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發生后受害者遭網暴「二次絞殺」：受害者家庭的互聯網暗戰調查
一場悲劇之後，受害者家庭發現自己成了網路暴力的新靶子。
2026年5月21日上午，杭州。
奉先生夫婦走進富陽區人民法院，手裡攥著一個小吊牌——女兒小泡芙的照片。去年10月，小泡芙出生23天後因嗆奶后引發的連鎖反應意外離世，距今已有數月。
此次開庭，他們起訴的是一名賬號為「母乳餵養指導師曹某某」的視頻博主。她曾在小泡芙離世后，用其照片發布視頻，稱孩子是想喝母乳，家長忽略孩子心聲，導致其以絕食窒息的方式自行離世，又在評論區留下那句話：「不母乳一時爽，追兒火葬場」。
事實上，今年3月，杭州當地警方已對曹某某作出行政處罰：因其主動認罪認罰，予以從輕處罰，最終罰款500元。
但奉先生一家還是選擇對簿公堂。「對方沒有出庭，辯護律師稱，她沒有主觀惡意」。奉先生一家提出了十萬元的頂格賠償，「不是真想要這筆錢，但一定要有個態度，能警示那些造謠的人。」
新黃河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類似於上述受害者家庭遭遇網路暴力之事，並非孤立事件，他們面對的，也可能不只是零散的匿名用戶。
在河南、河北、陝西、四川等地，多個重大案件的受害者家庭正在經歷相似的遭遇：親人離世后，傷口尚未結痂，他們便成了網路暴力的靶子，網路謠言和死亡威脅如蛆附骨；試圖維權時，又陷入報案不受理、立案不推進、維權成本高、處罰「輕飄飄」的困局，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曹某某在社交平台發布關於小泡芙的言論
失去親人之後
互聯網從不缺少對不幸者的二次絞殺
2024年6月，27歲的成都女子王紫雅在自家門口被捅傷致死，2025年12月20日，行兇者梁某瀅一審被判死緩。
判決之後，網暴開始了。
一個名叫「紫雅媽媽撒謊群」的群組迅速成立，巔峰期群成員上百人，在群里長期散布「王紫雅母親坐過牢」「王紫雅學歷造假」等不實言論，甚至對已故的王紫雅發表極端低俗言論。
「我看到就崩潰了。」王紫雅母親王女士說，「他們怎麼罵我都無所謂，但是不能罵我的女兒。」
王紫雅母親接受新黃河記者採訪
而在河北邯鄲三姐妹被炸死事件中，網路攻擊則呈現出更加暴戾、更加危險的形態。
王芳（化名）姐妹共五人，她排行老三。因為父輩間的土地糾紛，2025年1月，她的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在給父親上墳之時，被親大伯王某東提前埋在墳頭東南側地下爆炸裝置炸死，生命分別定格在37歲、33歲和26歲。
經過法院審理，王某東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並於當年10月份被執行死刑。但死者家屬認為存在共犯，仍在搜集相關證據。
案件已有官方定性，有死刑判決，但這不妨礙網路上的攻擊。
有人質疑王芳「蹭熱度」「博流量」，有人在評論區留下惡毒的揣測，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接連遭受網友的死亡威脅，對方揚言要「炸死她」「輪X她唯一的妹妹」。王芳曾在網上哽咽著求助：「我總共5姐妹，如今只剩下這麼一個妹妹了，請幫我保住最後一個妹妹吧」。為了安全，她帶著母親和唯一的妹妹遠離故土，卻始終躲不開網路中的惡意。
王芳遭遇網路暴力
同樣的劇本也在河南上演。
2024年9月，河南省信陽市明港鎮333省道，發生一起醉駕超速致三人死亡交通事故。00后女子黃某醉酒後駕駛小型客車，以174公里/小時（超速335%）追尾電動兩輪摩托車，造成摩托車駕駛員董某盛、其女友保某婷及侄女董某冉當場死亡，其中事發時董某冉尚不滿3歲。后相關部門認定黃某承擔事故全部責任。
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后，死者董某盛的母親代女士在網路上發聲，希望為親人討個說法。
