額抵扣、收益卻需全額納稅」的不對稱問題。
過往二十年的稅制弊端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自1999年引入50%資本利得稅折扣以來，這一制度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高槓桿投資行為。部分高收入人群利用較高的邊際稅率，通過加大借貸規模來放大利息抵扣，從而減少當期應繳稅額，並在退休后稅率下降時再出售資產，實現稅務收益最大化。
儘管普遍共識認為，對資本投資適度給予稅收優惠有助於吸引資金流動，並抵消通脹影響，但目前關於將折扣比例進一步壓縮至約三分之一的討論，也引發了新的擔憂。有觀點認為，這可能對短期投資者形成不利影響，甚至在通脹較高時對「名義收益」徵稅，削弱投資積極性。
小心房地產市場的副作用
更現實的挑戰來自房地產市場。在當前住房緊張的大環境下，任何針對投資者的稅收收緊，都可能帶來副作用。一方面，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首次購房者的競爭壓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削弱開發商信心，減少新建住房供給，最終推動租金進一步上漲。
經濟學家Cathal Leslie就警告，不應簡單粗暴地對負扣稅設置數量限制。這類人為設定的上限不僅難以真正改善住房可負擔性，還可能被高凈值人群通過公司結構或信託安排規避。同時，這種做法還可能降低土地開發和細分的吸引力，從而影響城市密度發展，並給稅務監管帶來額外複雜性。
隨著預算案發布日期臨近，政府能否推出一套兼顧效率、公平與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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