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障礙患者已達1.9億，過去30年增長近五成，30-39歲成高負擔人群
過去30多年，中國精神障礙患病人數增加了近五成，已經接近2億人。
《柳葉刀》旗下期刊近期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2023年，中國精神障礙患病人數估計達到1.912億，較1990年增長45.6%。其中，抑鬱障礙和焦慮障礙患病人數分別達到5960萬和5870萬，均接近6000萬人。
更值得關注的是，精神健康問題並非均勻分佈在不同年齡段。5—19歲、30—39歲和50—59歲，是疾病負擔相對較高的三個階段。尤其是30—39歲，同時面臨職業競爭、經濟壓力、養育子女和照顧父母等多重壓力。
這項研究由中國疾控中心、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等機構研究人員完成，基於2023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數據，對1990年至2023年中國精神障礙疾病負擔進行了系統分析。
抑鬱、焦慮患者均接近6000萬
過去30多年，中國精神障礙疾病負擔明顯增加。
研究顯示，2023年中國精神障礙年齡標化患病率約為每10萬人12706例，較1990年增長14.6%。也就是說，患病總人數的增加同時受到人口規模、人口結構變化以及疾病負擔本身上升等因素影響。
從具體疾病來看，抑鬱障礙和焦慮障礙始終是中國最普遍的兩類精神障礙。2023年，中國抑鬱障礙患病人數約5960萬，焦慮障礙約5870萬。
另一個更加明顯的變化是進食障礙。1990年至2023年，中國進食障礙年齡標化患病率由每10萬人102例上升至166例，累計增長63.4%，在各類精神障礙中增幅最為突出。
這一趨勢在年輕女性中尤其明顯。研究人員認為，這可能與數字媒體的廣泛使用，以及不切實際的體型審美觀不斷被強化有關。
性別之間的疾病結構也存在差異。女性抑鬱障礙患病率相對更高；男性則在自閉症譜系障礙、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以及行為障礙方面承擔更高的疾病負擔。
30—39歲人群，多重壓力集中疊加
從年齡來看，精神障礙負擔並不是平均分佈的。研究顯示，5—19歲、30—39歲和50—59歲，是精神障礙疾病負擔相對較高的三個年齡階段。
對於兒童和青少年，焦慮和神經發育障礙的高負擔，與競爭激烈的學習環境、家庭教育方式、農村留守兒童面臨的社會環境以及數字媒體暴露等因素有關。
進入30—39歲之後，壓力來源則明顯變化。研究人員指出，這一年齡階段的人群往往需要同時面對職業競爭和經濟壓力，又承擔著養育子女和照顧年邁父母的雙重責任。
事業、家庭、經濟和照護壓力在同一個年齡階段集中疊加，使30—39歲成為精神障礙疾病負擔相對較高的人群之一。
到了50—59歲及更高年齡階段，身體慢性疾病增加、退休前後的角色轉變、經濟不確定性，以及「空巢」帶來的孤獨和社會隔離，又成為新的風險因素。
從學生時代的學業壓力，到中年的職業、家庭和經濟壓力，再到老齡階段的疾病和社會隔離，精神健康風險幾乎貫穿整個生命周期。
香港年齡標化患病率最高，其次是甘肅
研究還發現，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精神障礙負擔存在明顯差異。
2023年，精神障礙年齡標化患病率最高的是香港，其次為甘肅、澳門和山東；遼寧、天津、北京和上海相對較低。
過去30多年，澳門、湖北、香港、西藏和寧夏的增幅較為明顯。
不過，研究人員特別提醒，地區之間的數據不能簡單理解為「哪個地方的人心理問題更多」。例如，香港和澳門等經濟較發達地區估算出的疾病負擔較高，既可能反映真實的流行病學差異，也可能與數據收集更加完整、居民就醫及報告意願更高有關。
相反，在部分地區，精神疾病的社會污名可能降低患者主動就醫、診斷和自我報告的比例，從而低估真實疾病負擔。
部分西部地區較高的疾病負擔，則可能同時與人口外流、留守老人和兒童增加，以及精神衛生醫療資源不足有關。
近2億人的精神健康問題，影響已經不止於醫療
從1990年的約1.31億人，到2023年的1.91億人，30多年間，中國精神障礙患病人數已經增加接近6000萬。
當這一問題覆蓋接近2億人，它帶來的影響也已經不只是醫療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數據提供了一個參照：僅抑鬱和焦慮，每年就導致全球約120億個工作日損失，造成約1萬億美元的生產率損失。
對於正在經歷人口老齡化、家庭規模縮小以及勞動力結構變化的中國而言，精神健康問題的持續增加，也意味著更多成本最終會由家庭、企業和公共服務體系共同承擔。
從這個角度看，精神健康正在從過去相對隱蔽的個人和家庭問題，逐漸成為影響人口質量、勞動效率和社會運行成本的一個長期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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