但隨之而來的是辱罵和威脅。
代女士介紹，為了排解愁思，她偶爾會進行網路直播，但每次直播總有人指指點點。有人指責說「為什麼要出門吃飯？這下好了吧。」更有甚者直接威脅：「再鬧下去，把你們家團滅，一個都不留。」
代女士嘗試報警，但並未奏效。
代女士遭遇網路暴力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些攻擊有一個共同特徵：無差別、無底線、無事實依據。它們不關心真相，只關心流量和情緒。根據近年來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的相關文件、通報、典型案例確認，在涉及兒童、女性受害等熱點事件中，受害者家屬遭網暴、人肉、騷擾等二次攻擊是高頻、普遍、後果嚴重的現象，且已被納入重點打擊的公訴範圍。
為什麼那些剛剛失去至親的家庭，會被迫成為輿論攻擊的「靶心」？
對此，西南某高校傳播學專家接受新黃河記者採訪時指出，綜合傳播心理與網路圈層傳播邏輯，輿論從共情轉向苛責、攻擊受害人家屬，核心誘因是網路流量的公益屬性與商業經濟屬性失衡。
據其解釋，流量本身具備公共價值，能夠承載社會監督、輿論糾偏的功能，進而維護社會正義。但當下網路生態中，流量已高度資本化、商業化，長期泛濫的流量變現亂象，使得公眾對「因輿論走紅」的案件當事人形成了天然的質疑心態。
在這種生態之下，網民形成了固化的潛意識認知：一旦受害者家屬藉助案件獲得輿論熱度與公共流量，便有可能利用流量謀取經濟利益，存在借悲劇牟利、刻意作秀、後續通過直播帶貨等方式變現的潛在可能性。基於這一預設認知，社會公眾會用絕對化的道德標準審視受害者家屬，由此催生了「完美受害者」偏見。公眾默認，所有獲得公共流量的當事人，都必須是絕對無私、毫無瑕疵的正義化身。
但事實上，受害人家屬只是普通民眾。在遭遇惡性案件、承受巨大身心創傷后，其言行狀態、生活細節、維權訴求、賠償糾紛等方方面面，都無法做到絕對完美。一旦其出現任何私德瑕疵，或是被捕捉到任何利益關聯的線索，都會在網路環境中被無限放大，最終造成公眾共情消解、輿論徹底反噬，進而引髮針對家屬的網路暴力與人身攻擊。這也形成了殘酷的輿論閉環：受害者越是悲痛，越容易被污名化為「演戲賣慘」；受害者越是堅持維權，越容易被扣上「藉機鬧事」的帽子。
除此之外，流量導向的內容生產模式，也在刻意製造輿論對立與認知顛覆。客觀、完整、平實的事實內容流量極低，而打破公眾共情、挖掘當事人瑕疵、製造質疑聲音、炒作劇情反轉的內容，更容易實現大規模傳播、快速出圈。因此，大量網路傳播主體刻意迴避案件本身的核心罪惡，專門聚焦、放大受害人家屬的細微問題與個人生活細節，依靠製造爭議博取流量、賺取熱度。
在流量至上的網路環境長期浸潤下，公眾逐漸以商業化流量邏輯評判公共悲劇事件。大眾的判斷標準不再立足事實本身與正義，而是固化形成「流量即利益、熱度即牟利」的預設思維，最終催生了針對受害者家屬的苛刻道德審判風氣。這一現象，是長期網路傳播生態失衡所引發的社會性輿論問題。
無法沉默的受辱者
面對鋪天蓋地的誹謗和威脅，這些「二次受害」的家庭做出了相同的選擇：不再沉默。
王紫雅母親王女士是最先行動的人之一。2026年1月16日，她在律師陪同下走進派出所，向警方遞交了群聊截圖、辱罵言論、造謠帖文等相關證據。
成都警方以「被侮辱誹謗案」立案后，調查持續了數周。多名網暴者陸續被行政處罰：陳某因編造「撈女」等不實信息被行拘七日並罰款500元；袁某因發布含侮辱性配音的視頻被行拘五日；而「紫雅媽媽撒謊群」群主王某因組織、參与被害人王女士及其代理律師長期侮辱、造謠及引導網暴，被處以行政拘留九日。
消息傳出后，王女士的社交賬號收到了一些支持留言，但仍有質疑——「才拘留幾天，說明她肯定有問題」。這些聲音像一根根針，扎在一個剛剛失去女兒的母親心上。
2026年4月30日，王女士向郫都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追究多名侵權人的侮辱誹謗罪。
