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出頭融資過億！剛登頂Nature的4個中國年輕人，全是北大、牛津學霸…
30歲出頭融資過億！剛登頂Nature的4個中國年輕人，全是北大、牛津學霸…
最近，生命科學圈被一支平均年齡只有31歲的創業團隊刷屏了。
他們研發的GeneLLM多組學大模型，接連登上國際頂級學術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和《Advanced Science》，被業界稱為「中國版生物DeepSeek」。
更讓人意外的是，這個被認為有望改變生命科學研究方式的AI大模型，既不是誕生在矽谷科技巨頭的實驗室，也不是出自哪所頂尖科研機構，而是來自一家成立僅四年的初創公司，津渡生科。
2022年，四位創始人放棄海外優渥的科研資源，選擇回國創業。短短几年間，公司融資總額已超過一億元，資本主動找上門，醫院和科研機構也紛紛尋求合作。
他們的履歷同樣惹眼。創始團隊平均年齡31歲，清一色牛津博士畢業。
沒有人選擇進大廠拿高薪，也沒有人走最穩妥的傳統科研路線，反而一起選了一條更難走的路，把多年積累的科研能力，轉化成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技術。
這四位年輕人的成長軌跡，或許正是未來最稀缺的人才畫像。他們的故事，也值得每一位正在規劃孩子教育路徑的家長靜下心來想一想。
放棄牛津的「標準答案」，他們選了一道更難的題
2022年之前，金泳成、鄧司偉、沙磊、周天堯這四位牛津博士，其實已經站在了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終點。
金泳成師從牛津大學教授Hagan Bayley。
這位導師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也是基因測序巨頭牛津納米孔（Oxford Nanopore）的創始人。
如果留在英國，憑著牛津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和導師的資源，金泳成大概率能在學術圈一路做到教授，也可能直接進入跨國葯企擔任年薪百萬的首席科學家。
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拉著牛津校友鄧司偉、沙磊、周天堯一起回國創業。
這三人的履歷同樣紮實。
鄧司偉拿到牛津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后，留在牛津知名的拉德克利夫醫學系擔任科學家，專註多疾病、多組學的整合研究，已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二十余篇。
周天堯擁有北大和牛津的雙碩士學位，曾任百度飛槳AI4S產品運營負責人，也在北大科學智能學院負責產業合作。
沙磊履歷更為亮眼。北大本碩博連讀後，赴牛津大學計算機學院擔任副研究員，期間還曾在蘋果公司任自然語言處理高級科學家，他也是小米大模型負責人羅福莉在北大的同門師兄。
圖注：津渡生科四位創始人
四個人中的任何一位，本可以選一條高薪、穩定又有光環的路。但站在AI浪潮前沿的他們，不滿足於做優秀的參与者，更想成為規則的創造者。
這場改寫人生軌跡的決定，要從牛津實驗室里的一次相遇說起。
金泳成讀博三年級時，與另外三位在牛津的華人學者組隊開展聯合科研項目。四人各展所長，硬是在實驗室里把GeneLLM大模型的雛形跑通了。
隨著ChatGPT等AI技術爆發，他們敏銳地察覺到一個現實：懂AI的人不懂生物，懂生物的人不懂AI。而能把這兩個世界連接起來的人，必定大有可為。
於是，2022年，他們成立了津渡生科，希望用自主研發的大模型和平台，拉近AI演算法與生命科學研究之間的距離。
公司的名字也頗有心思。「津」取自「牛津」，是他們求學的來處；「渡」取自「普渡眾生」，承載著希望技術能服務更多人的心愿。
金泳成後來在採訪中提到，學生時代身邊不缺誇科研做得好的聲音，但他們更在意的是，如何把科研成果變成產品，真正造福用戶。
圖說：津渡生科創始人金泳成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創業初期，困難遠比想象中多。
公司成立后的兩年多里，團隊嘗試了上百種模型方法。彼時AI浪潮席捲全球，但AI for Science仍是一個極小眾的方向，不少投資人根本聽不懂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沒有放棄：通宵搞技術，放下身段參加創業大賽，錄製央視節目，帶著PPT四處推介項目。
轉機出現在2025年。
AI for Science被列入國家重點鼓勵方向後，這條賽道才真正迎來關注。也是從這時起，津渡生科在不到一年時間里連續完成多輪融資，創下了行業內少見的速度。
圖源unsplash
紅杉中國、高特佳這類以挑剔著稱的頂級資本主動找上門，深圳南山區的戰略直投平台也拿出資金支持，公司還獲得了深圳市政府的專項資金扶持。
從四年前離開牛津實驗室，到如今站上AI生命科學的前沿，填補了國內生命科學基礎大模型的空白，他們完成了一次不算輕鬆的轉身。
他們的選擇未必適合所有家庭照搬，但這份勇氣和能力，值得每一位家長思考。
未來，孩子面對的不會再是一張有標準答案的考卷。學歷不是護身符，行業會更迭，職業會興衰，一項技能十幾年後也可能被AI替代。
真正值得培養的能力，或許是讓孩子保有探索世界的野心，在深耕的領域里發現問題，創造屬於自己的答案和價值。
圖說：津渡生科的發展歷程
名校生跨界不是偶然，是設計
四年時間，津渡生科完成過億元融資，在科研和產業兩端都做出了成績。
但這家公司真正的成功，不只是踩中了賽道，或是四位創始人都有牛津博士的標籤，更在於團隊從一開始就是高度互補的跨學科組合。