刑事自訴，意味著她要承擔舉證責任。王女士告訴記者，目前仍有涉網暴的行政案件在偵辦中。「打掉一個群，還會冒出來新的群，有網友提醒我，曾有網暴者深夜連麥商量如何規避警方查證。」
「紫雅媽媽撒謊群」相關截圖
小泡芙的爸爸奉先生則走過一段更曲折的心路歷程。
起初，他不願聲張。女兒離世后，妻子整日以淚洗面，於是他選擇一個人扛起所有與外界的溝通，曾在夜裡偷偷刪除惡評，怕妻子看到后崩潰。「我當時想的是，所有矛盾都沖我來，讓她少看手機。」
但沉默沒有換回安寧。
曹某某的賬號持續活躍，評論區的惡語越來越多。當奉先生私信提醒對方停止侵權時，對方卻回復網友說「讓他告吧」。奉先生說，這種滿不在乎的語氣，讓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憤怒，他和妻子商量后決定，追究到底。
今年3月，杭州富陽警方對曹某某作出行政處罰，查明其擅自使用小泡芙照片捏造虛假視頻並在社交賬號發布。警方通報一出，部分網友轉而支持奉先生夫婦，但也有聲音說「罰都罰了，還要怎樣」。夫婦倆認為行政處罰不足以懲戒，於是提起人格權糾紛訴訟，要求頂格賠償十萬元。庭審當天，奉先生夫婦特意帶了一個網友為小泡芙製作的吊牌，他們想讓女兒看著這場官司。
王芳則走上了一條最驚心動魄的維權之路。
遭遇死亡威脅后，她將手中的截圖、錄播、直播回放等電子證據全部固定，委託律師收集並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但她心裏清楚，即使警方抓到嫌疑人，也不過是行政拘留數日——那條曾經害死三個姐妹的命案威脅鏈，在網路空間里，似乎只需要付出一張罰單的代價。「警方後來告訴我，人找到了，但仍需要時間核實這些人與當年爆炸案件是否有關聯。」
多重壁壘鎖住維權路徑
記者深度調查發現，雖然「二次傷害」的家庭決心維權，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整套煩瑣、嚴苛、低效的維權體系。從報案立案、取證溯源、案件審理到最終追責懲戒，每一個環節都布滿阻礙，讓本就深陷喪親之痛的家屬，在精神折磨之外，又承受沉重的時間、精力、經濟多重損耗。
網暴維權的第一道壁壘，是立案標準模糊、取證溯源艱難的現實困境。
多數受害者家屬首次維權，便遭遇「報案不受理、受理難推進」的難題，大量惡意網暴言論遊離於法律界定的灰色地帶，難以被精準追責。
2021年4月，有先天性心臟病的陝西幼兒桂圓在一次手術中出現「白肺」癥狀，一年後因呼吸心跳驟停不幸離世，其母張女士將案件經歷發布網路后便持續遭受攻擊。
大量私密賬號攻擊張女士為「吃孩子人血饅頭」「醫鬧」，並泄露其尚未公開的病例及家庭隱私，還有人多次將網名改為其亡子名字「桂圓」進行挑釁，甚至詛咒她「長相就是要生不健康的娃」「再生一個也一定不健康」。
張女士就上述網暴行為向當地派出所報案，但警方起初以「不屬於管理範圍」為由不受理，后經她和丈夫自學法律反覆交涉，警方最終受理，但查處效果有限。「查到一名網暴者住址卻未能抓獲；另一名網暴者留下的電話打通后，對方否認是本人；還有網暴者在電話中對警方態度囂張，最終均未受到實質處罰，不了了之。」
桂圓接受治療時照片
與此同時，網路謾罵與侮辱誹謗的邊界難以釐清，普通的負面評價、嘲諷言論往往無法立案，只有精準指向個人、帶有惡意詛咒、造謠抹黑的極端言論，才勉強觸碰追責紅線。小泡芙父親奉先生在維權中深刻體會到法律界定的模糊性，他向記者打了一個比喻：「警方給我們舉過例子——你在馬路上撿到一部手機，和在別人家裡拿走一部手機，定性是不一樣的。在網上，你說『活該』和說『你家孩子活該』，性質完全不同，前者你拿他沒辦法，但後者你可以報警。」
奉先生表示，事實上很多網暴言論恰好卡在「能告」和「不能告」的模糊地帶。「一句『活該』，不足以立案；一句『該死』，也不足以立案，要等到對方說出『你家女兒就該死』，才算踩了紅線。」
王紫雅母親的遭遇則展示了另一種「不受理」——不是程序上的不受理，而是制度層面的「立案難」，即刑事自訴時需自行取證。其代理律師孔維朗介紹，網暴行為具有跨平台、碎片化、易刪除的特點，加之多數施暴者使用私密賬號作案，普通受害者缺乏專業取證能力，也沒有公權力溯源許可權，想要固定「情節嚴重」的法定證據、鎖定全部施暴者，難度極大。
而在取證階段，上述家庭同樣遭遇不少難題。
桂圓媽媽張女士說，自己曾向平台反映，要求調取網暴者的身份信息，平台提供了三個人的信息，其中一人已註銷賬號，另一人沒有實名認證。「我走了一圈程序，相當於只拿回幾個網暴者的信息，然後我還得另行起訴。」
更隱蔽的惡意打壓也隨之而來，張女士在維權期間，個人賬號遭遇大批量、有組織的惡意舉報，被冠上「詆毀政府、挑動醫患矛盾」等不實罪名，導致賬號長期被平台判定違規限流。即便後續平台核查無問題、恢復賬號正常使用，但大批量惡意舉報的組織者、參与者，始終無人被追責。
不僅如此，相較於普通民事糾紛，網暴關聯案件漫長的維權周期也不斷消耗著受害家庭的心力與財力，為堅守維權底線，他們不得不打亂正常生活，全身心投入案件處置。
為跟進小泡芙的維權官司，奉先生夫婦雙雙辭去穩定工作，靠擺攤謀生換取自由時間。數月間，他們往返于派出所、法院、檢察院之間，跨多地奔波對接案件，只能利用空余時間自學法律知識、整理厚厚一沓證據材料，「我們硬生生被熬成『半個法律從業者』。」
王紫雅母親的維權戰線同樣漫長且割裂。從2025年12月網暴滋生蔓延，到2026年4月提起刑事自訴，歷時四個多月的取證、申訴、維權，她不僅要跟進網暴相關的行政案件、刑事自訴案件，還要兼顧女兒命案的二審流程，身心俱疲。
而河北王芳、河南代女士的維權案件，更是長期處於「核實中」「待推進」狀態，陷入無限期等待。
值得注意的是，在維權追責的過程中，受害者家屬還要直面個人隱私全面暴露、人身安全無法保障的隱形風險，讓維權變成一場「冒險博弈」。
奉先生坦言，根據現有訴訟流程，他們提交的起訴狀會通過法院小程序公開可查，其中包含完整的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等核心隱私信息。而部分網暴者言辭偏激，手握受害者家庭隱私，讓一家人長期處於惶恐不安中，即便依法維權，也始終無法獲得基本的安全感保障。
這種隱私泄露的漏洞，形成了惡性閉環：受害者主動起訴，最終卻要承擔暴露自身隱私的風險，維權的安全成本無從預估。
代女士為逝去的親人奔走呼號
零散網暴背後的隱秘角落
採訪中，多名案件當事人表示，他們並不認為自己遭遇的是普通且零散的網民情緒宣洩，而是更傾向於被一條隱蔽的、組織化的網暴黑色產業鏈精準針對，對其實施「二次獵殺」。
桂圓媽媽張女士是最先察覺「黑產痕迹」的受害者。她告訴記者，自己在維權過程中，發現施暴者能夠精準獲取其未公開的病歷資料、家庭成員信息等核心隱私，這類未對外披露的私密信息被大範圍泄露，絕非普通網民隨機可為。
小泡芙家人也發現，攻擊他們的賬號多為私密賬號，但作案時間、造謠角度、辱罵話術高度統一，呈現出類似於組織化的特徵。
而紫雅媽媽遭遇的「組團圍獵」更是此類情況的典型縮影。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塗龍科曾發文解讀此類現象，當下網路「開盒」、人肉搜索、組團網暴已形成成熟黑產鏈條，依託黑客盜取的私密資料庫和全網公開信息拼湊整合，精準竊取普通人隱私，為惡意網暴、精準打壓提供支撐。
更值得警惕的是，王芳案的核查線索顯示，部分網暴者是否與原命案涉事方存在關聯仍待進一步調查，但這或許意味著部分網路暴力早已脫離情緒宣洩範疇，而是帶有針對性的惡意報復。
桂圓走後，有網友對其進行取笑
縱觀上述維權案件，一個殘酷的核心矛盾愈發凸顯：網暴違法成本極低，受害者維權成本極高，出現嚴重的權責成本倒掛現象。
北京卓浩律師事務所張建律師介紹，目前法律針對網路暴力行為已形成「民事—行政—刑事」三層次法律規制體系，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之間存在階梯式銜接。