先看求學背景。
除了北大計算機博士、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工智慧教授的沙磊走的是純粹的計算機路線，其餘三人都是典型的跨學科人才。
圖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CEO金泳成，本科就讀於墨爾本大學藥理學系，三年修完全部學分后提前考入牛津讀碩博。
他選擇的生物醫學工程本身就橫跨工程、生物、醫學與計算機科學。
讀博期間，他還擔任牛津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疫情期間負責協調物資籌集，這段經歷鍛鍊出的組織和資源整合能力，後來成了創業的重要基礎。
圖源：領英
CTO鄧司偉本科就讀於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畢業時同時拿到中國藥科大學藥學學位和英國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生物化學與藥理學學位。
碩士階段，他轉向愛丁堡大學的生物信息學，這是一門用數據科學破解生命密碼的交叉學科。
到了牛津博士階段，他專註的是多疾病、多組學整合方向的研究，這本身就融合了生命科學、計算機科學與應用數學等多個領域。
圖源：中國藥科大學
COO周天堯的經歷最能體現「多元」二字。
本科在北京科技大學主修英語語言文學，打下了語言和人文思辨的底子；隨後以全班第二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國研究專業Master of Law in China Studies，拿到法學碩士。
又憑實力被牛津水科學、政策與管理專業錄取，拿到1.4萬英鎊獎學金。
從文科跨到環境科學，跨度看似很大，實際上他一直在尋找不同知識之間的連接點。
圖源：China Oxford Scholarship Fund
創業分工上，金泳成負責整體戰略與大模型研發，鄧司偉主導生物科學技術，沙磊把關AI底層演算法，周天堯統籌商業運營與產業落地。四個人的專長像拼圖一樣嚴絲合縫。
進入AI時代，很多重大問題本質上都是跨學科問題。
真正有破壞性的創新，往往來自不同領域的碰撞，這也是越來越多頂尖大學強調跨學科學習的原因。
但跨界能力不是天生的，GeneLLM也不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成果，這背後是長期主義的勝利。
圖源unsplash
從2021年他們在牛津實驗室跑通疾病檢測演算法的雛形，到2026年成果登上國際頂刊，中間花了整整五年。
而想用科技手段觸及生命科學難題的念頭，其實在更早的十幾年前就已經紮根。
金泳成就是最典型的長期主義者。
他在深圳出生長大，讀初中時，身邊同齡人沉迷遊戲，他卻對生物有著超乎常人的興趣。
他曾提到，初中時最喜歡的科目就是生物，那時候就覺得自己以後會從事相關工作。這份興趣支撐他完成了十多年的跨國學術訓練。
中間沒有捷徑，也沒有天才劇本。
一個初中生對生物的喜歡被父母好好保護了下來，才讓他在三十歲出頭就擁有了如今的戰略眼光。
其餘三人能在枯燥的科研中堅持下來，多半也是靠著這份對熱愛的長期投入。
圖源unsplash
名校的真正價值，把孩子「拎」到更高處
四位牛津歸國的創業者，也讓人重新思考名校存在的意義。
這幾年，外界對大學價值的討論普遍偏悲觀。
不少人認為，技術已經磨平了信息壁壘，孩子拿一部手機就能免費聽到全球頂尖學者的課程。花幾百萬讀名校未必划算，搞不好還要面對畢業即失業的風險。
如果只把大學當成獲取知識的場所，那它確實正在被技術削弱。
但越來越多類似津渡生科創始人的故事告訴我們，名校最大的價值從來不是課程或一紙文憑，而是「密度」。
圖源unsplash
首先是優秀人才的密度。
頂級名校聚集的都是全球最聰明、也最有野心的人。
身處這樣的環境，身邊永遠有比自己更努力的人，這種壓力會把一個人推向更高的高度，也會在無形中被同伴的思維方式影響。
金泳成四人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相遇、磨合，最終攜手攀上了同一個高峰。
其次是優質機會的密度。
名校像一塊磁鐵，會把資金、人脈和產業信息都吸附過來。
導師可能同時是企業創始人，同學可能是未來的創業夥伴或內推人脈，實驗室里的課題也可能直接對接真實的產業需求。
機會從來不是平均分佈的，它永遠集中在密度最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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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創新想法的密度。
當一群來自不同學科、卻同樣頂尖的頭腦聚在一起時，碰撞幾乎是必然的。GeneLLM正是誕生在這種高密度的跨界對話里，四人在持續交流中，找到了生命科學研究的突破口，也找到了各自人生的新方向。
19世紀的科幻小說《平面國》早就提醒過我們，環境對人的塑造遠比想象中深刻。
生活在二維世界里的人，天然無法理解「高度」的存在，甚至會把三維世界視為荒謬，直到被帶離原來的平面，站上更高維度，才會看清曾經的局限。
一所好學校的價值也是如此。
它扮演的角色，是把孩子「拎起來」，讓他們看到更多可能性。
當然，名額有限，不是所有孩子都能進北大、牛津這樣的學校，但這背後的邏輯值得每個家庭理解。
讓孩子儘可能接觸高質量的環境、不同領域的知識和優秀的人，培養發現問題、連接知識、創造價值的能力，才是每個家庭都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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