其中，對於尚未達到刑事追訴標準的網路侮辱、誹謗、恐嚇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可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小泡芙案中，刻意捏造育兒謠言、消費逝者、網暴家屬的博主，因認罪認罰從輕罰款500元。紫雅媽媽的案件也印證了上述條款，該案中，組織上百人群體網暴、長期惡意造謠抹黑的群主王某，被行政拘留9日；多名肆意辱罵、捏造謠言的施暴者，獲5至7日拘留及小額罰款。
受訪者均表示，這種不對等的成本機制，是對維權信心的消耗。「施暴者僅憑一句惡評、一條謠言、一次組團抹黑，就能摧毀一個家庭，而我們想要討回公道，卻要付出百倍千倍的代價。」紫雅媽媽說，因為長期的精神壓力和網路暴力，她被確診為重度抑鬱症，經常夜裡失眠，需時常服藥。而王芳則告訴記者，她現在經常渾身發抖、記憶力減退，甚至說話語無倫次，「但案子發生以前，我的身體狀態是姐妹間最好的。」
「逝去的親人是底線」
為什麼要堅持？五組受訪者給記者的回答指向同一個詞：底線。
但他們同樣提到，時至今日，自己的所作所為已不僅是個人維權，更希望推動終結「惡行低成本、維權高損耗」的畸形現狀。「我更想案子成為一個示範案例，能讓受害者維權、讓施暴者付出代價，而不是勸大家『算了，是他們本性壞』。」
但落地實踐中，法律威懾力嚴重不足，核心癥結在於，網暴維權的舉證、溯源、追責許可權高度集中於公權力，普通受害者個人取證難、溯源難、追責難。
對此，張建律師認為，目前網路暴力行為具有匿名性、持續性、擴散性三大典型特徵。其參与者往往人數眾多，危害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難以確定，眾多參与主體的責任劃分困難；在取證方面，被害人通常難以開展信息溯源、查明擴散路徑，容易陷入維權困境。「現行刑事自訴案件的立案標準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真正的障礙在於實踐中自訴人舉證能力不足與『行為人身份確定難』的疊加效應。」
張建律師認為，解決問題的主要辦法在於進一步激活「公安機關協助取證」制度，進一步啟動程序可操作性，細化協助取證的程序規則。同時，可以擴大自訴轉公訴的適用範圍，也就是說，對於傳播範圍廣、影響惡劣的網路暴力案件，儘可能依法主動轉入公訴程序。「在立法層面，已有委員和專家建議在侮辱、誹謗罪中增加『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刑檔次，配置『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檔法定刑，提高法律的整體威懾力。」
前述傳播學專家則給出了傳播領域的治理建議。
他認為，治理難點在於平衡流量的公共公益價值與商業經濟價值，主要依靠權威事實糾偏、多元媒體補全視角、制度監管約束三條路徑。首先是搭建官方權威闢謠與事實核查機制，由權威主體發布可信、統一的事件定論，破除碎片化謠言與片面解讀，為輿論建立事實基準；其次，可鼓勵公共媒體多元視角深度報道，依託「觀點自由市場」邏輯，允許多維度媒體介入調查與發聲，多角度還原事件全貌，補足信息盲區，消解公眾片面情緒與認知偏差；同時也應強化平台監管與制度化治理，針對純商業流量目的、未經求證、刻意放大偏頗觀點、製造對立抹黑的內容與賬號進行約束管控，通過外部監管與平台治理，斬斷「靠抹黑受害者博流量」的傳播鏈條，從源頭遏制惡意輿論擴散。
截至發稿，小泡芙的案件尚未宣判，王芳的網暴者案件仍在「核實中」，代女士的報案始終未有重大進展，桂圓媽媽張女士仍在準備上訴材料，王紫雅母親已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五組家庭，正用不同的方式在堅持，「我們就想看一看，最後的努力究竟能取得什麼樣的結果，是受害者被維護還是施暴者被縱容？」
（新黃河客戶端記者趙桂凱 剪輯：張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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